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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口支援政策创新
  • 摘要:“对口支援”政策,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达或实力较强的省市对经济欠发达省区实施援助的政策,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实施和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为对口支援政策的创新、完善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这要求我们找准对口支援政策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契合点,推进两者的有机衔接。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从内容和类型上完善、创新对口支援政策,实现对口支援的政策转型;加强对口支援法律制度建设,从法律层面上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口支援进行制度设计,并使之法律化,依法加以规范。
  • 知识社会学视域下的“四个全面”阐释
  • “四个全面”是新时期我党对国家、社会发展工作的顶层设计和自觉意识,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来说。深入学习领会“四个全面”思想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解析“四个全面”思想。不仅可以呈现其所承载的现代中国发展愿景与社会现实的复合关系,展现其思想内部逻辑结构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辩证法的联结方式,还可以通过反思呈现“四个全面”与中国未来发展的辩证作用,为更好把握这一思想提供助力。
  • 生态文明建设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监督
  • 近几年,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但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并不理想。奥斯特罗姆在治理公共池塘资源时构建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借鉴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围绕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监督这三个问题来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首先,需要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供给,健全公民参与的途径;其次,改进制度实施,增加可信承诺;最后,建立监督机制,解决环境冲突。
  • 基于案例复盘的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全过程应急管理研究——以青岛“11·22”爆炸事故为例
  • 青岛“11·22”爆炸事故发生以来,中央政府和青岛市政府都采取了有力举措改善城市安全网。复盘此次事件,安全生产事故源于生产,但事故灾难却成形于社会,致灾于社会与生态环境。基于“一案三制”的分析,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全过程应急管理对策应该包括以下方面:强制提高城市规划的安全域值.建立面向管理者的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管理体系,建立面向公众的城市公共安全社会支持系统。有效克服突发事件非常态下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由突发事件应对走向公共安全治理的必由之路。
  • 约纳斯责任伦理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论证
  • 约纳斯倡导的“面向自然与遥远的人类子孙后代的责任”与诺顿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是一致的,但明确拒绝“无本体论的伦理学”时尚。他考察了“是”与“应当”断裂的形而上学根基,通过目的论原则建立起完整、连续的存在之链及相应的价值链条,为人类在世界中找到了适当的位置,从而为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 亚里士多德的德治观与法治观
  • 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政治学的奠基者,他的德治观与法治观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无论是德治还是法治,在他的政治思想中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逻辑,即理性的统治。但是,作为不同的统治方式,二者又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弊端,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学说,可以看出德治与法治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德治观与法治观体现了他对理想与现实的融合,根据理想与现实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以实现人类所能实现的好生活。
  • 论以自由意志为基点的奥古斯丁法哲学思想
  • 借助自由意志,奥古斯丁以哲学的方式确立了基督教义中的“原罪”信念,找到了“罪”的合理来源。上帝赋予人类得以正当生活的自由意志,这种给予的背后实质上承载着道德责任。恶的行为背后必然彰示着人的主观意愿性,这种恶也因其背后的道德责任而演化成了罪,有罪才当“罚”。在三位一体的法哲学体系中.彰显上帝理性的永恒法。从天上到人间,通过世俗法为正义提供了可靠性的实现途径与有力的捍卫。奥古斯丁在神学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由意志的设定与论述,思辨性地回答了“罪”的来源,赋予了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以法的属性——权利和责任,“也为‘法’提供了其效力的合理性”。
  • “历史自我”与“叫哲学自我”——论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的亲近性
  • 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被称为20世纪西方哲学进程中最伟大的代表。两人的哲学思考共享着一些重要的基本主题。早期海德格尔的自我理论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自我理论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具体而言,就是在早期海德格尔看来,体验结构中的“历史自我”是更具源初性的自我,而“理论自我”则是派生的和被奠基的,它是对“历史自我”去历史化后的产物;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人的身体和心理学主体及表象主体、认识主体都不是真正的主体和自我,真正的主体是“哲学自我”“形而上学主体”,“哲学自我”不是世界的部分,而是世界的界限。海德格尔的“历史自我”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自我”共同反对意识哲学中“意识自我”的统治地位,促成了西方哲学由近代性向现代性风格的转型。
  • 法罪辩证及其超越——齐泽克论弗洛伊德的“三个神话”
  • 在精神分析学中,法罪辩证及其超越的原型体现在弗洛伊德的三个弑父神话中。借助齐泽克的解读,我们可以一层层推进对法罪关系的认识:首先,俄狄浦斯神话揭示了在父法权威及超我道德下被压抑的无意识欲望,这是法罪对立的逻辑:其次,谋杀原始父亲的神话进一步揭示弑父原罪和文明秩序的依存关系、禁忌和逾越难解的循环,这是法罪互生的逻辑;最后,谋杀摩西的神话揭示了更高层面的弑父罪恶,那是跳出逻各斯体系、反抗超我、拒绝原乐的自由意志,是齐泽克笔下的死亡驱力和恶魔之恶。而只有第三种弑父才可以推翻父法,开拓新世界,成就犹太一基督教创建之神话。
  • 开启现代心灵生态构建的审美之维
  • 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与批判已经使现代性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众多思想大师迅速集结到“现代性”的主题下,对这一攸关人类前途与命运的现象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关注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生态方面的危机,二是心灵生态方面的危机。“心灵生态”概念所强调的重点就在于关联性:人的自我的身心关联、人与社会的关联、人与自然的关联。考察现代社会心灵生态方面的危机,主要是考察这些关联性的忽视与破坏程度。作为一种非决定性的尝试,审美策略或可拟作为心灵生态危机的内在诊疗之方,即将审美策略作为一种人类自身内在的努力,借以恢复我们在现代性中被破坏了的自然本性中的完整性。
  • 《蒙古秘史》不能证明13世纪时蒙古人已改为“面向南”确定四方
  • 对《蒙古秘史》中使用的四方概念,必须区分哪些是蒙古人使用的,哪些则不是。只能根据蒙古人当时使用的四方概念来判断其确定四方的方式。《蒙古秘史》不能证明当时蒙古人已改为“面向南”确定四方.只能证明它“面向南”确定两翼。事实证明,13世纪时的蒙古人使用的仍然是根据“面向东”者的体位确定的四方概念。
  • 春秋时期晋国邦交钩沉
  • 春秋时期,晋国邦交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且各具特色。早期的邦交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并围绕着武力扩张这一核心展开。中期的邦交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广泛且因国而异;二是以尊王攘夷为核心。晚期的邦交因卿族间冲突的加剧而陷人被动,接连失去盟友的晋国在邦交中逐渐被孤立.范氏、中行氏之乱则是内外矛盾的集中爆发。至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邦交已被三晋邦交所取代。
  • 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皇位继承多样性的表现及原因
  • 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处于马其顿王朝统治的前中期,其皇位继承关系上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包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翁婿相承、女儿继承、遗孀继承等。这一特殊政治现象的出现。并非源于传统上无皇子之原因,事实上在马其顿王朝皇室统治延续的表象下,皇室血亲的皇位几次被篡夺。首先,篡位者均为军事贵族。拜占庭中期以后军事贵族的兴起及势力发展为其篡夺皇位提供了实力基础,此时期帝国军队仍保持着对皇位继承进行干预的政治传统,10世纪拜占庭军事贵族与官僚贵族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往往成为篡位活动的导火索。其次,关于篡位时机及统治合法性的获取。10世纪拜占庭帝国屡次出现的幼帝继位、摄政不稳的政治局势为野心勃勃的篡位者提供了契机,而在拜占庭早期皇位继承实践中,姻亲继承的出现为非皇室血亲承袭帝位提供了可能性及统治的合法性。
  • 孔孟“得道之乐”及其审美化意义
  • “知”“好”“乐”是由低到高的三种把握道的境界。“知”是理性上、利益上对道的认同,“好”是情感上的直接认同,此二者均与道处于对象性的分离关系中。“乐”则是与道合一时产生的心理效应.故称为“得道之乐”。“得道之乐”具有此岸性、自主性,能给人带来内心的充实、和谐和安宁,是道德行为的最终理由。它可以成为道德优化或伦理生活审美化的一种途径。
  • 文同枯木题材“诗意画”及诗学意义
  • “枯木”题材“诗意画”是北宋诗画交融之文人墨戏的重要类型,源于盛唐以来山水画中的寒林古木和松石小景,而新变于文同。他的“枯木”绘画一变唐法,描绘古木全景,以竹石点缀其间,奇古简重,意兴盎然,与其诗歌创作同一机杼,是其学养品德、志趣性情的诗意表现。文同的“枯木”绘画,下开苏轼之枯木怪石,为诗画交融的诗学思想和艺术实践拓开了新的意境空间,丰富并推动了北宋“诗意画”创作的发展。
  • “明确的被告”与被告主体审查制度构建
  • 新民事诉讼法解释中将“明确的被告”解释为“可识别的被告”.在此规定下,是否能切实解决在起诉阶段保障当事人诉权的问题,以及在送达阶段、审理阶段被告主体的程序审查标准和提供被告信息责任分担缺乏相应规定的问题,使得司法传统中依附于“明确的被告”条款的被告主体程序审查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从程序的功能目的和程序利益平衡理论出发,“明确的被告”概念界定问题可以被解析为起诉阶段、送达阶段、审理阶段三个层面被告主体程序审查的问题,这使得以前错综复杂的“明确的被告”之适用问题得以清晰呈现并逐步得出相关程序重构之方案——提出当事人信息提供责任之分担及归责原则问题.并对起诉与审理阶段被告主体程序审查标准予以分段式构建。
  • 公平感影响因素分析
  • 一般认为。处于底层的群体会形成较低的公平感。实证研究表明,虽然主观阶层及主观阶层上升度对公平感有积极的影响,但不同阶层持有不完全相同的公平观,会影响他们对公平的判断。各阶层普遍认同成就靠个人去争取,以及政府有责任去缓解社会不平等。而对于如何分配资源及脱贫主要靠个人的观点,各阶层则持有不同的看法。越认同政府能通过征税来减少贫富差距的个人,其分配公平感越高;而认为政府应该向富人征税的个人,其分配公平感较低。在分析个人与群体的公平感时,应将公平观也纳入考虑。
  • 立足民族特色 勇于开拓进取
  •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主管、内蒙古大学主办的面向高等院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综合性社科类学术期刊。创刊于1959年,初期为不定期刊物;1966年,因“文革”而被迫停刊;1972年,以《新内大》出版1973年,
  •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投稿须知
  •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主管、内蒙古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发表蒙古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新闻学、管理学、文化艺术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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