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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
  • 中国文学史书写规范在20世纪逐渐统一,但周秦汉时代存在的“公共素材”难以放入传统文学史的叙事模式之中。虽在现代文学观念主导下,周秦汉文学史的叙述却主要依存于《汉书·艺文志》奠定的传统的学术史结构。但《汉志》本身隐含着文献的变迁问题:古文献经刘向校书,由“开放性”向“闭合性”转变。战国秦汉间“公共素材”的短章形式亦在这次转变中消失。这种转变多为今人所忽视,造成了周秦汉文学史叙事中研究资料与所研究时代并不完全对应、作品与作者不完全对应、古书的材料适用时限与传统的学术史结构不完全对应等问题。因此周秦汉文学史确需“重写”,且需从文献研究开始,重建古典的文献秩序和学术史结构。
  •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 抒情下的叙事传统:《孔雀东南飞》的聚焦叙事与书写
  • 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源起于《诗经》,到了汉魏六朝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孔雀东南飞》是此时期最重要的叙事作品,其中的叙事形式与笔法深远地影响了唐朝以及之后,尤其是清朝的叙事诗传统。《孔雀东南飞》除了在诗歌主题、抒情传统以及社会文化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之外,在叙事形式,尤其是在叙事声音与观点、聚焦书写形式、系列与情节结构、人物描写上,更是展现出当时诗歌最高的叙事成就,并深远影响着后代诗歌的叙事书写传统。藉由当代西方的叙事理论,就其中的叙事声音、观点以及聚焦形式,来分析这篇作品如何在浓厚的抒情氛围之下述说故事,又如何在叙事之中传递浓郁的抒情气氛,以此来重新探索这篇叙事杰作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 《八子百选》与《唐宋文醇》隐曲关系考——兼论《唐宋八大家文钞》在东亚书面语共同化进程中的范式意义
  • 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在朝鲜、日本广为流行,朝鲜文人以之为必读的经典,熟悉者甚至可以集八大家语句为文。朝鲜正祖李称非常重视《文钞》,《八子百选》即是他对《文钞》的再选。在编选过程中,朝鲜君臣关于篇目取舍的讨论体现了对八大家古文较深入的研究和对传统经典篇目的了解。《八子百选》选文总数仅为《唐宋文醇》的五分之一,但有三分之一篇目不同于《唐宋文醇》。李稀强调自己的选文“醇之又醇”,表现了对《唐宋文醇》的纠正,这是由朝鲜传统的“小中华”意识生发出的轻视满清文化、推崇明文化的情结。这一理念客观上推动了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传布,巩固并加强了东亚共同书面语言的稳定。
  • 试论蓝鼎元《鹿洲公案》之文本性质
  • 《鹿洲公案》,原名《公案偶纪》,是蓝鼎元在狱中回忆记述知潮阳县期间审判的案例,自刊刻以来,颇受各地吏员称许,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清末,有人将《鹿洲公案》改名为《蓝公奇案》,与《包公案》、《施公案》合并为《三公奇案》印行,民国初年亦有书坊以《蓝公奇案》等名称印行。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或以风俗史料视之,或以古代法学材料视之,或以文学视之,各因所需,论述不一。其中尤有学者因为《鹿洲公案》曾以小说之名印行,于是将错就错,将《鹿洲公案》定为文言公案小说,并据以论述。有见及此,笔者乃溯源求本,考述《鹿洲公案》之成书、刊行及名目变异,如何由史人稗,评论学术界对于此书存在错误的文本认知,并参以各种研究论述资料,详加辨述,以厘清《鹿洲公案》的文本性质是史部著作,不应归属为公案小说类。
  •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
  •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 “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
  • 1925年由《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活动存在着逻辑谬误,“青年必读书”的命题涉及开列书单者的“身份”及必读书“适应范围”等问题,其背后是现代学院文化过于强势后造成的文化错位和扭曲。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重“行”轻“言”的文化立场,是对这种文化错位的反驳和批判;其对“中国书”、“外国书”貌似偏激的看法,也是建立在他独到的“行”、“言”文化观之上的。在新旧文化尚处于互相胶着的时期,新文化自身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界的混乱,出于新文化建设的考虑,鲁迅采取了较反常态的“侧击”策略。
  • 论冯至对里尔克诗学的转化
  • 冯至的《十四行集》关于生命的体验与感悟,受到里尔克的启发。以往论者多论及《十四行集》在诗歌体式、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所受里尔克的影响,较少关注接受之后的变异和转化。《十四行集》化用西方诗体,吸纳经验诗学,但审美触角扎根于本土现实和诗学传统,在诗歌体式、诗学观念和审美方式上完成对西方现代象征诗学的变异与转化,显现了中国经验和特质。
  • 西方纯诗论考论
  • 西方纯诗论可以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纯诗论是马拉美和瓦莱里的纯诗论,广义的还包括作为狭义纯诗论基础的爱伦·坡和波德莱尔的纯诗论以及瓦莱里之后的其他纯诗论。纯诗论可以从纯粹情感、纯粹观念和纯粹语言三个方面考察。广义纯诗论偏重于纯粹情感,亦即诗的审美情感,因此它与唯美论的界线不清。狭义纯诗论则在纯粹情感的基础上还具有两个特点,即纯粹观念世界的特点和纯粹语言形式的特点。纯诗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它具有评判诗歌审美价值的重要意义。
  • 论写作与自我治疗
  • 关于写作为什么具有自我治疗的作用,一般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宣泄说”得到解释。但写作不仅仅是个心理事件,它还是个语言事件,应该得到语言学的解释。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写作通过语言显现自我,而“显现”本身即建构,是一种自我的创造性生成。在此过程中,它动用的是“全生命”的经验,它将一切生命体验都编织进一个意义结构之中,因而是尼采意义上的对“此在生命”的肯定。而在这一切之上,写作向他人与世界敞开,将个人的私密性存在转化为公共的语言形式,促进了自我的社会化。这三者互相联系,是写作具有自我治疗作用的基础性原因。
  • 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本期专栏解说
  • 以今日的观念论,中国现在的“民族”与“边疆”问题大体是联系在一起的。惯常使用的缩略语“老少边穷”,即是人们印象中二者存在紧密关系的显例。不过,认真追究,这样的观念看似有着历史文化的凭借,也在先验地接受了相关概念的前提下描述了现状,实际上却大有可议。要想重新考究和恰当理解诸如此类的概念及其来龙去脉,至少应当遵循下列准则:其一,回到“无”的境界,理解没有后来集合概念、或是虽有却形同实异之时的思维及行事。
  • 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
  • “边疆民族”作为民国时期非汉人群主要指称之一,本身既体现以种族区分为实质的外来民族理论和以文野区分为主旨的本土边疆观念的奇特结合,更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批判套用、进而拒斥欧洲和苏联少数民族问题理论,实行与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概念。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旨在化异从同,实行民族融合;一般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者主张推行边教应先作民族调查,甚至用美国学者萨姆纳分析原始初民社会的“我群”与“他群”概念剖析汉族与边疆民族,客观上趋向将中国人进行民族划分。有关非汉人群称谓意涵的界定和概念的取舍,民族认同、政治立场等差异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所谓汉与非汉,以及非汉各群体之间的同异和融合,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实现存异与求同的协调。
  • 中法战争前后清廷的中越近边“区画”及其流变
  • 在中法战争前后的若干年里,清廷内部在面对中越沿边由“本是一家”到“他族逼处”的情势转换下,曾经先后提出过三种“区画”近边地区的方案。从最先的“经营北圻”,到随后的“分界保护”,再到最后的“力争瓯脱”。清廷在不同时期对三种方案在态度上的微妙差异,反映的不只是清廷上下对当时越南问题关注倾向的转移,更是对以往“守在四夷”与“保藩固圉”认知的再审视。但是其中态度的反复曲折又预示着此种认知的转换,在背后隐伏着各种难以取舍的纠结与艰难的抉择。
  •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去民族化"与发展科学
  •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表明“民族主义”在中国学术领域内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态势。一方面,他认为应当利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历史,并注意去除其“欧洲中心主义”气味及摆脱研究者自身民族意识的限制,故他在讨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时,尝试结合体质测量与有关民族认同的历史记载,兼顾“中国人”在体质与文化两方面均表现出来的“同一”与“多元”并存现象;另一方面,当他逐渐感到人种史已经深陷“民族主义”泥淖中时,为推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改变中国人对待自身文化之观念,又强调考察中国民族的历史离不开这种基于人的形体测量的人种史研究。了解这一态度对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成果的思想史意义甚为重要,它显示了在“文化特性”与“科学普适性”的双重影响下,人类学家李济为探寻中国民族发展史而建立起的独特方法论及其所处的矛盾境地。
  •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从祖师禅到生活禅
  •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品性、一种宗教理趣,反映着佛陀之创教本怀,更是汉传佛教之本质特征。祖师禅之标帜慧能揭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打通了人性与佛性、世间与出世间、世俗与神圣、生活与解脱之界隔,开出中土佛教人生化、人间化、生活化的活水源头,树立了后世人间佛教的千年道统。但因了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之约制以及其自身一些修行理念之畸重畸轻,导致后世禅宗重智轻悲的种种流弊;20世纪初叶,太虚应运振起,遥接祖师禅真脉,凸显大乘佛教慈悲精神,揭橥“人成即佛成”的人生佛教,将佛法世间化落实为圆成人格及人间净土建设,构筑了人问佛教的现代形态。然而作为禅宗末流重智轻悲流弊之反拨,后来的人间佛教推展又出现重悲轻智极端世俗化的歧变。当今,净慧力倡生活禅,以禅门探究人间佛教的修行法门,标榜以禅的生活化达成禅化的生活,从而将太虚强调的人格建设更深一步地具体化为以禅的智慧化导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在在处处;为针治“重智轻悲”和“重悲轻智”两种流弊,净慧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作为生活禅的根本宗旨,力图实现佛教解脱道与菩萨道的完美结合。人间佛教在其嬗变过程中,人间性、现实性和生活化的品质一脉相承,同时在其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又能够与时相谐,契理契机,重释佛法,不断自我调适、自我修正,引出相宜的修行法门,进而不断开出发展之新进境。
  • 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
  • 晚明西方政治哲学东渐之最主要的汉语文献,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撰写的《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王宜温和》《王政须臣》四部著作,可合称为“西学治平四书”。这四本书融汇了自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政治哲学关于政治权力之合法性来源的理论,关于三种合乎正义的政体形式及希腊哲人关于民选君主制和世袭君主制的论说,关于“议部”议政、君主应服从议部的论述,关于权力制衡和法治的学说,关于如何解决统治者畏惧民众的问题、解决贫富冲突和官民矛盾问题以及如何在税收政策中体现正义原则的理论,其中包含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契约、衡量政体形式是否合乎正义应看其是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税收应当得到人民的同意等精彩观点,颇能体现西方政治哲学“正义即和谐”的理论特色。这一切,向明清之际的中国哲人展现了一个既陌生而又极富吸引力的新的政治哲学慧境。研究“西学治平四书”等文献,既有助于深化目前的西学东渐研究,也有助于理解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新的理论创造。
  • 从宗教辩难到哲学论争——西方汉学界围绕孟子“性善”说的两场论战
  • 19世纪末的传教士汉学时代和20世纪末的专业汉学时代,汉学家们围绕《孟子》的人性论展开了两场针锋相对的论争。在第一场论争中,理雅各借道巴特勒主教的良心论来说明孟子性善论的价值,并将孟子的“性善”解释成“性向善”,但谢卫楼却抨击孟子和理雅各双双否弃了上帝恩典。第二场论争的焦点在于安乐哲的文化主义与华霭仁的共同人性论之间的分歧,而产生这种分歧的深层原因则是辩论双方对于民主和人权的不同态度。两场论争尽管表现形态各异,但论争的核心观念却高度相关,在理论脉络上可以追溯至四百多年前天主教各修会理解《孟子》人性论的不同态度。
  • 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建设——以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形成的贡献为视角
  • 对应国内学界在人权研究领域忽视或否定儒家传统的状况,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人权宣言》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在其形成中,中国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作出了贡献。中国代表张彭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对重要条款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对中国儒家传统中“仁爱”、“忠恕”以及“善政”等主张作了梳理分析,说明这些传统在当今国内及国际人权建设中具有意义。在人权建设中,我们应当认真对待中国儒家传统的合理因素。
  • 食品安全监管的加强抑或弱化——广州番禺区监管重心下移的分析 免费阅读 下载全文
  • 在持续的食品危机之下,中国为什么不是集中监管权而是进一步将监管权下放到基层?基于广州番禺试行镇街食品安全办公室的研究认为,监管权下放是中国独特的监管模式。它针对中国食品行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市场特点而设立,有利于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实现镇街的职能转变,同时可以利用地方政府间竞争来约束监管权力。然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把监管重心放在已经获得准入许可的企业上,因此,强化更高层级的政府监管已获证企业的能力,是未来监管改革的主要突破口。
  • 欧洲品牌演进研究——兼论对中国品牌的启示
  • 当今品牌管理学术研究和工商企业实践明显受美国范式的影响,但历史表明,作为商业文明的组成部分,“品牌”最早源于欧洲,欧洲有世界上最早的奢侈品品牌和工业化品牌。基于奢侈品品牌与工业化品牌融合视角,通过分析400多个源于欧洲的全球知名品牌的演进史料,提炼出影响欧洲品牌演进的四大因素(文化、关税与贸易自由化、工业化技术变革、战争),划分出欧洲品牌演进的五个阶段。研究结果对于具有同样悠久历史并正在经历工业现代化的中国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借鉴意义。
  • 基于物流投资补偿的双渠道供应链激励机制研究
  • 基于物流投资补偿,研究分析了电子商务环境下双渠道供应链中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最优策略问题,构建了Stackelberg博弈模型;同时考虑零售商进行物流系统投资以降低物流成本,以及制造商对零售商实施物流投资补偿激励的供应链模型。研究证明,补偿激励机制实现了制造商和零售商双方收益的Pareto改进,并改善了消费者福利。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总目次索引 免费阅读 下载全文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投稿须知
  •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由中国教育部主管、中山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本刊以学术质量为标准,侧重发表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优秀研究成果。竭诚欢迎国内外方家学者投稿。现将投稿须知公布如下。
  • 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徐建委)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刘青海)
    抒情下的叙事传统:《孔雀东南飞》的聚焦叙事与书写(林宗正)
    《八子百选》与《唐宋文醇》隐曲关系考——兼论《唐宋八大家文钞》在东亚书面语共同化进程中的范式意义(查屏球 滕汉洋)
    试论蓝鼎元《鹿洲公案》之文本性质(龚敏)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黄万华)
    “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周维东)
    论冯至对里尔克诗学的转化(陈希)
    西方纯诗论考论(陈本益)
    论写作与自我治疗(李俏梅)
    [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
    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本期专栏解说(桑兵)
    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概念的生成与运用(杨思机)
    中法战争前后清廷的中越近边“区画”及其流变(吴智刚)
    李济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去民族化"与发展科学(查晓英)
    人间佛教之源与脉——从祖师禅到生活禅(张平)
    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许苏民)
    从宗教辩难到哲学论争——西方汉学界围绕孟子“性善”说的两场论战(韩振华)
    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建设——以张彭春对《世界人权宣言》形成的贡献为视角(黄建武)
    食品安全监管的加强抑或弱化——广州番禺区监管重心下移的分析(刘亚平[1] 蔡宝[2])
    欧洲品牌演进研究——兼论对中国品牌的启示(王海忠[1] 王子[2])
    基于物流投资补偿的双渠道供应链激励机制研究(田宇 郑雁玲)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总目次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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