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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双重考量
  •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然而,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中需要有两种考量: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时代性和时代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才能更好地指导现实;另一方面,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问题时所出现的“变异”与多样性。对这两种考量的深入解读将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面向中国实际问题并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的形成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
  •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构建和建设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的提出、传播与认同,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也逐步得以构建和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为此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创造性重大命题在全党范围内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霸权与常识:论葛兰西对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
  • 葛兰西对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是其霸权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自发性的常识是一种"自在"的意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不同社会集团在文化领域相互博弈的产物,资产阶级维系自身霸权的秘密在于将自身的世界观普世化为民众的常识。知识分子与大众是教学相长的关系,只有将实践哲学和民众的自发哲学结合起来,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去传播真理,才能真正建立无产阶级霸权。葛兰西的常识意识形态批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路向,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
  • 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及法治化路径
  •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其基础在基层,重点和难点也在基层。在社会深刻转型变迁的大背景下,当前基层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基层治理实践与法律制度安排的偏离。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根本路径是法治化,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着力点是坚持党的领导、群众自治和依法治理的有机统一,坚持基层法治型党组织、基层法治政府、基层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立法,加强基层法治文化建设。
  • 有限且有效政府的关键要素和驱动引擎探论
  • 在治理实践中,全能主义政府的弊端在于政府角色定位的偏颇导致治理对象灵动性的丧失,政府治理权限的无限扩张导致治理中的乱政行为,政府治理职能的无边界导致政府部门庞大臃肿,腐败现象不断,政府治理行为的无所不能导致社会治理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而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破解全能主义政府,把握构建有限且有效的政府的关键要素,即政府角色定位合理、政府治理权限科学、政府治理行为合法、政府治理效率提高。为此必须做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真正做到简政放权;推动从管理到治理,实现国家治理模式转变;加快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实现政府职能的现代转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政治生态文化视阈下农村“小官大贪”及其治理
  • 近年来,在我国农村,"小官大贪"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政治生态文化诱因是小官大贪的症结所在。腐败型政治生态文化促使农村基层干部产生腐败行为并呈现裂变式扩散,催生非正式群体,败坏村风,引发干群信任危机。而长期的血缘宗族观、权威崇拜、人情、礼治等传统政治文化的遗存以及权力寻租倾向、潜规则、腐败有理观等转型期腐败文化是当前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深层文化诱因。农村腐败型政治生态文化已经对政治环境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良性政治生态文化需要被重构,以有利于政治生态发展的新文化取代旧文化,对政治系统的有效运行形成保障。这需要通过监督制度建设、村民监督意识和能力建设挤压腐败文化的生存空间,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契约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培养构建更加健康的政治生态文化。
  • 试论“施利芬计划”失败的原因
  • "施利芬计划"是德军前总参谋长施利芬最早提出、经小毛奇修改并据以指导一战初期德军作战的计划。"施利芬计划"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施利芬计划"制订阶段存在的缺乏预见、僵硬呆板等先天不足埋下了失败的隐患;小毛奇对"施利芬计划"中兵力配置的大幅调整严重削弱了右翼,从而使德军缺乏实现计划的强大实力和有效手段;"施利芬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失误及错误指挥最终葬送了该计划。
  • 再谈美国人权外交的背景、实践及评价(1977~1981)
  • 卡特主政美国时,对外极力提倡和推行人权外交政策。这是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当局深信人权问题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既是自身道德与理想外交传统的自然延伸,又是对内外诸种压力与挑战所做出的现实性、能动性反应。在贯彻与落实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地区或政治体制的人权外交对象,依据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当局采取主动灵活性的政策与举措,而不是搞僵硬的"一刀切"。在总体上不太成功的大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和意义上切实唤醒了人权状况恶劣国家的民众的人权意识,缓解了人权遭受严重践踏的程度,而且对此后美国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影响深远。
  •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态势及中国应对
  • 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呈现出新态势。为应对诸多挑战,奥巴马政府积极构建双边与多边交织互补的新型军事合作体系。为了增加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和经济联系,奥巴马政府对这些国家的实用主义外交明显增多,而价值观外交有所下降。在对华政策上,奥巴马政府继续推行"两面下注"做法,但"遏制"和"接触"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所拓展。东亚"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二元格局为中国反制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创设了较大空间,中国需要与特定国家构建"强化型合作安全"以取得对美战略平衡,通过"一路一带"建设削弱"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效能,积极发展与泰国、韩国等美国盟友的关系以影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 从日本新安保法看中美日的亚太博弈
  • 2015年9月日本通过的新安保法是日本由战后的"专守防卫"向"主动进攻"前进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美日同盟关系升级的标志。此法案的通过是日本国家正常化需要的内因和美国重返亚太的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日本新安保法的通过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加剧了地区大国博弈。面对复杂局势,中国应对日本冷静分析、对美国求同存异、对周边国家积极修好,以趋利避害,赢得发展空间。
  • 自白任意性规则本土化建构探析
  • 自白任意性规则作为非任意自白的排除规则,在证据规则中有着重要的价值。我国自白任意性规则的发展在立法上存有缺陷,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更是被长期忽视。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本土化建构应以作为底层的思想理念为基石,包括正当程序理念、无罪推定原则和刑事司法文明化。其表层的制度构建应结合当前的司法改革背景,从保障自白的任意性及排除非任意性自白两个方面出发,分别建构预防性措施和保障性措施。
  • 论死刑量刑程序独立化之进路
  • 在现在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仍将是我国基本的死刑政策。为了更好地贯彻该刑事政策,死刑案件的审判应当实现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从而保障定罪准确与量刑适当;死刑量刑证明规则不仅是诉讼顺利进行的保障,同时还应实现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察和评估,以实现量刑的个别化与死刑适用的有限性。
  • 贿赂犯罪的立法预防机制构想
  • 贿赂犯罪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对象,立法预防贿赂犯罪是司法预防、一般预防、特殊预防的基础,《刑法修正案(九)》提供了改进立法预防的契机。应围绕受贿罪的独立处罚模式及改进、性贿赂的入罪化、单纯受贿行为的入罪化、廉政账户的法治规范化等展开受贿犯罪的立法完善;应围绕"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改良、"给予"扩大到"提议给予、许诺给予或给予"、"感情投资行为"的适当入罪等展开行贿犯罪的立法完善。
  • 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 家庭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出资形式兼具维护农民生存的社会保障功能,由此引起相关法律对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行为的种种限制。目前以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存在的诸多制度障碍亟待立法回应,需要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化解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债务风险,开放投资主体和资产信用以维护债权人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以保护农民股东的利益。
  •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制度设计构想
  • 转板制度有利于增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机联系,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已初步具备引入转板制度的法律制度条件。转板制度设计应坚持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程序简化与投资利益保护相结合、差异化与一致性相结合原则。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制度设计,主要包括转板的监管、转板的条件、转板的程序设计等内容。
  •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 公允价值计量重新引入我国已经八年了,其应用的经济后果如何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以投资性房地产为研究视角,首先介绍了公允价值在投资性房地产中的应用情况,其次从准则导向、估值技术以及会计核算三个方面分析公允价值计量在投资性房地产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投资性房地产如何有效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建议,便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我国有更长远的发展。
  • 河南文化产业集聚的基本特点、实践模式与政策建议
  • 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从发展现状来看,当前河南文化产业集呈现出地域特色的鲜明性、投资主体的民间性、产业发展的有效性等基本特点,并在实践中资源转化型、传统工艺传承型、文化产业园区带动型等三种实践模式。加快推进河南文化产业集聚发展,应当坚持全面规划、重点推进、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构建发挥优势、一区多点、联动互补的发展布局,采取统揽全局、明晰定位、注重培育等多层面得力举措。
  • “人的城镇化”理论的建构与创新研究
  • 人的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我国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体现在价值取向上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以及人与自然间的和谐;体现在具体内容上则更加关注人的个体素质提升、人在城市中的社会融入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促进资源获得的公平性。作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方向,人的城镇化目标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通过公平制度的设计、和谐社会环境的营造以及个体素质的提升等多层面的合力来构建。
  • 单位宏观利益固化与微观利益分化的突破分析
  • 单位利益格局表征的是不同单位主体在利益分配方面的处境和地位。市场化改革为单位利益固化提供了体制基础,行业管制创造了大量经济租金,直接地表现为基于自身的再分配收益,同时伴随着单位内部利益主体由一元到多元、利益来源由单一到多样、利益差别由微小到显著、利益关系由简单到复杂、利益矛盾由隐性到显性。打破单位利益固化格局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束缚、提高政策执行过程的透明度、构建有效政府、保障审查规则的公平性;同时要加强信念教育,科学制定工作思路、政策措施、激励约束措施,拓宽单位选人用人视野,健全教育、制度与监督并重的预防体系,实行严格问责,健全职责体系,形成科学的内部治理机制。
  • 新休谟及其实在论的因果观
  • 新休谟是当代西方学术界重新理解休谟因果观的产物。新休谟反对老休谟的传统观点,主张休谟是一个因果实在论者。新休谟认为,休谟一方面肯定存在于外部世界中的因果力量,另一方面又否认我们能够在观念上把握它。虽然新休谟并没有取代老休谟,成为完全令人信服的休谟因果观解释,但新休谟的研究和探索开启了休谟因果问题研究的新方向,促进了休谟哲学的研究。
  • 面向后现代的生态价值转型
  •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从反思和超越工业文明迈向后现代文明,即既继承和保留工业文明以来的人类活动成果,又不拘泥于以科学资本和工业资本为核心的价值藩篱,从反思和超越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催生开放包容的价值主体的全面生成,这种全新的价值主体不再是被特定需要所驱动的狭隘利益主体,而是兼顾自利性的内在价值、利他性的工具价值、互利性的系统价值的和谐共生的价值共同体。与这种全面价值主体的生成过程相伴随,将实现面向后现代的生态价值转型。
  • 略论“伦理能力”:意涵、问题与培育
  • 伦理能力指主体在实践境域中认知、认同并践行伦理同一性之能力,是道德主体性的重要表征。伦理能力日渐退隐之中国表征是:政治领域官员与群众之于权力及权利的伦理认知缺失,经济领域市场主体物化,文化领域价值多元、多样及多变,公共领域社会公德沦丧。其成因在于传统人伦终结、现实境域不公、法治精神式微及公共舆论缺失。主体伦理能力养育必须基于家庭、社会、国家诸实体的伦理场域建设。
  • 论东魏北齐定都邺城的地理因素
  • 华北南部的漳河流域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为邺城一带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积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在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政治背景下,西魏、北周占据了古都长安,北魏的都城洛阳成了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对峙的前沿地带。相比而言,邺城基本处于东魏、北齐的疆域中心,符合古代建都的一般原则:居天下之中的区位原则、堪舆学的风水相宜原则、山川险固的国都安全原则、掌控全国的天下襟喉原则。同时又具备农业生产水土、气候条件和工商业繁荣的自然资源等经济地理因素。自商朝以后,邺城曾数次成为分裂割据背景下北方政治、军事中心,袁绍、曹操据此地以争天下,后赵、前燕先后于此地建都立国,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地理因素。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深厚人文地理环境,共同构成了东魏、北齐定都邺城的地理因素。
  • 北宋的奢靡之风及其治理
  •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吏治的宽容,加上社会趋从心理的推动,奢靡之风在北宋初期即露出端倪,中后期开始兴起,到了北宋后期,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而不可遏制。奢靡之风表现在服饰、建筑、乘舆、宴饮、公务接待等诸多方面,引起了最高统治者的警觉并屡下禁令予以矫治,但并未得以根治,这亦成为北宋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 宋代救济鳏寡独老的方式及其演变
  • 北宋初年,宋廷对鳏寡独老的救济以赏赐为主,辅以季节性救助。宋英宗朝前,京师虽建有福田院,但收容人数极少。其后,宋廷在坚持冬季施以粮米的同时,扩大福田院收养人数,敕令地方建立救助机构,明确规定救济费用来源及救济标准。至宋徽宗朝,集中收养成为救济鳏寡独老的主要方式。南渡后,宋政府恢复、重建居养机构,继续沿用集中收养的方式救助鳏寡独老。在宋代救济鳏寡独老方式的转变中,孟学的崛起与土地制度的变迁是两大重要推动因素。
  • 明清北方士绅群体的兴起与宗族的构建
  • 明朝中后期以来,随着学校、书院等教育文化设施的发展,北方地区文风得以兴盛,逐渐涌现出以大儒孙奇逢为首的士绅群体。他们成为维护地方社会礼仪秩序的中坚力量。而在北方士绅群体不断崛起的过程中,受孙奇逢宗族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当地的士绅群体也不断地进行着本宗族的构建与完善。
  •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及其社会原因
  •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频繁,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影响社会稳定。究其原因,除了受卫河所处地理位置、河道特点、季风气候及漳河的迁徙不定、不断入侵等自然因素影响外,更与当时的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如堤防被人为破坏;河流滩地被居民垦种;不合理的隄防工程影响;太行山区的过度开垦;河道管理上的条块分割以及政府的渎职、官吏的腐败,这些因素无一不包含有人类活动的影子,尤其是嘉道以后更为明显。故可以这么说,社会因素是造成卫河流域水灾频发的主因,即所谓"人事"重于"金穰木饥",这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研究这些社会因素,对今天河流生态环境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语图互文修辞的理论基础及其策略
  • "互文"作为修辞学术语表明了"语图互文"这一概念所内含的修辞学视角。语言在古典修辞学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这些修辞思想中却始终伴随着图像的幽灵。无论是中国修辞的"言象意"传统,还是西方的艺格敷词概念都存在着对于图像的修辞学关照。在当前的图像化时代,符号学的观念要求建立超越语言的修辞学研究,图像的符号学发现则昭示了图像表意的修辞可能性。语言修辞和图像修辞的结合共同结构了语图互文的修辞学维度,作为一种跨越符号媒介的转换,这种转换所带来的表意差异塑造了语图互文独特的修辞策略。
  • 皮尔士、索绪尔与符号学的元理论
  • 符号学家们一般将索绪尔和皮尔士作为他们的元理论家。然而,尽管语言学家索绪尔和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士,通过他们的符号研究确实为符号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毕竟分属于不具可通约性的两个理论体系,他们各自的符号关系所处的时空范畴是不同的。皮尔士关注的是符号在任意的个体中、偶然性地形成中的历时性过程;索绪尔关注的则是符号在一定社会群体中,必然性的共时性关系。所以,在索绪尔和皮尔士之间做直接的类比是不可能的,符号学的元理论研究要超越索绪尔和皮尔士符号理论之间的差异性,在其产生的哲学渊源中去发现他们共同的理论统一性。
  • 中原文化在唐代科场诗赋中的体现
  • 中原文化在唐代科场诗赋中有着较为明显的表现。道家文化出现在诗赋中不仅与李唐尊奉老子为远祖有关,还与道家文化中所蕴含的政治智慧以及君主本人好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根,河图洛书具有标志性意义,以之为题一来表明对文化英雄的礼赞,二来表明对儒家文化的奉行,最后更是渴望取法圣人化成天下的智慧。金谷园作为历史盛衰的文化符号,带给人们更多的是对历史悲剧的慨叹和对历史教训的警醒。
  • 戴名世以古文论为时文论的批评特色
  • 戴名世被称为桐城四祖之首,对于桐城派文论有导夫先路的意义。虽然对八股文本身评价不高,但他却以教习八股文传名于世,因此,对于时文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首先,他提出由时文而学问的观念;其次阐述了道法辞相合、清气神为一的思想;第三提出八股文写作,要做到文成而法立,追求自然之美,独得于心,不入窠臼,自成一家。他的这些观念都鲜明地体现了以古文论为时文论的批评特色,在清初八股文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 对“革命历史”的“迎合”与“游离”——以师陀《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的创作转变为例
  • 师陀的长篇小说《历史无情》是由他的短篇小说《三个小人物》改编而成的。由之前的写"人物"写"风景",到建国后的写"任务"写"运动",《历史无情》在师陀的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彰显出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书写"的努力过程。小说中出色的小人物描写,日常化的叙事方式,浓厚的生活化气息,实在是京派叙事话语在20世纪50年代闪现的最后一抹霞光。
  • 格子网图案:巨大而神秘的文化象征——对周大新长篇小说《第二十幕》的一种解读
  • 格子网图案在长篇小说《第二十幕》中的独特创造,让周大新这部凝聚了新时期文坛史诗精神和天下情怀的扛鼎之作,在厚重的现实主义艺术土壤中,开放出象征主义的灵性之花,蕴含着巨大而神秘的文化象征。格子网图案作为解读作品的钥匙和途径,一是通过书中各色人物对于人生世相、生存命运的理解,突出了一种人生哲理解读;二是连缀社会政治时局的风云变幻,观察世事演变的神秘预言和征兆,彰显出一种社会命运解读;三是在丰厚的南阳地域乡土中发掘玄妙神秘的文化符号,传达出一种历史文化的解读。有形无形的符号释义,有解无解的喻意解读,带来其文学书写的巨大张力和审美意蕴。
  • 试论“藤井鲁迅”中的文学时空
  • 藤井省三的比较研究极为清晰地贯穿了一种方法论特征,他是通过一个宏观的时空尺度而深入到作品内部中去的。通过对藤井省三鲁迅研究"主题"与"人物"、文学环境、城市体验及情感立场的考察发现,他试图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亚文化系统置于其考察范围之中,并逐渐发展成一种自觉的时空意识。这种"文学社会背景的研究方法",不仅进行了涵盖单独国家或地域之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读者层等要素的分析,还从"近代化"思想的角度对不同作家及文学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
  • 论中西文学视野中的人文精神及其关联
  • 人文精神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主题。人文精神在西方古代、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不同文学发展阶段展现了不同的风貌,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从20世纪初到今天,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既受到了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诸多影响,也与它们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在新的形势下,研究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及内在关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基于整体和平面的隐喻:“N_抽+上”的认知语义分析
  • 现代汉语的"抽象名词+上"(N抽+上)结构是一种实体隐喻形式,它把抽象的性质、状态、知识、思想、情感等看作某个整体中的一个平面在认知上加以凸显,其"平面"语义与"具体名词+上"(N具+上)结构表达的实体表面义密切相关,"N抽+上"的语义反映了人们认知时采用的"基体-侧面"的识解方式。
  • 王志刚陶艺作品
  •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双重考量(牛先锋;刘雅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叙事的形成与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程伟)
    霸权与常识:论葛兰西对常识的意识形态批判(李永虎)
    基层治理的现实困境及法治化路径(李占宾)
    [政治学研究]
    有限且有效政府的关键要素和驱动引擎探论(王国胜;宫奕璐)
    政治生态文化视阈下农村“小官大贪”及其治理(侯方)
    [国际关系研究]
    试论“施利芬计划”失败的原因(赵文亮;敬敏)
    再谈美国人权外交的背景、实践及评价(1977~1981)(杨建国)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态势及中国应对(娄伟)
    从日本新安保法看中美日的亚太博弈(毛倩)
    [法学研究]
    自白任意性规则本土化建构探析(范再峰)
    论死刑量刑程序独立化之进路(王喆)
    贿赂犯罪的立法预防机制构想(周新萍;郑雨舟)
    家庭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律冲突与协调(赵宁)
    [经济学研究]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制度设计构想(杜小伟)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杨建红)
    河南文化产业集聚的基本特点、实践模式与政策建议(张锦)
    [公共政策与社会管理研究]
    “人的城镇化”理论的建构与创新研究(毛哲山)
    单位宏观利益固化与微观利益分化的突破分析(陈宝杰)
    [哲学研究]
    新休谟及其实在论的因果观(铁省林)
    面向后现代的生态价值转型(崔永和)
    略论“伦理能力”:意涵、问题与培育(卞桂平)
    [历史学研究]
    论东魏北齐定都邺城的地理因素(乔凤岐)
    北宋的奢靡之风及其治理(何欣峰)
    宋代救济鳏寡独老的方式及其演变(马晓燕)
    明清北方士绅群体的兴起与宗族的构建(申红星)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及其社会原因(孟祥晓)
    [符号学研究]
    语图互文修辞的理论基础及其策略(段德宁)
    皮尔士、索绪尔与符号学的元理论(尹德辉)
    [语言文学研究]
    中原文化在唐代科场诗赋中的体现(王士祥)
    戴名世以古文论为时文论的批评特色(陈水云)
    对“革命历史”的“迎合”与“游离”——以师陀《三个小人物》到《历史无情》的创作转变为例(张东旭)
    格子网图案:巨大而神秘的文化象征——对周大新长篇小说《第二十幕》的一种解读(樊洛平)
    试论“藤井鲁迅”中的文学时空(于珊珊)
    论中西文学视野中的人文精神及其关联(于桢桢)
    基于整体和平面的隐喻:“N_抽+上”的认知语义分析(曹爽)
    王志刚陶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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