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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善劳动保障法律制度研讨会综述
  • 2003年11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完善劳动保障法律制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 公司三大资本制模式之比较及我国公司资本制的定位
  • 公司资本制度模式的选择过程,实则是不同公司立法理念的交锋过程,是认知公司法功能的过程。现代商业社会的运营,内在地渴求一种多赢的结果与多元化选择的空间。这种需求反映在公司资本制模式的功能定位上,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公司资本制是以股东利益为主导并致力于融资机动化,抑或以债权人利益为主导兼顾筹资机动性。本文试图比较三大资本制模式对股东、公司、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影响,并反思在全球化经济竞争形式下我国公司资本制模式的选择。
  • 公司资本制度:设计理念与功能的变革——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观念的转变与路径选择
  • 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立法的基石,并贯穿于公司设立、运营和终止的全过程。从世界范围审视,由法定资本制度到授权资本制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资本制度演进的轨迹,不仅是关于资本法律规范宽严程度的不同,而且是一场涉及资本制度理念和设计功能的深刻变革。
  • “资本维持原则”的发展趋势
  • 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奉行“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不变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然而,从德国的商法典、股份法到日本商法典,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都没有一个条文明确表述为“资本三原则”。显然,“资本三原则”是德国学者对公司法相关规则的抽象概括,并为人们沿用下来的。该原则自提出以来,公司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可能完全在原有意义上保持下来。但其中将资本和财产统一把握的“资本维持原则”,却在制度不断革新的背景下基本维持了原意,即强调公司至少须经常维持相当于资本额之财产,以具体财产充实抽象资本。如此,公司债权人就可以在与公司交易中得到最低限度的担保,从而实现对其利益的保护。本文试围绕“资本维持原则”的发展进行讨论。
  • 法定最低资本额制度与公司资本充实
  • 众所周知,公司资本对公司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是公司成立的基础,也是公司得以存续和正常运转的基本物质条件。营利性公司总是为一定目的之事业而设立,而若实现公司目的,离开资本便不可能。其次,公司作为资本企业,资本信用就是公司的生存之本。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是以其自有资本对外承担责任的。只有公司资本(确切地说,应该是公司净资产)才是公司债务的担保。
  • 论我国公司出资制度的完善
  • 公司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出资制度则是公司资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资者以其出资的所有权为代价,换取对公司资本的收益权、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和对管理者的选择权等股东权利。出资者一旦出资,其所付出的资本便在公司成立后不能抽回。否则,公司便成了运转的一具空壳。出资者的出资是公司资本形成的基础,公司随后的一切行为都因此而派生。因此,出资者的出资是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基础,是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保障,在公司资本制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笔者试图在对各国公司出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完善我国公司出资制度的主要措施。
  • 我国无形资产出资立法的反思与完善——无形资产出资的法与经济学分析
  •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法律的宗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我国现行公司资本法律制度未能减少双方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反而增加了双方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必要运用法与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反思我国公司的无形资产出资制度,完善我国的无形资产出资立法。
  • 日本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立法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 在1950年《日本公司法》修改之前,日本也曾一度采用了“法定资本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面临着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问题。由于传统的“法定资本制”在资金的筹措、运营等方面不能满足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需求,1950年《日本公司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创设了“折中授权资本制”。之后,日本政府又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为公司的资金筹措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 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权利救济的现代性话语
  • 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是权利救济的两种基本历史形态,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只有把它们放置到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中才能体察。当判断权、要求权和执行权被归于国家。而且判断权还被赋予给同样作为第三者的专家系统时,就出现了权利救济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的权利救济没有使权利救济的历史结构发生转型,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公力救济的运行机制。
  • 在文本与现实之间:关于“五四宪法”的回顾与反思
  • 作为一个历史文本,“五四宪法”展示了现代宪法之理念及理想,其内在体系具有逻辑自洽性和价值合理性,然而作为一个制度实体,“五四宪法”的外在运行却遭遇无以化解的困境。“五四宪法”遭遇困境之根源在于宪法认同之缺失与宪法权威之缺位。鉴于宪法之为权威所凭借的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未被习识和采信,以宪法为最高权威之法治未能成就,在宪法文本和社会现实之间于是出现断裂。“八二宪法”秉承“五四宪法”的价值理念,因而“五四宪法”的历史境遇对当代宪政建设仍具有启示意义。
  • 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行政紧急权力与宪政的关系模式
  • 绝对主义模式主张,宪法秩序是统一和完整的,在紧急状态下,除了宪法明确规定的特别权力外,行政机关没有其他处理危机的紧急权力。批评者指出该模式过于理想,将损害公众对法治的信仰。相对主义模式则主张,在紧急状态下,国家既存的法律体系可能无法应对,行政机关必须拥有强大的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但不能对现存法律体系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批评者认为该模式缺乏原则,是在为行政机关行使紧急权力辩护。自由主义模式公开宣称需要没有法律,通过事后向公众说明理由的方式,由公众来决定公共官员的超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批评者认为该模式将会导致专制和全权主义。
  • 论行政证据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 行政证据是行政程序中具有法定形式、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经行政主体查证属实的一切事实,行政诉讼证据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来源、属性、程序、效力及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规定,既是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行政行为证据合法性的依据,同时也是建立行政证据规则的依据。而且,还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行政程序中的“谁主张,谁举证”规则、证据调查和取证的期限规则以及案卷排他性规则。
  • 我国刑法中的属人原则
  • 世界各国对刑法中属人原则的运用都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可以分为无条件适用本国刑法和有条件适用本国刑法两种情况。我国《刑法》第7条应适用于一切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在各特别行政区犯罪不应视为在我国领域外犯罪;我国非内地居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应根据“三重犯罪原则”适用全国性刑法。
  • 紧急状态下经济安全法律问题研究
  • 紧急状态向经济领域延伸,就会导致经济的不安全。为此,保障经济安全就成为必要。紧急状态下经济安全保障的宏观目标是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国民经济运行系统具有的再生再发能力以及社会的基本稳定,微观目标是物价安全、货币安全、产权安全和物资供应安全;紧急状态下保障经济安全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分权原则、时效原则、比例原则和合法原则等,权力措施主要有价格管制、控购措施、税收及相关费用减免措施、动用财政准备金等,基本程序主要包括确认和宣告程序、应急程序以及救济程序等。
  • 试论我国行业管理法的地位与体系
  • 行业管理法在经济法部门中的地位,既不属于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而形成的宏观调控法,亦不属于国家从微观上规制市场而形成的市场规制法,而应当属于调整中观管理关系的中观经济法。从其内部结构来看,行业管理法可作行业管理基本法、行业管理部门规章制度和行业协会的自治性规范等划分。作为中观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管理法与隶属于宏观调控法的国家产业政策法是既相互独立又一脉相承的法律制度体系。两者相互衔接,相互依存,共同承担着调整国家产业关系的重任。
  • 论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扩张
  • 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传统法律关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型案件,新生的宪法性权益纠纷和大量单位内部纠纷被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保护实体权利,是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范围扩张的目的,诉权理论及当事人理论是这一现象的程序论基础。为适应受理民事案件范围扩张的需要,必须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 论奸淫幼女罪与非罪的界限
  • 关于奸淫幼女行为构成犯罪是否要求“明知”被害人为“幼女”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长期争议不下。若根据社会危害性之有无及程度的不同、区分是否采用强制性手段、对主观要件作不同要求,则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直接适用《刑法》第236条第1款关于强奸的规定,对被害人的年龄不要求“明知”;而在非强力奸淫幼女的场合,对于被害人的年龄则要求“明知”,但对于“明知”应理解为“确知”或“推定明知”。
  • 人身损害赔偿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 人身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从而造成伤残、死亡以及精神痛苦等后果,受害人或其近亲属有权要求加害人以财产赔偿之方式赔偿其损害的一种法律救济制度。其主体范围包括赔偿权利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客体范围即人身损害应直接赔偿的财产范围。人身损害赔偿多是金钱赔偿,对小额赔偿、非终身赔偿应采用一次性终身赔偿,对大额特别是终身赔偿应采用多次(终身)赔偿即定期金赔偿。
  • 中国近代民商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 在中国古代,既没有独立的民法部门,也没有独立的民法学科。近代,随着民法的传入,西方民法学也开始进入中国。民法的著作、教材、资料汇编和民商法教学都有初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法学者和民商法学研究成果。经过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中国近代民商法学的框架体系已经确立,民商法学的风格也已经形成。但由于民法典及各单行民商法律颁行时间不长,学术研究总体上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各领域的深入挖掘、研究还不够。
  • 我国学界对恐怖主义犯罪定义研究的综述
  • 我国学界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9·11”事件后明显增多。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试图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概念给出定义,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主体、目的、手段、对象四个方面的内容,只不过,不同的定义对这四个方面的取舍、强调、理解和表述存在差异。这表明目前我国学界并没有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达成共识。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典研究所学术活动年度纪事
  • 《法商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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