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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证券公司融资制度创新的法律思考
  • 在中国资本市场整体制度快速演进的背景下,证券公司融资制度的创新步伐却停滞不前,融资难已成为制约广大券商发展的重要瓶颈。要打造证券业内的“航母”,解决融资渠道的短缺问题刻不容缓。这就需要我们修订和完善现行证券公司融资的法律法规,以拓宽证券公司多方融资渠道,为券商创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宽松的发展环境。
  • 入世后中国版权国际化的战略调整
  • 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版权国际化模式:一种是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积极倡导型,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被动移植型。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入世后应当审时度势,逐步化被动为主动,力争在版权国际化进程中的发言权,并参照本国国情制定适当的版权保护标准,合理处理作品创作者与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 国际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
  •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应当依据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来处理经济发展与其他社会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应鼓励国际经济法的各种主体通力合作,采取适当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和法律运作机制来防止污染问题和人权状况恶化等问题。国际经济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遵循国家的经济和环境主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合理调控原则、共同而有差别的责任原则等一系列原则,并积极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实践。
  • 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
  • 为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需要设计比较妥当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对案例的实证考察,目前的滥用职权标准并非像主流学说所认为的能成为评价行政裁量的重要标准,其症结在于将平常意义的滥用职权与主观过错相勾连。行政诉讼法应予修正并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主要审查行政裁量是否明显与立法目的和精神、基本法治原则、习惯法、一般公平正义观念或常人理性相悖,而不是追究主观过错。
  • 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
  • 行政程序具有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之分。正当行政程序的传统判断模式为:绝对工具主义模式、相对工具主义模式、经济效益主义模式、程序本位主义模式和利益衡量模式。这五种模式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整合模式应当成为现代正当行政程序的判断模式。其基本内容是:程序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辩证统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辩证统一;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辩证统一;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其中实现最低限度的公正是该模式的关键。
  • 刑罚目的层次性辩说——兼论刑罚的最终目的
  • 我国刑罚目的不仅具有层次性,而且是层次性的统一。保护法益是刑罚的最终目的,也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终目标。保护法益是刑罚永恒的价值追求,在刑法学中以“法益”替代“社会关系”的概念是合理的。刑罚保护法益目的的确立不仅具有理论基础,而且在我国也具有立法依据。
  • 司法鉴定科学性之反思
  •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司法鉴定活动与真正的科学活动相比有不同的目的且受到诉讼程序的制约,科学家与鉴定人的工作方式存在重大差异,司法鉴定科学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在知识特性上不同,因此,司法鉴定结论具有明显的或然性;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由于司法鉴定在鉴定方法本身、鉴定结论科学性的保障机制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无疑也消减了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应当重新评价鉴定结论在诉讼证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抛弃科学至上的幻想。
  • 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人格权立法
  • 在人格权的基本理论上存在一元论与多元论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模式。一元论认为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人格权,它以概括的统一的人格利益为客体;多元论认为存在一系列具体的人格权,它们以具体的典型的人格利益为客体。一元论在实现概括保护人格利益的同时,导致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以及过于依赖司法个案判断。多元论能够在克服这些缺陷的同时,借助于民法其他制度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中国的人格权立法应该采用多元理论模式。在民法典中采用多元理论模式的人格权立法时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比较合适。
  • 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之批判
  • 性别平等的公理性缘于人类平等的普遍性,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特性”的“人的本性”就是性别平等的“最终根据”。至于如何实现性别平等,女权主义存在同一平等理论与差异平等理论的争论。而无论是同一平等抑或是差异平等,都是通过赋予妇女法律权利的方法。这种法律方法由于不能改变传统法律的结构性环境,从而不能使性别平等的法律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实现。因此,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必须是重新审视而不是回避传统法律上关于性别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结构。
  • 论社会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再思考
  • 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这一模式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革命。托克维尔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这一变化,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构想并在西方社会被赋予广泛的宪政实践。但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在我国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就我国现行宪政体制而言,可以从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陪审制度、新闻监督制度等方面建构和完善我国社会制约权力制度。
  • 刑法中的危险及其判断——从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区别出发
  • 未遂犯与不能犯、迷信犯的差别不在于行为人主观人格上的危险或者犯罪计划是否危险,而在于该行为自身是否具有导致发生结果的现实危险。这种现实危险是客观的,只能从行为后所查明的行为时所具有的事实,以行为时为标准,从科学的、一般人的立场来加以判断。
  • 论刑法中的实行行为
  • 实行行为既具有行为的一般特性即“行为性”,又具有区别于刑法上其他行为的“实行性”。实行行为与犯罪行为、危害行为和构成行为的关系为:行为=危害行为+非危害行为,危害行为=一般危害行为+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构成行为或犯罪行为),犯罪行为=总则规定的犯罪行为(非实行行为)+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实行行为)。实行行为除具有行为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严格的刑法分则规定性、完成犯罪的必需性、相对性等法律特征。
  • 论民事审限制度
  • 在以公正和效率为主题的司法改革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定位我国的民事审限制度十分必要。一味追求快速审结案件绝非设置民事审限制度的目的。民事审限制度应以规范裁判权力和实现司法效益为其正义性的直接源泉和终极源泉;以保护权利、效率和制约权力为基本价值;以实现当事人对程序公开性和参与性的要求、对司法权力的信任程度及法官素质为现实基础。以此为据,民事审限制度应当更新观念并从该制度的各要素上予以完善。
  • 投稿须知
  • 德国著作权法中的私人复制与反复制问题
  • 德国2003年9月生效的新著作权法仍然确认了“私人复制权”,但同时又首次规定了著作权人进行反复制的“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权利。私人复制与反复制是《德国著作权法》中的一对矛盾,《德国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当前和今后都不能对“出于纯个人使用目的的私人复制”进行限制,而修订后的《德国著作权法》在有关“私人复制”与“技术保护措施”的关系上还需进一步进行调整。
  • 公司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美国公司制度的理念变迁
  • 传统公司法奉行股东利益至上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忽视了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和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随着传统公司理论的突破与发展,20世纪末期改革以后的美国公司法,在奉行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保护以及公司与社会协调发展等内化为公司法自身的规范和制度,并着眼于与社会和谐共进的长远目标。而这一和谐理念的形成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社会学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基础之上的。
  • 法学家论证意见书及其规范——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的启示
  • 在美国,有一套健全的允许包括法学家在内的案外人向法院提供证据事实和法律意见的制度,即“法院之友”制度。我国的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与“法院之友”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目前在我国允许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虽然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在审判实践中,法学家论证意见书有诸多欠规范之处。我们应该借鉴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的合理因素,制定规范法学家论证意见书的法规,健全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的相关程序。
  • 美国排污许可制度中的公共利益保护机制
  • 排污许可制度与公众利益保护直接相关,公众直接参与到排污许可制度的管理过程中是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美国的排污许可制度在这方面有大量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尤其是:将保障公众参与作为排放者和政府的一项法律义务、逐步实行许可过程信息全面公开制度、支持和鼓励环保团体的发展及活动等。
  • “网络时代的著作权保护”国际研讨会综述
  • 2004年5月24-25日,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承办的“网络时代的著作权保护”国际研讨会在武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日本、美国、德国和中国的理论和司法实务界90多位代表,会议共收到论文20多篇。与会代表围绕“网络时代的著作权保护”这一主题,从理论基础、立法现状、制度设计、侵权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和论文观点综述如下:
  • 《法商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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