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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法律与自然情感——以家庭关系和隐私权为例
  • 法律既有赖于国家的明文规定与强力保障,也离不开人们的情感支持。没有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信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社会。同时,在法律所涉及的场域,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尊重人们的自然情感,如此方可使法律与人情结合起来。“家庭关系”及“隐私权”的法律实践集中反映了法律对自然情感的保护理由及保护形式。
  • “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理论的启示
  • 在危急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有时伴生着一种人们称之为“见死不救”的现象。“见死不救”行为是否应被定罪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定罪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只有在事实已被认定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法律评价。“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构成到底如何?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发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见死不救”行为进行解读,从而作出准确的法律判断。
  • 权证产品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
  • 在权证市场上,由于世界各国(地区)所秉持的监管思想不同和司法环境的差异,遂形成了不同的权证监管模式。这些权证监管模式虽然特色不尽相同,但其构建的路径却呈现出诸多的共性。这些共性构成了权证法律监管制度的精髓。当前,在中国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大环境下,权证借道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重返历史舞台。金融产品的创新必引致法律制度的革新,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制经验并加以本土化的创新,成为中国权证市场法律监管制度的最优构建路径。
  • 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
  • 现代公司股权分散的现实恰恰偏离了“股权至上”的逻辑,“股东至上”理论逐步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取代。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应运而生。当公司怠于通过诉讼手段追究有关侵权人员的法律责任以实现其权利时,具备法定资格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公司的利益可依据法定程序代公司提起诉讼。这种制度的实质是确立公司机关为公司利益之正常代表之外,在特定条件下,公司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成为公司利益的代表,以矫正原有代表机制可能存在的缺陷,因此,可以视为一种公司整体利益或者公司公共利益的补充代表机制.
  • 质疑死刑复核权的程序功能——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为切入点
  • 死刑复核程序虽然具有控制死刑、纠正冤、假、错案、统一定罪量刑标准的功能,但对其期望值不宜过高,我们应理性地看待死刑复核程序的上述功能,不能让最高人民法院承载超出其实际能力的功能,否则对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并不公正,就程序自身而言也不符合诉讼规律。我们应当从诉讼系统论的角度来寻求更科学、更有效、更经济的机制实现上述三项目标,而不能舍本逐末。
  • 外资的公平与公正待遇问题研究——由NAFTA的实践产生的几点思考
  • 外国投资者到东道国投资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投资保护问题,而公平与公正待遇又是投资保护中的核心制度之一。国际条约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有不同的规定,NAFTA的相关案例和解释主张公平与公正待遇适用关于最低待遇标准的习惯国际法,但却面临着习惯国际法是静态还是动态,如何处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征收及政府规制措施的关系的两难困境。要走出困境,应采取两条措施:一是把公平与公正待遇理解为无差别待遇;二是把公平与公正待遇作为私人非诉事项。
  • 论争中的渔业权
  • 渔业权是一项有争议的权利。在我国,渔业权是独立存在的,且包含了多项内容。渔业权作为财产权的一种,具有财产权的一般特性,并且也是符合法理与社会实践的。渔业权可以进一步地被界定为准物权,在构成上比较复杂,是一个权利束。尽管渔业权在权利主体和构成上有其特殊性,但私权本质是不变的。对渔业权的研究应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
  • 刑法的规范化诠释
  • 长期以来,中国刑法学界都忽视对实在法规范的讨论和研究,对刑法机能存在片面的理解。刑法的机能主要不是预防或消灭犯罪,而是证明和保障实在法规范整体的有效性。实在法规范是刑法的基础。刑法学必须从实在法规范出发,研究实在法规范的内容和目的以及如何保障实在法规范的有效性,对犯罪与刑罚进行理性的评价,以实现刑法规范系统内在的和谐。
  • 数额犯若干问题新探
  • 数额犯是指以法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定量标准的犯罪。数额犯中法定的基本数额是犯罪成立的标准,而非犯罪既遂的标准。法定数额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而是犯罪构成中某些要件的量化标准。根据被量化的要件是行为还是结果,数额犯可分为行为数额犯与结果数额犯。犯罪未遂只存在于行为数额犯中。对于以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数额犯而言,是不存在犯罪未遂的。对于行为数额犯而言,法定的定罪数额标准是既遂行为与未遂行为的共同标准。
  • 我国国际私法实践中的定性错误
  • 定性错误是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与国际私法理论中惯常讨论的定性冲突有所不同,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体系中有着独特的分类、产生原因以及发生阶段。只有充分认识定性错误、了解定性错误,才能在国际私法实践中更好地避免定性错误、改正定性错误,最终达到正确适用法律、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 《法商研究》征订启事
  • 《法商研究》2005年总目录
  • 重要启事
  • 试论类比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以普通法的运作机制为例
  • 类比法律推理是依普通法审判时采用的基本法律推理方法。类比法律推理是一种弱式推理,裁判结论的得出与推理前提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而是高度依赖于法官对类比基准点、已决法律点与问题案件之间事实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相同点和不同点哪个更为重要的把握。这种法律推理方式不能限制情感、偏好、前见等个性化因素对法官裁判活动的影响。基于此,“法”的发现以及法官裁量权的控制就成为普通法审判实现司法公正所面临的基本命题。先例拘束原则、陪审制、对抗式审判方式、裁判公开等司法裁判程序制度通过使当事人、社会积极参与法官的裁判活动,为普通法审判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重要作用。
  • 民法上公序良俗条款的政治哲学思考——以私人自治的维护为中心
  • 公序良俗是私法上控制私人自治、检视法律行为效力的阀门之一。它使法律行为只有在不背于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然而,不确定概念的性质决定了它潜藏着以维护伦理道德之名而被滥用以致侵害私人自治的致命危险性,立法上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可能在司法的层面被公权力销蚀而化为乌有。因此,法官在运用公序良俗条款否定法律行为的效力时,应当慎之又慎。
  • 我国相对刑事责任立法之检讨
  • 许多国家(地区)的刑法都规定了相对刑事责任。关于相对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通常可以分为立法规定模式和司法认定模式两种,其中立法规定模式又分为“列举式”、“概括式”、“列举+概括”式三种不同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在相对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上采取的是立法规定模式,但在具体规定方式上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进过程。1997年《刑法》第17条第2款采取“列举式”的规定方式曾被誉为我国刑法立法的重大进步之一,但晚近的一些刑法解释性文件又使我国关于相对刑事责任的规定变得非常混乱。检讨有关立法和刑法解释,对完善我国相对刑事责任立法颇具参考价值。
  • 论法官对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义务——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为分析基础
  •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于当事人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并不等同于释明,而是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法官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并不违背“处分权原则”,而应视为对“争议恒定原则”的补充与完善。同时,法官对此一事项的告知亦非当然地与“法官中立原则”相对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确立了“法官对当事人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义务”,其动机是合乎诉讼逻辑的,但在具体规制上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 关于渎职罪主体有权解释的思考及立法建议
  • 刑法解释不能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而在条文文义可能涵盖的范围之外进行解释。渎职罪主体的有权解释将某些“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实上改变了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构成要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解释权侵夺刑法立法权的表现。渎职罪的主体应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 论家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父母照顾权为中心
  • 我国婚姻法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与权利的规定非常概括,缺失了若干必需的法律制度。父母照顾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保护、教育的义务与权利的总称,是基于父母的身份、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是以保护子女利益为目的的一种利他性权利,其内容包括人身照顾权和财产照顾权。父母不得抛弃照顾权,亦;不得滥用照顾权。父母照顾权的行使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原则,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并应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在父母滥用权利、损害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时,父母照顾权会依法被限制或剥夺。
  • 论行政中立——从美国行政法看行政公正的制度保障
  • 为了保障在行政过程中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贯彻落实立法精神,美国以《联邦行政程序法》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体现为行政裁决和制规过程中的行政官员保持中立、职能分离、禁止单方接触以及以议会的立法监督和行政首脑的执法监督为基本内容的限制政治影响等。但行政公正与中立原则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否则,再合理的制度也注定难以施行。
  • 数字环境下私人复制的限制与反限制——以音乐文件复制为中心
  • 在版权保护的历史上,版权制度始终伴随着复制技术的发展而发展。当下,在数字技术的应用领域,音乐成为最活跃的元素。MP3格式、P2P技术的运用,使音乐文件的私人复制轻而易举,数字技术严重威胁版权人利益的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各利益群体围绕私人复制的限制与反限制之间的较量日趋激烈。著作权补偿金制度是私人复制领域协调权利人、技术发明者和消费者之间利益关系的最佳方案,我国可参考国外已有的立法经验,引进著作权补偿金制度。
  • [新视野]
    法律与自然情感——以家庭关系和隐私权为例(胡玉鸿)
    “见死不救”行为的事实认定与法律评价——社会心理学关于亲社会行为理论的启示(池应华)
    [热点问题]
    权证产品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陈红)
    公司利益相关者派生诉讼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颜运秋)
    质疑死刑复核权的程序功能——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为切入点(刘计划)
    外资的公平与公正待遇问题研究——由NAFTA的实践产生的几点思考(余劲松)
    [法学争鸣]
    论争中的渔业权(崔建远)
    刑法的规范化诠释(冯军)
    数额犯若干问题新探(刘之雄)
    我国国际私法实践中的定性错误

    《法商研究》征订启事
    《法商研究》2005年总目录
    重要启事
    [法学论坛]
    试论类比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以普通法的运作机制为例(刘克毅)
    民法上公序良俗条款的政治哲学思考——以私人自治的维护为中心
    我国相对刑事责任立法之检讨(陈志军)
    论法官对诉讼请求变更事项的告知义务——以《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5条为分析基础(赵钢)
    [立法建议]
    关于渎职罪主体有权解释的思考及立法建议
    论家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父母照顾权为中心(王丽萍)
    [外国法制借鉴]
    论行政中立——从美国行政法看行政公正的制度保障(张千帆)
    数字环境下私人复制的限制与反限制——以音乐文件复制为中心
    《法商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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