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登录 | 免费注册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及其政府规制——兼论公私合作背景下行政法学研究之转变
  • 近20年来,我国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也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其具体体现为法律依据的低位阶、风险意识的双重匮乏和公众利益的极度虚置。消除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强化政府对特许经营的规制:通过规制目标的科学厘定、规制机构的统一设置和规制手段的审慎选择来确保特许经营的健康发展。在公私合作的新背景下,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面临着基本理念之变迁、研究视角之转换和与其他社会学科进行知识整合等任务。
  • UDRP网络姓名权保护规则研究
  • 作为ICANN用以解决网络域名与商标争议及“域名抢注”纠纷的规则,UDRP规定对网络姓名权的保护仅限于可以被作为商标保护的姓名财产权;对于争议的程序要件,UDRP规定了相应的规则选择规则、证据规则以及审理规则,并规定了姓名权人作为原告的举证义务。尽管如此,UDRP仍然不能将姓名权完全纳入其保护机制,使ICANN真正发挥管理国际通用顶级域名的作用。
  •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之探究
  •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是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矿产资源补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资源税的定位不清导致了实践中的错位;矿产资源补偿费无法充分实现矿产资源所有者——国家——的所有者权益;探矿权、采矿权的取得及转让方面未能充分体现谁投资、谁受益的矿业权价值补偿模式;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作为国家前期地质勘察的投资回报,不应成为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组成部分。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进行改革和完善:设立权利金制度,取消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采用探矿权、采矿权合一制度,促进其流转;重视政府在环境损害和矿业城市生态补偿领域的作用。
  • 论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与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 法律规定“直接责任”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单位犯罪中受处罚的单位成员的范围。直接责任具有双重构造,包括性质与程度两个侧面。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应当以直接责任的双重构造为基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对单位事务具有决策、指挥、组织、管理、监督等职权,并决策、组织、指挥单位犯罪或者对单位犯罪的发生存在着管理、监督失职行为且所起的作用较大的单位机关成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在单位犯罪意志的支配下具体实施单位犯罪且所起作用较大的单位内部一般成员。
  • 中国减刑、假释程序之检讨
  • 我国刑事执行领域违法减刑、假释问题非常严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存在结构性缺陷。在实践中,法官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完全采用秘密、书面方式,这种方式既不利于法院审查被判刑人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也不利于监督刑罚执行机关和法院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发达国家,决定是否适用减刑、假释通常都必须举行言词审理或听证,必须听取检察机关、被害人、被判刑人等的意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我国减刑、假释的审理程序也有必要改造为一种刑罚执行机关、被判刑人与检察机关、被害人进行对审辩论、法官居中裁决的言词审理程序。
  • 《法商研究》征订启事
  • 从实体到程序: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之争
  • 有关外资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的争议是当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其焦点在于最惠国待遇标准能否扩张适用于投资争端解决的程序事项。然而,将最惠国待遇扩张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事项不仅会带来最惠国待遇是否启动的不确定性而且会出现投资者“选购条约”的结果,因此,除非缔约双方有明确的约定,否则,最惠国待遇不应适用于争端解决程序。在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上,我国对外缔结的一些双边投资条约存在着“放权过快,弃权过多”的现象,从而使得最惠国待遇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可能对我国造成极为不利的后果。鉴此,我国应就最惠国待遇增设争端解决程序例外,或考虑采用此类条款的“效力不溯及既往原则”。
  • “人的联合”的法理疏释
  • 现代法律既注重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也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互助,因而“人的联合”成为法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论题。人的联合不仅与人的物质生存和精神需求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对单个人薄弱力量的一种补救。在人的联合的形式上,存在自然联合、社会联合与政治联合等多种形式。人的联合在私人空间和政治领域为人们之间的合理互动提供了基础。当然,人的联合并不排斥人的独立,它仍然是个人权利行使的一种方式。
  • 转型期的法治与司法政策
  •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转型期的法治是一种有限的法治,因此,必须尊重客观现实,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方式推动法治建设。转型期的司法政策应当确立有利于成熟社会构建的规制政策与规制方法,同时还要注意与时代背景相协调。转型期的刑事司法应该是政策指导型刑事司法,而不是法规中心型刑事司法。
  • 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
  • 从客观主义刑法观即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出发,只要行为人意识到存在紧急不法的侵害,而对不法侵害人进行反击,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都应当成立正当防卫。就相互斗殴和挑拨防卫而言,不能仅仅因为双方都具有加害对方的意图而一概否定正当防卫存在的可能性,而应当先对对立双方的法益进行比较衡量,然后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内容,最后作出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判断;就主观上没有防卫意识而客观上引起了防卫效果的偶然防卫而言,该行为不能说成立正当防卫,但该行为并没有引起法益侵害的结果,因而对行为人应当作无罪处理。
  • 无效民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研究
  • 在无效民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具有贯彻意思自治、实现公平、效益、维护交易安全的价值,也是一个具有广泛适用空间的制度,包括法律转换和解释转换两种。无效民事行为效力转换的适用事由包括意思表示瑕疵、内容违法、违背公序良俗、形式不合法等几种。就适用领域而言,无效民事行为效力转换可以适用于民法和商法的各个领域。考虑到立法现状,我国民法尤其是物权法应引入无效民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
  • 知识产权制度变迁中契约观念的演进及其启示
  • 知识产权关系从观念角度考察可视为不同主体之间达成的契约。封建特权制度下的知识产权关系表现为封建统治者与新产品引进者或出版商之间的契约关系,具有狭隘和封闭的属性;近代以来的知识产权关系表现为社会与精神成果创造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呈现出平等和正义的特点。知识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知识产权契约观念不断演进的过程。当代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在一些领域的缺位和错位、知识产权权利和义务关系在一些方面的失衡与契约平等、契约正义的精神相悖。因此,重塑当代知识产权契约观念十分必要。而广泛的立法参与机制、动态的权利限制机制及有效的权利异议机制则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重构的关键。
  • 论刑事上诉审的权利救济价值
  • 刑事上诉审程序的作用与刑事上诉权的属性决定了权利救济价值应当成为刑事上诉审的重要价值。权利救济价值与公平、效率价值共同决定着立法者对上诉审程序的设计,也决定着法院审判职能的具体运作,因而在重视权利救济价值的同时应协调好其与公正、效率价值间的关系。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刑事上诉审程序权利救济诸多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与之相比,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在权利救济方面存在着众多缺陷,应当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来进行必要的弥补。
  • 试论刑事破产
  • 刑事破产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该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一定数额的财产损失,行为人对此损失应该予以赔偿,但行为人的财产总和又不足以赔偿被害人或其亲属的财产损失而被宣告破产的一种免责制度。刑事破产制度的确立,可以体现破产法的人道感情、公平理念、效率理念、自治理念等价值取向。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各国的破产法均规定可以对自然人提出破产程序的申请。最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没有规定自然人破产制度,这是立法的一大疏漏。因此,在我国确立刑事破产制度,对平衡行为人与受害人或其亲属的利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制度初探
  • 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立法和实践始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私人执行模式有直接执行模式和“审决前置”执行模式之分,但直接执行模式是主流模式。对于私人执行主体的确定,世界上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损害”标准,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影响”标准,“影响”标准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理论上,任何反垄断违法行为都可以成为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对象,但实践中有一定的局限性。诉讼是私人执行反垄断法的主要途径,而损害赔偿和禁令则是反垄断法私人执行的主要救济方式。
  • 我国公共决策专家咨询制度的悖论及其克服——以美国《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为借鉴
  •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专家咨询或论证制度的功能可以归纳为“理性增强”。这一功能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既能保障专家咨询的独立性和话语权,又能防止和抑制专家角色错位和越位的机制。中立、公开和平衡的程序构造是防止专家知识滥用的主要机制,而“专家充权”则是促进决策体制框架中专家独立性和话语权的途径。在构造合理的专家咨询和论证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充实专家和公众的参与权、话语权,打破政府在决策体制中的“知识-权力”垄断性结构。
  • 法律选择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基于两大法系司法实践的比较研究
  • 随着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人权保障也成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选择所关注的对象。基于宪法的核心精髓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宪法监督机制来监督法律选择中的人权问题,尽管他们在监督方法和风格上有所不同。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实践表明,重视法律选择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在我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法人类学论纲——兼与法社会学比较
  • 法人类学视野里的法概念、价值观与研究方法均与法社会学有所区别,因而法人类学与法社会学是并列的学科:“法律多元”、“地方性知识”构成了法人类学的基本精神;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注重小型社区的研究构成了法人类学的主要方法。在我国,加强法人类学研究有助于消解法律工具论并获取我们自己的法律和法治样本。
  • 权利限制论之疏解
  • 权利限制是指立法机关为界定权利边界而对权利的客体和内容等要素以及对权利的行使所作的约束性规定。权利限制既涉及法价值层面的问题,又与法规范的设置密切相关。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是权利限制的基本类型,两者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都有各自特定的理由,都应遵循各自的限权原则和限权方式。
  • 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架构——以布坎南的思想为主轴
  • 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由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所创立。布坎南通过对集体政治决策形成过程中悖论的反思,发现了建构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理论出发点,由寻求能够产生稳定政治结论的多数决策机制转向寻求可以防止对少数意见歧视的多数决策机制,即“一致同意”的集体政治决策机制。为了使“一致同意”具备现实可能性,布坎南划分了“宪政政治”和“普通政治”的双层结构,将“一致同意”的集体政治决策机制限定在“宪政政治”层次,并以此作为“普通政治”层次运行的合法性基础,进而构建了规范主义经济宪法学的核心——契约主义新宪政理论。这一理论基于个体主义的规范性前提,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论证了国家、政府及其代理人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最终源于社会个体对于初始宪政契约的“一致同意”。
  • 略论中国赠与法律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 中国赠与法律传统是以互惠原则为主轴展开的。互惠原则既有情感亲睦功能,又有促进和维系统治秩序的功能,是中国赠与法律传统的内在原则,其作用范围遍及社会各领域。现代赠与法制的样式是“理性”、“祛魅”等现代性因素影响法律发展的表现,但在现代赠与法制中,互惠原则的基本精神仍在延续。
  • 重要启事
  • 《法商研究》封面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