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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倾向之检省与矫正
  • 虽然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尚未法制化,但是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倾向。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隐患在于:可能产生罪刑不均衡的现实结果;可能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重新被边缘化;可能伴生更多的司法腐败。而要矫正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的倾向,就必须合理解读刑事和解制度恢复正义的内涵及限度并合理界定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 刑法解释观应从规则主义适度转向人本主义
  • 各国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都存在着规则主义与人本主义两种不同的观念。长期以来,我国在对刑法进行解释时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维护法制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坚持规则主义的刑法解释观也越来越暴露出其固有的一些缺陷,如过于依赖刑法的确定性、强调探寻立法者的原意、注重抽象人权的保护而忽视现实人权的保障、缺乏对违法犯罪者的人文关怀等。而坚持人本主义的刑法解释观则有利于明确刑法解释的目标与出发点、确立人权在刑法解释中的地位、注重对犯罪人的人文关怀等。因此,我国的刑法解释观应从规则主义适度转向人本主义。
  • 我国证券交易所法律性质之重塑——兼论证券交易所互助化与非互助化的取舍
  • 我国有不少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做法,改革我国现有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属性并进行公司化改革。但是,以政府主导为特点的我国证券交易所和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所在历史背景、作用及地位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使得我国证券交易所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会员制交易所。因此,以非互助化为特点的公司制并不是我国证券交易所的最优选择;相反,在处于新兴市场加转轨特征的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下,以互助化为特点的真正意义上的会员制交易所仍是我国证券法律体系和证券监管实践所应尽力追求的目标。
  • 环境公益诉讼辨析
  • 我国现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过于关注技术细节和制度设计,而忽视了一些本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理论核心问题。基于法院对4起环境公益诉讼迥然不同的处理,我们需要从性质、原告主体和客体三个层面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系统反思。从性质上看,我们不能再陷入传统诉讼制度理论的窠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二分法必然产生法理逻辑上的矛盾、遭遇现实的困境,环境公益诉讼应是一种特别诉讼,是现代社会中公民共同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原告主体看,检察机关并不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最佳主体;从客体看,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应对的是行为“对环境的损害”,不宜将“对人的损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
  • 多边环境条约对世界银行的约束力研究
  • 虽然世界银行批准融资项目以不违反借款国所参加的多边环境条约为必要条件之一,但由于世界银行并非任何多边环境条约的缔约方,那么多边环境条约是否对世界银行具有约束力呢?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作为多边环境条约的第三方,世界银行不受其约束;世界银行贷款协定的法律适用条款的缺失,则表明多边环境条约不能自动对世界银行产生约束力。不过以保护国际环境为己任并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对世界银行具有当然的约束力,即使借款国为公约非缔约方。世界银行也一直秉承其宗旨,履行其保护国际环境的国际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履行多边环境条约上的义务。
  • 澳大利亚夫妻离婚时养老金分割立法及其借鉴
  • 《1975年澳大利亚家庭法》对夫妻离婚时养老金分割方法作了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允许夫妻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或法院命令对夫妻双方婚后所得养老金利益进行分配。在我国,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确认夫妻在婚姻期间积累的养老金利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夫妻应对其进行分配,但如何分配并无具体规定。这就使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临困难。因此,借鉴澳大利亚有关夫妻婚后所得养老金利益分配的立法经验,我国完善夫妻离婚时养老金分割制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赋予离婚夫妻对各自养老金账户相关信息的知情权,提供养老金价值的评估方法,健全养老金分割的程序,明确规定养老金分割的方法,法院判决分割养老金时应考虑法定情形,明确养老金管理机构的职责,等等。
  • 美国陪审制度的“嵌入性”及其启示
  •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引入了陪审制度。经过200余年的发展与变革,美国的陪审制度成功地嵌入到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环境之中,并与它们形成一种互依互存的关系,其运作也趋成熟定型。相比之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被法律共同体强制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在与国家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等社会结构子系统的互动过程中发生了冲突,制约了制度的有效运作。如何使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制度价值和功能,制度变通和制度适应是关键。
  • 行政立法性事实研究
  • 行政立法既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可采性问题。行政立法性事实不同于裁决性事实和立法意见,假象事实和仿真陈述经常对行政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干扰。行政立法性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和逻辑推理关系;行政立法的民主方式决定了立法性事实的收集和认定方式,并影响着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行政立法性事实的审查应当包括立法性事实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立法性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因果关系的合理性、立法性事实收集和认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立法性事实的审查强度等方面。
  • 论医疗过失赔偿责任的原因力规则
  • 医疗过失赔偿责任的损害结果通常都是由两个以上的原因引起的,因此,医疗过失行为一般并非引发医疗损害结果发生的唯一原因力。在确定医疗过失赔偿责任的过程中,应当适用原因力规则即法医学通常所说的损害参与度来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使医疗机构仅承担医疗过失行为作为原因力所造成的损害部分的赔偿责任,公平合理地保护受害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又避免医疗机构承担过重的赔偿责任,影响其利用、发展新兴医疗技术的积极性,或者促使其把赔偿责任转嫁于患者,从而损害更多人的正当利益。
  • 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
  • 民事权利经过集中和整合可能质变为强大的权力性权利。这种权力性权利易于被滥用,是民法应予控制的对象。传统的民法控权理论没有区分权利的大小强弱,并且过分倚重国家权力而忽视社会的自治力量,无法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民法应当运用分权控权、社会控权、程序控权、弱权整合等控权方法,来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以实现从调整平等关系到增进平等关系的转变,并努力促进公法与私法在控权理论和观念上的互动。
  • 专利权无效行政诉讼中行政、民事关系的交叉与处理
  • 专利权无效行政诉讼中存在行政关系与民事关系的双重交叉。第一重交叉表现为专利权无效行政诉讼中行政裁决是否合法这一行政争议与专利权是否有效这一民事争议的交叉;第二重交叉表现为专利权无效行政诉讼与同一专利的民事侵权诉讼的交叉。我国现行制度尚无法妥善解决这两重交叉的问题。笔者建议,第一重交叉由知识产权审判庭采用当事人诉讼制度一并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而第二重交叉由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并按照“先行政后民事”的程序进行,在民事诉讼结束后,当事人不得再提起主张该专利权无效的行政诉讼。
  • 论选举程序的正当性——以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视角
  •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已由一个抽象的宪法原则演变为一个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行为规范。在选举程序中适用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能够消除选举过程中的任意性,预防非法程序和错误程序的出现,使选举行为沿着最初设定的目标运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要求选举程序具备参与性、公平性、竞争性、公开性、自治性以及裁判的中立性。而这些要求对于解决我国选举制度中的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推行竞争性选举、城乡按人口比例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选举诉讼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从社会变迁角度重新审视程序制度的功能
  •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对司法的需求与市场经济时代对司法的需求完全不同。现代陌生人社会给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带来了严重的信息问题、裁判风险分担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司法正当性和效率性问题,因此,只有现代社会才需要复杂繁琐的现代程序制度和相应的程序正义观。中国快速的经济转轨和社会变迁内生出对现代程序制度的需求,但由于中西司法理念之间的矛盾使得现代程序正义观深入人心还有待时日。而在中国重构诉讼制度时如果注重发挥程序制度的信息功能,通过程序信息的发散彰显诉讼程序的正当性,那么就有利于建构人民对法治的信任。
  • 完善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的思考
  • 刑事见证制度长期以来被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所忽视,其所蕴含的对公权力的监督和证明的价值功能也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固然存在诸多缺陷,但最大的缺陷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人员实施的违反刑事见证制度的侦查行为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刑事见证制度毫无实际意义。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见证制度立法。
  • 适用保护义务的界限和依据——以保护义务的法律性质为中心
  • 民法中的保护义务以人身、财产等固有利益的维护为目标,与侵权行为法具有相同的功能,是在合同法领域通过判例学说发展起来的。因此,保护义务的法律性质变得模糊不清,也对传统的民事责任理论体系产生了冲击。为维护传统的民事责任体系,应当正确适用保护义务,而将其法律性质绝对化地界定为合同义务或侵权法中的注意义务都是不可取的。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根据合同的目的和具体内容分析保护义务的法律性质,确定适用保护义务的界限和依据,以保证法律的安全性。
  • 论我国公司制度实践的深层障碍
  • 制度的形成及其功能的发挥依赖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我国的公司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然而,我国当今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公司制度实践存在着良好公司法律传统缺失、公司异化、国家立场错位、法院能力不足等深层障碍。如果不改变这些阻碍公司制度良性发展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订和新的公司制度的安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制度的作用将难以发挥。
  • 《法商研究》征订启事
  • 我国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研究
  • 我国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最终得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确立起来。目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是一个“统一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中央管理与地方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虽然总体上是合适的,但也存在“资源管理与能源管理相分离”、“重审批、轻管理”、“重经济性管理、轻社会性管理”、“农村管理与城市管理相分离”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能否得以全面实施,能否切实地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解决现行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必须对我国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进行研究并对其加以健全。
  • 文化多样性保护对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的影响
  • 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个重要社会价值,然而这一价值却与国际社会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原则相悖。以贸易自由原则为主导的国际商品贸易规则自然无法适用于作为特殊商品的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为此,必须建立一种适用于关于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主导国际贸易秩序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的实施,而且对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为关于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的建立提供一定的立法依据。我国应当注重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参照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适当运用财政资助措施和贸易限额措施来保护和促进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 重要启事
  • 《法商研究》2008年总目录
  • 论价格决策听证的私人实施机制
  • 作为市场规制法的价格法,由于在其实施上体现着浓重的行政主导性特征,因此当消费者以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对早已为人所诟病的价格决策听证制度提起几乎不可能胜诉的诉讼时,既暴露了我国当前“政企同盟”模式下的价格决策听证公共实施机制的异化,也凸显了价格决策听证私人实施的理论困境。因而,积极的选择性激励是保障价格决策听证私人实施的动力机制。当然,这也应该成为《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征求意见稿)完善的方向。
  •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的新发展及其启示——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的实施
  • 美国于2007年制定了《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为配合该法案的实施,又于2008年公布了实施细则草案。美国新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降低了外国投资者投资的泛政治化风险、提高了审查程序的透明度、加强了外部监督,从而增强了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的可预期性,在规范外资并购交易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美国国家安全。目前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刚刚起步,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2008年8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明确提出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为有效实施该条规定,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最新立法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
  • [法学争鸣]
    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泛化倾向之检省与矫正(徐阳)
    刑法解释观应从规则主义适度转向人本主义(袁林)
    我国证券交易所法律性质之重塑——兼论证券交易所互助化与非互助化的取舍(郑彧)
    环境公益诉讼辨析(吕忠梅)
    多边环境条约对世界银行的约束力研究(金慧华)
    [外国法制借鉴]
    澳大利亚夫妻离婚时养老金分割立法及其借鉴
    美国陪审制度的“嵌入性”及其启示(李瑞)
    [新视野]
    行政立法性事实研究(于立深)
    论医疗过失赔偿责任的原因力规则(杨立新)
    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陈醇)
    专利权无效行政诉讼中行政、民事关系的交叉与处理(张红)
    [法学论坛]
    论选举程序的正当性——以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为视角(刘嗣元)
    从社会变迁角度重新审视程序制度的功能(艾佳慧)
    完善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的思考(韩旭)
    适用保护义务的界限和依据——以保护义务的法律性质为中心(叶榀平)
    论我国公司制度实践的深层障碍(常健)
    《法商研究》征订启事
    我国可再生能源管理体制研究(李艳芳)
    文化多样性保护对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的影响(胡开忠)

    重要启事
    《法商研究》2008年总目录
    [热点问题]
    论价格决策听证的私人实施机制(陈承堂)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立法的新发展及其启示——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31条的实施
    《法商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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