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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预测速递——国际
  • 为更好地服务读者,使得读者可以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获取国内外各大权威机构及知名专家学者的最新预测成果,本刊特设“预测速递”栏目。该栏目将在大量收集、筛选、整理国内外各类最新预测的基础上,对这些信息加以浓缩、整合,以最少的篇幅,涵盖全球以及中国经济的动态走向,提供更全面、更权威的观点与视角。
  • 宏观篇
  •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有望在2030年之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慢慢减少;当接近“刘易斯拐点”时,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经济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能够对此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案,中国将有望在2050年前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摘编自中财网)
  • 行业
  • 专家:2015年中国LED市场观模有望突破千亿美元大笑 随着国家政策的推动、制造成本的下降和发光效率等的不断突破,中国LED市场需求将持续扩大,从而带动产业的快速发展。未来几年内,中国LED行业将出现爆发性增长,到2015年,中国LED市场规模有望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摘编自新浪网)
  • 福卡智库特别推荐——2013金融破局?
  • 当各方还在为贸易去全球化而纠结时,殊不知金融再全球化正悄然打开一扇窗。以QE5为标志,全球流动性过剩甚嚣尘上就是金融再全球化的前奏。虚拟金融与实体贸易不同,不直接涉及一国就业,离社会、政治压力相对较远,所以全球化的阻力实际很小,从而易于横行世界。
  • 2013究竟如何破局? ——全球经济萎靡与中国起飞期的矛盾全球经济失去的N年
  • 如果要对2012年总体经济形势进行概括的话,“相持不下”是再合适不过的关键词。2012年,各类矛盾中对峙的双方大致势均力敌,以致局势基本上僵持着、横盘着,难有向上或向下的突破;但整体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某些局部的暗流涌动,一些突破性的“尖尖角”已经或明或暗地开始绽放,孕育着萌动的能量。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无疑也预示着2015年局势的关键词:破局。
  • 全球经济的黑天鹅
  • 未来,“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依然不能忽视。由于过去两年里“黑天鹅”突然大规模地集中现身,华尔街的交易员发明了一个可怕的新词:“黑天鹅疲劳”。这些“黑天鹅”中,可能性最大的当属中东动荡加剧,而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以色列(极可能把美国拖进去)同伊朗开战,以及叙利亚内战的扩大,沙特等地区大国卷入。
  • 慢增长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
  • 从中期判断,世界经济若干年内仅能维持低速增长,而欧美债务危机的演进与应对,将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未来面对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就外部环境而言,中国经济2012年年内已无“硬着陆”之虑,但对于欧美经济变数的忧虑尚难消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再次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表明了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其判断是基于本轮金融危机结束以来,世界经济所呈现的种种特征。
  • 全球经济泡沫化生存
  • 全球经济泡沫化生存将成为一种常态。当经济处于增长期时,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胀是有益的。当经济处于衰退和萧条期时,政府就会通过刺激政策让经济尽快重新回到增长的轨道上来,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的。对世界各国政府来说,民意是最强大的政府压力之源,而政府当然就是要想办法消灭萧条。于是,人们看到萧条期越来越短,而通胀带动下的繁荣期越来越长。这里面的机理就是,没有人愿意承受经济衰退的痛苦,没有人喜欢萧条经济学,没有人有耐心承受经济的调整和转型。即使有泡沫,也装作没看见,或者希望这个泡沫千万别破了,反正你不能动我的奶酪。
  • 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都已快走到“南墙”
  • 在欧元区,随着欧洲央行实行无限制的购买受困国债券的支持决策,乐观情绪日益增加。但这一动作并不能扭转局势,顶多只能为决策者赢得一些时间来实施必须的痛苦措施。政策挑战令人沮丧:随着前瞻性财政整合和严格的信用配给制的继续实施,欧元区的衰退正在深化。希腊可能在2013年退出欧元区,此后,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将被隔离;西班牙像希腊一样,也在逐渐步入萧条期,需要“三驾马车”(欧洲央行、欧洲委员会和IMF)的全面援助。同时,欧元区外围国的紧缩疲劳与核心国的援助疲劳的对立正日渐严重。
  • 单向思路“债”劫难逃
  • 不妨将目前全球的经济环境比喻为一个大黑洞,任何形式的经济泡沫,尤其是债务泡沫,则可视为即将形成的黑洞。一旦泡沫出现塌缩现象,就会自行变为黑洞,其中“事件视界”(临界点)以外的一切传统经济模型也就会彻底失效。若能运用得宜,债务(亦即所谓“杠杆化”)实在妙用无穷。不过,若是商业周期衰退,尚可期望货币及财政政策,能或多或少地产生作用。但若所面临的是债务黑洞的“事件视界”,则货币及财政政策就难产生以往的成效;即使政策能发挥作用,亦难会产生各种经济模型所预期的效果。
  • 欧债危机的未来
  • 欧债危机的症结是,二战后欧洲国家长期实行高福利政策,政府负担沉重,加入欧元区后的南欧诸国经济竞争力下降、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乏力,政府无法支撑高福利,只得发债借钱维持,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最终酿成危机。极端民主化的竞选体制和不切实际的承诺,又加重了债务负担,使得债务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未来欧债危机不外乎有三种可能:一是“进”。各成员国化当下之“危”为未来之“机”,在不进则解体的高压下,统一各国财政收支,进而在此基础上成立“欧罗巴国”,实现“联邦”。按目前形势,由货币联盟前进到“联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 特有的国内规模:中国起飞阶段时间会更长
  • 前三十年中国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国际贸易,靠国外市场,这一点跟东亚国家起飞时差不多0但不同的是,在国外逐渐失去竞争力后,中国还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城市化应该是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是只有大国才会有的较长时间的增长动力。以前的规模经济可以通过积累的方式获得,即通过专利的保护获得一定的市场规模。比如,一种新研发的手机起码需要5000万部的规模才能把成本降下来,但市场每年只有1000万部手机的规模,企业可以在专利保护期内,每年卖1000万部,连续卖上5年,也就积累起5000万的规模了。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随着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革命,专利对企业生产规模的保护越来越弱。
  • 经济增长的两大潜力有待释放
  • 我国经济增长的两大潜力有待释放: 一个是资本潜力。到2011年年底,人民币货币总量已超过80万亿元,银行金融资产总量超过110万亿元。这么大的资金量,周转速度却比较慢,其原因在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通过改革金融体制,把民间资金的活力激发出来,把100多万亿元资金用好,加快周转速度,能够支持未来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而且今后每年基础货币还会不断增加。
  • 技术、士地:中国经济的推动力
  • 中国提出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以来,政府、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大幅度增加,技术成果不断涌现,这表明中国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支撑产业升级。2009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8000项,美国申请50000项,是中国的6倍多;但到2010年,美国申请国际专利略有下降,中国申请国际专利则增长了30%以上,美国与中国的比例下降到3.6:1。按照这个速度,到2015年左右,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就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尽管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和某些核心技术上,中国与美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一般产业技术上,中国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这种技术进步可以支撑中国未来20年经济持续平稳的快速增长。
  •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起飞经济的矛盾
  • 美国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可能会以非常危险的财政赤字紧缩收场,仅在2013年,财政紧缩幅度就将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这可能导致2013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缩减最多1%的幅度。欧元区面临的真正挑战则与流动性无关,而在于欧元区各国的偿债能力。可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眼下似乎看不到迹象。即便能得以解决,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欧元区也必须培养基于科技创新的竞争力,而这要求针对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推行结构性改革。
  • 经济下行的魔咒如何打破?过度经济刺激带来的负面效应
  • 原有发展模式过度依赖于经济刺激,这带来了负面效应。第一,产能的过剩,24个产业部门,有21个产能过剩。钢铁,现在有6亿多吨产量,但是过剩的产能有2亿吨,每吨投资以5000元计算,就是1万亿的资金。以往投资拉动了GDP,但是如今它再也不能继续拉动GDP了。第二,库存的积压。由于外需的减少和产能过剩,产品出现了积压,但是这个在GDP上反映不出来。
  • WTO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 WTO体系给全球化提供了平台,跨国企业是全球化的领导者。跨国公司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它们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是WTO体系成功的关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政治危机。通过税收实施再分配成为近来西方国家选举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反对提高税率,他们可以通过避税天堂在世界各国重新分配利润。
  • 市场信心不足 消费元素如何刺激?
  • 外贸的“萎靡”境况,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起底”的主要压力之一。此前,三大航运“大鳄”的半年报已经“惨痛”出炉,这也从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外贸之难。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自去年达到顶峰之后,已经有慢慢回低的势头。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内外需不振的大背景下,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困难,技术含量和创新水平提升不快,而美国又力推“制造业回归”。此外,外贸救济调查越来越频繁,来自外部的贸易摩擦和壁垒日益上升,特别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双反”,不论是范围,还是数量、金额都有不断扩大和上升的趋势,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造成了很大的“硬伤”。
  • 外需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 市场的制约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不匹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曾经是短缺经济,但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 明年外贸需提防三大风险
  • 2012年前三季度累计出口额同比仅增长7.4%,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15.3个百分点,比2010年增速更是急剧萎缩,回落了24个百分点。受多种因素影响,预计2013年中国外需环境依然严峻,外贸出口增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三大风险的冲击。首先,欧美债务危机短时期内难以解决,并且还有继续恶化趋势,尤其是美国面临“财政悬崖”,假如不能妥善解决,极有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二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此警告,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风险“高得惊人”,出现二次衰退的风险已显著上升。
  • 外贸一声叹息 内需一地鸡毛 投资一身冷汗
  • 当下中国外贸、内需、投资如履薄冰。 全国外贸企业除重庆外,普遍颓势渐现。广东、江苏这两个加工贸易排名第一、第二的省份,出口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江苏外贸出口增速首次低于全国水平,苏州的出口增幅为全省最低,作为占据江苏进出口份额半壁江山的重点城市,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温州的民间金融风暴,让国人惊心动魄。赌徒式的投机经济,让温州人无法安于实业,实业经济冰冻三尺、空心化非一日之寒。
  • “宏观微调”救不了高价房地产?
  • 观察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主要得看央行货币政策的动向。可以说,当前央行的货币政策,乃至未来半年内的货币政策动向,不会有太多的变化。因为,就今年银行信贷增长的情况而言,市场一直认为总体偏紧,但实际上2011年信贷增长总量仍然可达到7.5万亿元,即不会低于2010年的水平,只不过与2009年过度信贷增长比有所减少。
  • 消费能否顶起半边天?
  • 在投资、外需低迷的情况下,消费能不能顶起半边天?能不能填补投资和外需留下的空白?答案是不可能。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间分配的变化,在过去十几年间,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上升,从1995年的10%,增加到去年的22%,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少收,这不是“国进民退”又是什么?这里的数字还只是预算内的收入,预算外收入每年都有两三万亿,主要是卖地收入。如果包括预算外收入,保守些讲,今天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应该接近30%,相当于改革开放前计划体制下的水平。
  • 中国经济底部或将是一个时间区间
  • 由于产业结构固化,短期内要保住一定的经济增速,只能以基建、地产为主而形成错配产能的订单,而且需要比以前更大规模的剂量。这种情况在经济分析中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未来数个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触底持续反弹的力度有限。微观层面改善显然比宏观数据要困难得多。在当前的情况下,这需要政府在基建和投资链条上多下大规模的订单,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 宏调与转型的两难境地中国经济亟待摆脱房地产业的“绑架”
  • 实际上,限购和限贷政策都是行政性的货币政策。从本质上说,限购是政府把“看得见的手”挡在货币终端使用者面前,直接阻止一部分购房者与房产商之间为买卖房屋而进行货币流通,也就是管“怎么用钱”。限贷是政府把“看得见的手”挡在货币中介面前,直接阻止金融机构与一部分购房者之间为让渡资金使用权而进行货币融通,也就是管“怎么贷钱”。这种综合性的货币政策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因此其具有影响市场机制的强大功能,它既能够矫正市场失灵,同时也能因为矫枉过正导致政府失灵。政策效果取决予与经济效率实际需要之间的偏离度,而经济效率的实际需要往往是难以准确把握的。
  • 外贸“保十”落空倒逼经济转型
  •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完成全年外贸“保十”的目标已经基本无望,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结果,也是经济形势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一方面,世界经济并没有朝着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投资又不能再度放开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外贸的回暖来遏制经济的继续下行。中国的外贸出口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问题、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欧美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技术封锁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出口的难度正在不断加大;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利用和消耗瓶颈扩大、印度和越南等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竞争加剧日益增强等不利因素,导致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 如何跳过挤房地产泡沫导致的经济下行阴影?
  •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下行与外部需求减弱有一定的关系,但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国内挤房地产泡沫所暴露出的经济衰退风险。在不少人看来,如果这种经济态势不改变,中国经济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央行必须重启宽松的货币政策工具,让经济重新回到增长快车道上来。
  • 中国货币化进程已行至拐点
  • 截至2012年7月底,中国人民币贷款余额已高达60.1万亿元,较2008年年底的30.3万亿元,翻了一番,信贷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2%,高出1978年-2008年期间17.8%年复合增长率近4个百分点。中国特有的危机期间信贷高速增长现象,实际上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就曾出现过:1995年年底中国信贷余额在5万亿元左右,到1999年年底信贷余额已经超过10万亿元,信贷总量4年间翻了一番,年复合增长率也有21%(央行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年底信贷余额为9.37万亿元,但若将当年从四大国有银行一次性政策剥离的1.4万亿元信贷算上的话,实际信贷总量为10.8万亿元)。
  • 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
  •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央行一改以往的货币调控手段,采用了逆回购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措施。由于逆回购兼顾“量调控”和“价调控”的双重特点,央行以公开市场逆回购来缓解或调控市场流动性不仅是短期的应时之举,更有中长期的政策考量。
  • 中国经济的问题 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
  • 中国存在基本的经济结构问题,这本身和货币政策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国内大量的讨论都过多地把问题归到货币政策上去了,好像货币政策如何就导致了经济结构如何。实际上,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个制度问题。包括美国体制里的问题和货币政策之间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如果只是货币政策的事情,一般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这些问题,货币政策本身和经济结构没有固定关系。
  • 中国的外需依赖模式行将终结?
  • 截至2012年2季度,净出口对GDP的负向拉动已经连续6个季度,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了2008年危机爆发时,成为自1994年中国“双顺差”形成以来,外需最差的时期。当前外需对于经济的负拉动,不仅是因为欧美国家对于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吸纳的暂时性疲弱,更本质的原因是维系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成本“三低”局面已经结束,即原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低资金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消退。
  • 中国实体经济规模扩张模式进入拐点期
  • 当前,中国企业已经开始了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中国央行二季度的调研显示,受稳健的货币政策影响,总部企业资金运行呈现出新趋势,表现为委托贷款高速增长:集团总部基本是通过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私募票据等方式在直接融资市场筹得资金后,通过财务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向下属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企业资金需求中短期贷款增长较快。
  • 经济转型的症结何在?
  •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享受了“入世红利”,中国制造的全球市场份额从7%猛增至15%左右,但依然难以摆脱“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不能一味抱怨企业不争气,而要反思制度环境。
  • 如何转型 众说纷纭
  • 需要转型已是共识,但如何转型,众说纷纭。作为中国艰难转型期的一个缩影,温州经济正处于困境之中。以往的发展未能得到延伸,资源未能得到有效配置,资金进入房地产与民间借贷等领域,一度以金融泡沫掩盖了实体经济的式微,货币紧缩、全球经济下行之后实体经济、财政收入等捉襟见肘。
  •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
  • 至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并不理想。 首先,是认识方面的障碍。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都是由大规模的投资推动的。虽然每一次增长的“大跃进”都带来了大灾难,但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大规模投资支持GDP高速增长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
  • 何为中国经济的引擎?
  • 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动力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从世界银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先生认为,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政策,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复旦大学的张军也发文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所谓从投资驱动到内需驱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 金融领域的复杂与敏感全球宽松潮或致2013年流动性过剩
  • 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如何提振和鼓舞“士气”?各国央行不约而同地选择启动新一轮货币宽松政策。宽松潮于9月来袭,欧洲央行最先宣布开展“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美联储推出QE3,美联储承诺购买更多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希望能拉动需求,进而创造更多就业,而通过降低抵押贷款成本、提振市场,有助于房产市场回暖,可能增强消费者信心;日本央行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将用于购入资产的基金规模扩大10万亿日元;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等多家央行均透露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倾向……
  • 美元泛滥触发香港金融保卫战
  • 实际上,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提振效果很难评估。同时,大量印钞的背后也导致美国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聚集。虽然QE3的逻辑是通过刺激资产价格回升产生财富效应,进而推动消费,改善就业与提振经济。但现实却是,较低利率有助于保护富人的资本和金融财产,却难以提供更多就业,这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这点从美国制造业就业恢复有限,新增就业主要体现在政府以及金融等服务业部门便可看出。
  • 人民币汇率动荡凸显隐性制度漏洞
  • 人民币汇率急速升值,与海外热钱的大举进攻密切相关,但香港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则为其提供了套利、套汇的空间。美国一直是香港地区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内地经港转口贸易亦以美元计价,其中以美元计价部分约占香港对外贸易的七成。因此,港元与美元挂钩,方便经济主体在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信贷等涉外经济活动中进行成本利润核算,也降低了其面临的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同时,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联系汇率制度曾发挥了“稳定器”的功能。然而,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的利率不能根据自身经济做出相应的调整,只能被动地跟随美国利率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香港特区金管局因此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进一步加大了输入型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
  • 人民币升值背后的三重疑问
  • 人民币汇率升值至少存在五大原因:一是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外围市场的流动性泛滥推升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二是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不尽如人意,四季度经济向好的预期推动外围资金进入。三是市场预期的自我强化以及企业的实际推动。从8月以来的企业结售汇数据来看,企业倾向于将资产本币化而债务外币化,即持人民币卖出美元,而当企业将这一预期行为实际操作时,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升值。四则和政治因素相关,如美国大选的矛头直接指向人民币汇率。五是亚洲面临新一轮热钱冲击,这点从东南亚几个国家的汇率和资产价格皆可以有所发觉,中国香港则更为明显。
  • 美元反弹或引发“热钱”逆流
  • 2013年年初美国将迎来“财政悬崖”,即美国的多项减税和刺激经济增长政策将在2012年年底集中到期,而2011年国会超级委员会达成的“自动支出削减机制”将于2013年1月开始启动。届时,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曲线状如悬崖,势必伤及美国经济。短期而言,“财政悬崖”会引发二次衰退的担忧,可能会引发避险情绪升温,推动美元指数走强。从稍微长的时间观察,减赤无疑是美国的主要经济主张之一。如果美国经济的复苏好于预期能接受或部分接受“财政悬崖”,那意味着财赤显著下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进入正常化时间窗口,这将驱动美元走强。
  • 互联网金融冲击波 打破金融业寡头天下
  • 前不久,平安董事长马明哲高调宣称将和腾讯的马化腾、阿里巴巴的马云一起,在上海成立合资保险公司,试水互联网金融。实际上,在此之前,更多互联网草根早已在金融业的市场边缘尝鲜,甚至做出了气候。互联网金融目前大致可分为两波:第一波是以网络通讯技术对接金融支付服务而产生的“第三方支付”或“移动支付”;第二波则是这两年迅速兴起的P2P。
  • 温州“游动性停滞”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生成?
  • 虽然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救市政策,但温州金融市场危机并未有所缓和,反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还在深化与蔓延。截至2012年4月末,温州社会融资规模约为9800亿元,比2011年8月末减少了约760亿元,银行表外融资、民间借贷市场均大幅萎缩,分别比2011年8月萎缩了20.49%和11.82%。与此同时,温州企业减产、停产现象增多,全市39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60.43%的企业减产、停产。这种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银行开始惜贷,温州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
  • 民间资本的“焦”
  • 从传统要素理论的角度分析,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改革开放前小平同志的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支撑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只有有力的利益机制才能极大地激发劳动力要素的活力。但土地要素和资本要素并没有得到自由化。
  • 错位的温州金融改革
  • 错位一,银行蛋糕怎样分?温州并不缺银行,但为何从政府、民营企业到民间金融人士对银行都情有独钟?就地方政府而言,除了温州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外,其它均为分支机构;而民营企业的想法主要是“分蛋糕”,银行的高收益来自国家担保和高杠杆,不是因为经营业绩。但是,经营银行的专业性不体现在赚钱上,关键是风险控制。
  • 温州金融改革遭遇滑铁卢的概率在增加
  • 温州金改的细则至今没有出台。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就不可能达成改革共识,利益博弈将更趋复杂化。在具体的改革举措方面,同样如一团乱麻。不管是实体还是虚拟,只要能够有效配置资金,金改就是成功的,着眼于某个方面,都有失偏颇。温州金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个人境外直投,恐怕同样会无疾而终。目前境内个人的年度购汇额度为5万美元,一旦放开额度之后,全国的资金将通过温州等口岸直接汇到国外,在出口下降、人民币兑美元强势不再的情况下,预计有关方面很难有勇气放开境外直投,增加管理难度。
  • 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金融补财改
  •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央行和银行体系,仍然具有非常强的“准财政职能”特征。具有支出扩张性的财政体系,在自身难以平衡的背景下,借助于金融尤其是银行信贷体系,一直是财政扩张的通道。这种总体思路本质上是一种“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延伸。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体,最终要实现经济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按照麦金农教授“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首先要实现的是财政平衡,这样才能消除通胀基础,才能推动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在这种条件下,存款人能够得到正的收益。如果财政不平衡,金融体系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并且会承担更重的税负。
  • “盘剥”实体企业过多银行业必须转型
  • 银行业利润在经济不景气和实体企业步履维艰的状况下仍能保持高增长,忧大于喜。值得欣喜的是,我国银行业正在逐步摆脱过去经营不景气、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内部管理水平低、治理结构不完善等情况,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优良企业和盈利大户。但令人担忧的是,银行业是服务性行业,处在经济产业链条的支持环节和从属地位。银行不直接生产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和利润,而是通过给这些创造产品和价值的实体企业和自然人客户提供服务而获取收益。如果银行利润过高,那么,实体企业利润必然就被“盘剥”得过多。
  • 存款搬家与影子银行
  • 季度末存款井喷.下个季度初存款大量搬家,已经成为近年来银行业负债方的变化规律,这一特征与银行理财产品超常规发展及影子银行体系有很大关系。
  • 内外夹击促成信托大扩张
  • 8%-10%的固定收益类信托收益,让信托成为投资者心中的获利法宝。2011年,信托公司普遍收获亮眼成绩,多数公司与上年相比实现了50%以上的增幅,甚至超越了自身预期,全行业整体净利润总额超过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国内信托规模更是达到5.54万亿元,大有超越保险的架势。业内专家预测,信托规模在今年甚至会突破6万亿元大关。究竟是什么支撑信托业资产规模大范围扩大?
  • 信托业迈入6万亿时代
  • 每当市场热议信托业的黄金时代即将过去时,信托业总是能给人以意外惊喜。2012年三季度末,信托业资产规模一举突破6.3万亿元,同比增长54.25%,环比增长14.08%,再一次展示了信托业“可持续”的增长能力。从信托资产配置领域来看,工商企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依然是资金信托的三大配置领域,但其结构体现了顺应政策和市场导向而灵活调整的特点。首先是工商企业类信托比例持续上升,顺应了国家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2012年三季度为25.06%,相比二季度末的24.39%,占比进一步提升,继续保持二季度以来资金信托的第一大配置领域地位。
  • 第三方理财:市场需求成就发展机遇
  • 有关统计显示,去年全国银行存款只增长了11.9%,比前十年的年均数低8.5%,大量存款正在从银行体系分流到金融市场,而洼地之一便是财富管理市场。标榜“客观、中立、公正”的第三方理财由此应运而生,且发展极为迅速。随着中国高净值人群规模的扩大,对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但市场环境变化的不确定因素也在随之增加,投资者要实现资产的合理配置和稳定的抗通胀收益更加困难。这给第三方理财机构带来了机遇。
  • 传统产业过剩与新兴产业难发“去产能化”和制造业升级是中国的两道坎
  • 中国将面临“去产能化”和制造业转型的双重调整。透过短期数据拉长观察的视角,中国制造业复苏恐怕还会比较艰难,持续复苏的基础依然脆弱。从本质来看,“去杠杆化”是每一轮危机后的必由之路。与美欧等国“去杠杆化”、“去债务化”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去产能化”过程。
  • “去产能化”道路的新“路障”
  • 中国的“去产能化”过程,遇到了一些阻碍。 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是加剧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由于GDP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地方政府对能够带动GDP增长的行业总是乐此不疲地加以推进,而不管该行业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存在普遍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有些行业被盲目地冠之以高科技、新能源等诱人的头衔,因为发展这些行业能够获得中央政府的相应配套资金,地方政府对发展这些产业自然更是青睐有加。
  • 增加投资与消化过剩产能的悖论
  • 在稳增长和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很快复苏的背景下,适度地启动大中型国家级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它们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有利于去库存。因此,与投资密切相关的一批“铁公基”项目得以“起死回生”也是大势所趋。但上项目如果是继续扩大产能,继续增加库存,就一点都不值得兴奋了。
  • 地方政府放水 产能淘汰难行
  • 近年来,虽然年年都在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但是,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最近,中央要求淘汰落后产能,而且绝大多数都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引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结果这些地区就选择了增加应当淘汰的落后产能,以满足对政绩的渴求。
  • 新兴产业“启而不发”
  • 根据今年7月9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新兴产业锁定在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近两年来,鼓励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接连出台,经济的转型和增长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寄予了较大期望。
  • 新兴产业的危与机
  • 全国轰轰烈烈的智慧城市建设大潮直接拉动了物联网板块上市公司的业绩。相反,新能源汽车政策不明,2012年各地新能源汽车采购计划迟迟没有落实,这造成了动力电池厂家上半年的业绩茫然。这种政府补贴和订单依赖症,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已有前车之鉴。中国光伏厂家目前的危机,应该让各地政府警醒,一窝蜂的“全民运动”迟早都会出问题,光伏产业要回归正常,至少需要三到五年时间,而且要先死一大批垫底。
  • 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 新兴产业的许多新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到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假设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而后,企业要为新型产业的产品形成规模生产,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通过IP0从资本市场募集几十亿元来盲目建新厂,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出来了却“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结果是生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却背上了巨额银行负债,濒临倒闭和面临被清算的命运。
  • 市场、技术双缺失 新兴产业陷成长困境
  • 我国发展新兴产业的政策一直侧重于制造环节,却忽视了对研发创新和终端需求的培育,这导致国内缺乏相应的研发和市场的土壤,技术和市场都严重依赖国外,给产业发展埋下隐患。
  • 充满泡沫的新能源产业
  •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泡沫成分。 首先.中国的额能源产业不是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无论是太阳能发电还是风能发电,都是利用古老的物理原理借助于工业化时代的制造技术,生产出新的能源接收和储存设备。
  • 新兴产业遭遇拔苗助长
  • 目前,政府扶持新兴产业的主要方式,一是制定前景光明的框架性规划,二是给相关贴上“高新技术”等标签的企业以财政补贴。实践中,这种方式对形成有利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生态系统”并无太大裨益。
  • 传统产业升级难 新兴产业生根难
  • “传统产业升级难”和“新兴产业生根难”,是包括“实业萎靡”在内的中国经济转型困境的“一体两翼”,其“病灶”是一致的。
  • “旧”的不去“新”的不能来
  • 不同周期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完全不同。从短期来看,是总需求决定了GDP增速。而从中长周期来看,是新供给因素创造需求。也就是说,“旧”的不去——过时、落后的库存、产能不去,“新”的不能来一一新的有效率、创新的供给不会来。
  • 大宗商品,相持不下的几大变量经济周期制约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 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现在主导大宗商品市场走势的还是供求因素。从需求来看,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欧元区经济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实际上,欧元区经济衰退主要受高债务国家的拖累。如果欧债危机继续恶化,欧元区存在解体的可能,届时会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新一轮的下跌。
  • 供应端的变化影响全球市场的再平衡
  • 虽然需求的结构性转变通常是周期的推动因素,但供应端的发展对大宗商品市场的再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供应的潜在增长率以及潜在增长率的变动是关键因素。过去十年,在全球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供应端回应并不充分。原油产量年均增长率不足1%;金属产量增速相对较快,但仍落后于需求的增长趋势。总的来说,能源和农产品的供应增速要低于金属(尤其是铝和钢铁)以及煤炭。
  • 供应冲击之下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是否结束?
  • 展望未来,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与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荣衰交替时期并不相似,更合理的描述是,它处于不那么“超级”,而且不那么具有“周期性”的时期。原材料价格可能会停留在比以前更高的水平上,追随经济活动的波动而上下起落。如果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在2013年年初提速,那么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再度上涨。此外,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比,大宗商品市场可能会更容易受到供应冲击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多数大宗商品(只有为数不多的例外,例如铝)库存处于几十年来最低水平,几乎无法提供任何缓冲。
  • 美国大选落定 大宗商品会否飞舞?
  • 奥巴马连任间接为伯南克履行完任期做了背书,同时也是对美联储继续执行宽松货币政策进行了确认。此次美国总统选举,同样伴随着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席位改选。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共和党依然保持对众议院的控制,参议院也继续受民主党控制。对于连任的奥巴马来说,参众两院的分裂将使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悬崖”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而这对于大宗商品市场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
  • QE的作用是暂时的
  • 货币升值国家的资产开始被追逐,中国香港和内地都出现了资本净流入,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却出现“异常”。其实,世界各国都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正是因为各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压制,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才会该涨不涨。中国也一样,前不久,中国期货市场提高了农产品期货的交易保证金,这是抑制价格的重要手段。但长此以往这能持续吗?恐怕不行。市场就是市场,其基本规律才是最终发挥作用的主基调。
  • QE3:大宗商品涨势终结者?
  • 作为全球最大的流动性水位供给者一一美联储,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持续实施极端的货币宽松政策,史无前例地强灌水引发金融市场的滔天巨浪。任何政策尤其是极端的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时间传导一般是正效应在前而负效应在后。但QE3有了新的花样,让一些交易商有更多理由保持谨慎,而不是变得乐观:这回没有人知道QE3会何时结束。
  • 美元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
  •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个价格时代已经结束了。如石油,70年代以前平均价格也就10K元一桶,70年代之后开启了50美元一桶的时代,进入2000年,50美元一桶的石油价格时代也结束了,未来恐怕将进入100美元的时代。
  • 大宗商品需求强度如何变动?
  • 影响中国大宗商品需求强度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结构变动、收入水平、资源禀赋、技术变革和政策约束等。受资源制约的推动,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部分需求的增长。例如,汽车更加节油,而汽车本身的更加轻便减少了对金属的使用。
  • 中国一打喷嚏 大宗商品就感冒
  • 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增速连续第七个季度放缓。考虑到中国因素已快速地发展为多个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些市场已成为中国放缓最明显的受害者。中国目前的钢产量是英美两国总和的七倍,约占全球钢产量的一半。中国铁矿石进口量现已占到全球铁矿石进口量的65%,而上世纪90年代初时只占不到10%。铁矿石是炼钢的关键原料。
  • 经济转型与大宗商品价格
  • 从长期来看,中国很可能会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即便速度可能不像人们所希望的那么快,但这一转型对各种原材料的影响将是不平衡的。随着建筑周期趋于成熟,铁矿石和钢材等原材料将更早感受到影响。到2025年左右,当中国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的水平时,这两种商品的消费量占GDP的比例很可能会达到峰值。
  • 交易商违约潮加尉大宗商品低迷
  • 当大宗商品交易公司因自身不可控的因素(即所谓天灾,比如飓风)而在某项合同上违约时,它可以援引“不可抗力”条款,使自己合法地不履行该合同。然而,如果铁矿石、热煤和焦煤合同出现了大量这类企业违约情况,就会加剧大宗商品基准价的下跌。
  • 民生领域的几大纠结问题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
  • 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意味着居民收入“被增高”。这如果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背景存在,成为收入分配结构性改革的参考依据,那么,无疑将会误导决策,其结果小则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力度,改若未改;大则扭曲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指向,不如不改。对于这种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的现象,政府统计部门和相关决策部门不能小觑,应在决策中充分估计并校正。惟有如此,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实际意义。
  • 财富分配失衡大于收入分配失衡
  • 贫富差距包括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个方面。收入差距是一种即时性差距,是对社会成员之间年收入的比较;财富差距则是一种累积性差距,是社会成员之间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对比。从税收本质上看,个税是对收入所得一段时期的流量征税,并非对额度巨大的资产存量的调整。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财富分配失衡的格局。
  • 谁撑大了基尼系数?
  • 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两大杀手。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增长速度却低于生产增速、GDP增速和贸易增速的情况,存在着所谓“贫困性增长的困境”:即生产越多、出口越多、真实收入和财富水平却相对越低。
  • 征税方式改变百姓“税痛感”明显化
  • 近日,诸如“在加油站征收成品油消费税,即由向企业征收改为向居民个人征收”一类的说法,因其含混不清、未曾阐明话语背景,导致了很多人的莫名愤慨。公众的担忧是,莫非又要凭空“加税”?然而,真实情况是,每个居民一直都在缴成品油消费税。只不过,既有的成品油消费税是价内税,税金包含在商品价值或价格之内,税款由企业先行代缴,最终仍由终端购买者承担。
  • 中国经济“新常态”对普通老百姓是有利的?
  •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潜力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通胀压力相对较高的“新常态”。总的来说,这个“新常态”实际上对普通老百姓是有利的。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这与出口,特别是制造业的急速发展有关。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比服务业、农业都要高,这说明制造业中劳动力的报酬比较低。
  • “草根逆袭”、“宫”“富”世袭
  • 如果把个人奋斗看作是成功的基础,那么,那些已经成功的父辈就相当于为子女铺就了较高的垫脚石,其子女离悬在头顶上的金苹果相对更近,甚至触手可及。正如一项调查显示,“父辈属于上层的30人中,无一人‘堕’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只有2人,落入中层的也只有3人”。
  • “控高”成为最大难题
  • 在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缩小收入差距是主要的目的之一,而“控高一一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普遍被认为是三条主线中难度最大的。“控高”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如高收入者收入难以严格界定,相关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尚不健全,同时,受高收入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其难度相当大。
  • 收入分配改革 难度不在经济与技术层面
  • 据悉,“提低、控高、扩中”将成为本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主线,从宏观层面对收入分配作出整体部署。其中包括: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调节垄断部门高收入、部分国企高管过高收入以及某些社会群体的高收入,继续完善社保制度、着力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同时,还须进一步推进打破垄断、促进民间资本发展等相关配套改革,实施标本兼治。
  • 中国会出现“劣质民主陷阱”吗?
  • 最近一个时期,在中国不同的群体之中,出现了低劣民主的种种征兆:房价降低,群聚的业主们就可以打砸售楼处;为了高考,群聚的家长就敢拦截骑车的路人。撇开官方舆论不谈,部分市场化媒体、微博中的意见领袖的言论,也多用指向性的愤怒代替启蒙的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其中很多看似自由主义的、批评性的言论,实则是权威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另种形式的翻版。这种单纯的、脱离现实的愤怒,在激起大众愤怒情绪、积累民粹因素的同时,也令一部分受众产生疑惑,并随之产生了“公知污名化”现象。
  • 微博改变了网络舆论生态
  • 今天,从政府到民间,都强烈地感受到了网络舆论的冲击。互联网成为了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护基本权益的平台,中国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但同时,今天的网络舆论生态构成也纷繁复杂,尤其是微博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网络的舆论生态。网络时代和过去不一样之处在于,过去政府可以很容易通过主流媒体塑造强大的舆论,构成主流表达。但是,网络时代则有更多的声音出现,这使得舆情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 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
  • 出于对现实社会问题和权力支配关系失衡的不满,网络民粹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展现了普通大众的力量,表达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诉求,重申了改革过程中的公平性,对改革的精英主义战略提出了批评,为自觉地反思和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警示。然而,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非理性、极端化的宣泄,也扭曲了网络的理性思维和平等宽容。如果民粹主义仅仅停留在网络上,其负面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网络民粹主义并不满足于制造“网络集聚事件”,因为仅仅通过点击率、跟帖或发言来表明观点、立场是难以满足民粹主义的现实关切的。
  • 群体事件中的正负能量博弈
  • 当下中国处于历史大转型的重要时刻,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在结构上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变化所导致的正负效应也不断冲击着社会大众,新的社会运行形态层出不穷。这些新事物、新思维、新格局,给传统的治理带来挑战。瓮安事件、石首事件、反日游行事件等,都大体呈现出混乱,或在有序和混乱中摇摆不定的状况。
  • 中国人养老到底要靠谁?
  • 未来养老需要存多少钱?有银行理财师测算:以每人每月3000元的支出计算,假设通货膨胀率为3%,现在30岁上下的80后,恐怕要储蓄300多万元的养老金。这还没有包括医疗费用。
  • 机构养老的政府选项:公立抑或民营?
  • 计划生育造成“4-2-1”的家庭结构,即“4个老人-1对夫妇-1个孩子”,这使得老年人的服务照料问题变得困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民政部已经看到老年人机构服务需求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仅靠国家投资办公立养老院又难有大的发展,于是设想,今后不再发展公立养老院,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支持民营养老院。这个设想,在天津、广州、上海等特大城市首先得到响应,逐渐地改变了养老服务机构公办为主的局面。
  • 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
  • 从政策连续性来说,停止计划生育是一种倒退,但是这种倒退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过敦刻尔克大撤退。对于计生委和人口学界来说,政策连续性(各种二胎过渡政策)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历史连续性比政策连续性更为重要。2011年本来是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计划生育《公开信》30周年已过,人口普查证实1.18的生育率),但是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政绩硬是变成了烫手山芋。
  • 2013年经济会比今年好吗?
  • 2013年经济会更好吗?对目前国际组织和机构已有的预测值进行统计发现:关于增长,2013年预测均值为8%,最大和最小值分别为8.5%和7.6%,其中摩根大通、汇丰控股等给出了超越8.5%的乐观预计;
  • 2013年难言中期底已到
  • 分析明年的经济形势,需要从改革、产能和货币环境三方面入手。 改革进程方面,现在看空的比较多,但其实不妨抱一个中性的态度。现在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然后列出甲乙丙丁数个改革议程,而后说每个方面都很艰难,有特多阻碍。但当前正在推动或者筹划的改革议程,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都或多或少地在着手解决供给面和效率的问题,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似乎并没有消失。
  • 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两个基本点
  •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已经开始见底回升,这一判断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点上的。一是欧美经济开始稳定,外在需求有所增长,特别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国内出口增长幅度不小,这些对拉动东南沿海省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占国内GDP比重较大的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市由于受到出口好转而GDP增长上升,这当然有利于全国经济增长回稳。不过,从欧美的经济复苏来看,特别是对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来说,它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 谁能主导中国经济的“稳”?
  • 经济能否止跌企稳,将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何时才能像私营和股份制企业一样,盈利因子能够得到修复。众所周知,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国有及国有控制企业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盈利状况将更差,与私营和股份制企业的差距也将更大。这也进一步提醒人们,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 三因素将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 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首先,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据有关测算,改革开放30年来,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达50%左右;
  • 三大制度红利将引领经济持续发展
  • 不同发展阶段的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都赋予了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新的制度红利的释放也将继续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第一,打破垄断带来的制度红利。目前,我国除了制造业领域民间资本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外,在服务业、采矿业、公用事业(如电力、燃气、水)领域,国有企业投资仍占据主导地位。
  • 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点:新型城镇化
  •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呢?城镇化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它不仅可以提供投资空间,更可以启动消费。暴力拆迁、赶农民上楼等已经引发很多社会矛盾,所以很多人呼吁放缓城镇化的步伐,这其实是头痛医脚。引发社会问题的,不是城镇化,而是错误的城镇化路线。城镇化是为了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不是为了发展房地产业,更不是为了谋取利润。
  • 服务业将成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 放松货币政策或许能给市场释放良好的信号、提振股市,但也可能导致贷款资金流向两个“填不满的黑洞”,即地方政府和快要倒闭的企业,这样也许会扭曲中国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有望成为突破口。去年我国GDP是7.5万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美国GDP的一半。
  • 谁来助力中国贸易链整体升级?
  • 全球服务业的可贸易化已经开始改变整个贸易的深层结构。世界第一轮全球化是制造业供应链的深刻重构。在此过程中,中国凭借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累积了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而现在,跨国公司全球制造业布局已基本完成,在中国传统红利渐进消逝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加快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
  • 宏观调控篇 货币的“千斤”需要财政的“四两”
  • 欧洲央行、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相继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危机爆发四年后,又一场货币的盛宴已经拉开帷幕,而由于中国央行的缺席,这场盛宴“三缺一”。
  • 财政政策的变化将在2013年逐步展开
  •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概括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是财政的扩张。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中国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快,怎么可能是扩张的财政呢?增税是紧缩型财政。但中国的财政机制是以支出定收入的,因为中国尚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严格预算制度。
  • 十八大背景下的货币管理趋势
  • 十八大不仅仅是管理层的变更,更值得期待的是管理思维的变革。到2012年年底,中国的M2将接近100万亿,GDP接近50万亿。巨大的货币供应催生了两个怪相:一是市场中的流动性过剩;二是实体民营企业持续资金饥渴。前者更多的是增量供应过剩的表象,后者则是存量管理低效的表象。2012年年初,中央极力推进打破金融垄断,其背后不仅仅是银行暴利、国企膨胀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中央政府货币监管的失效。如果从这个层面思考,打破金融垄断的推手是新旧两届政府的共识。
  • 刺激经济单靠货币政策行不通
  • 2012年前两个季度的数据和经济实际状况表明,实体经济出现了自发性收缩,尤其从存贷款数据和财政数据来看,实体经济的悲观情绪正在扩散,并且已传导到企业的经营行为中。在经济前景不乐观的情形下,理论上讲,因为实体经济需求收缩,贷款供给会相对增加,尤其在外汇占款连续净减少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适时调整。但目前货币政策调整比较滞后,金融资源又是垄断的,利率也并未实现真正市场化。所以,正确做法应是尽快推动利率市场化,通过数量型工具进一步合理释放流动性,同时适当加快信贷投放步伐,推动实际贷款利率的下行。
  • 结构性减税关乎此轮宏观调控成败
  • 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无非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类。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也无非是“积极加稳健”相搭配。
  • 启动内需别打“高储蓄”的主意
  • 经济转型要拉动内需,很多人瞄准了国内高额的储蓄。但是,要刺激储蓄使其转入经济循环中来,需看到形成中国“高储蓄”背后的重要原因。从账面上看,国内储蓄率高达52%,且一年总储蓄超过20万亿元,规模可说是世界第一。中国民间似乎不缺钱。但是,当前众多企业仍然出现“钱荒”,老百姓也觉得手头偏紧,物价上涨的压力同时困扰着企业和个人。造成这种矛盾局面的原因,除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外,更重要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 其一,城市化进程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未来15-20年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更有效率和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化策略,将有利于增加需求,改善供给,促进社会平等,从而成为引领中国经济未来15-20年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城市化率分别是509,6和72%,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1.27%,不过这一数字可能高估了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下一个阶段,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无疑将为经济带来一定的增长空间。
  • 2013值得期待的几项制度红利
  • 除了“砸锅式”的根本政治体制变化,“经济制度红利”是否已经出尽?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制度红利仍大有潜力。一是户籍改革,建设更富活力与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在僵化的户籍制度下,移民成本高昂,当前已有2.5亿农民工,占全部劳动力的30%。这些人完成了“工厂化”,却尚未完成城市居民化。逐步放松户籍管制,配合以实际常住人口为基础的财政、教育、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经济活力重现将不期而至。
  • 2013年中国经济可以预见的大事件
  • 2013年中国经济必有以下几件经济大事件顺理成章地出现: 第一,增发国债。2011年国债占GDP比重仅为17%,这几乎是全球最低的水平。这主要源于过去10年财政收入增长过快、地方和中央收入支出与事权不匹配造成。2013年这些问题必然会予以纠正。
  • 十八大后 经济政策的三种场景
  • 之一:进入新一轮“米德冲突”的政策状态 随着政府换届,是否会开启新一轮的投资周期?在过去十五年中,人们都看到了这样的投资政治周期现象。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股市的抵抗性下跌反映了这一规律惯性预期逐步衰退的过程,但显然,投资者对于楼市还没有放弃。不少投资者仍认为,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的政绩冲动还会有一次资产再膨胀的过程,能帮助其解套。
  • 中国改革再次走到转折点
  • 眼下,中国改革已经迎来了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GDP跃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矛盾也迅速积累,几乎到了临界点。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主要源于两个因素。
  • 改革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
  • 当前改革面临两大主要矛盾: 第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三种模式。一种叫安格鲁沙克秀模式,就是英美的模式,那是政府干涉得最少的。第二种是莱茵模式,就是法国和德国的模式。它有一些国有企业,政府也有一定的干涉。第三种是东亚模式,是新加坡、日本、韩国的模式,政府干预更多一些。
  • 中国应该改革还是修复?
  • 当前中国的融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金融紧、实体松”。在此格局下,央行货币政策走向的确定,首先取决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对此央行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放缓的过程”,理由主要有: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很大、资源环境约束渐趋增强、外需疲弱、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以及发展模式面临调整和转变。
  • “两头冒尖”愈演愈烈
  • 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另一方面,原有计划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种遗产的大量存在使得现行体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
  • 改革先改政府角色
  • 中国依靠数量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已经有十年了。这种模式是寅吃卯粮,向未来借贷:工人过度加班,金融债台高筑,为了降低成本而忽视环境保护,依靠资产泡沫获得利润和政府收入,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 政府在经济变革中的角色定位
  • 中国正处在寻找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政府在经济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基础公共服务;二是政府要负责制定游戏规则。具体讲就是在私人部门参与经济活动的同时,政府要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游戏规则,使得大家在公平的环境下充分竞争,提高效率。而那些长期投资回报率不高的行业,政府应该直接参与。从这两点看,目前还有很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
  • 政治体制改革须“摸着石头过洞”
  • 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多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谈不上什么“顶层设计”,多是逐步摸索,最终获得成功的。这在中国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 行政体制改革的空间与可能
  • 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大难题,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过去是经济建设型政府,那时市场体制、市场机制还没建立,所以政府过多地涉入经济性事件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来市场体制、市场机制建立起来了,政府还想用过多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干扰市场自由配置的基础,这就使得政府利用行政权力配置资源越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权钱交易的概率就越大,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很大程度就助长了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被法定化。
  • 中国的大城市既不大也不多不应限制
  • 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城镇化,现在到了转型的关口。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战略,一是控制速度,二是限制大城市规模。根据“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城镇化率从47.5%增至51.5%,即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不到,这慢于现有的城镇化平均速度。而且根据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跨越50%以后,城市化应该是加速的,所以这个速度是太慢了。
  • 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四大问题
  • 其一,转变城镇发展的方式。上海城市建设用地的产出率是纽约的1/29,香港(地区)的1/14,最好的开发区,每平方公里的工业产值是12个亿,而台湾(地区)新竹是513亿,所以目前中国大陆的城镇化发展还很粗放。还有城镇的形态问题,现在的城镇形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东部60%,中部45%,西部41%,就是阶梯性的城镇化率,这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非常突出的难题。
  • 城市化助推中国“消费经济”
  • 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一半已实现城市化。在未来十年里,又将有1亿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中的工薪消费者,急于改善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在中国各地,巨额资金正投入城市,用以化解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问题和混乱现象。
  • 城市化背后的增长逻辑
  •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差不多转移完毕,人口红利消失。从数据上来看,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停止增长,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微弱下降,但如果据此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明显下降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过去30年劳动力数量增长对中国平均10%的GDP增长贡献约为1个百分点,而劳动生产率贡献约为9个百分点。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后,劳动力由生产率低下的农业转移到城市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而实现生产率成倍提升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 城市化如何成为十八大后经济增长的动力?
  • 要让城市化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政府就得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不应是城市的“过客”。十八大把“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心或动力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把“城镇化”更进一步扩展为“城市化”。因为这个“镇”字既与传统“乡镇企业”的“镇”联系在一起,也与当前“伪城市化”有很大关系。这种“城镇化”看上去是降低了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但它无法改变当前中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也无法真正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 城镇化的新战略
  • 由于土地指标控制,东部地区发展受到限制,中西部地区土地比较多,所以片面地追求土地面积扩张的城市化,导致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就全国平均水平来看,土地的扩张确实比非农人口的扩张要快,但是这个差距在东部是最小的,西部最大,说明西部土地浪费很严重,这是低效率的表现。所以要考虑制定一个新的城镇化战略。
  • 农民工进城的城镇化难题
  • 农民工进城后,常听到的困难有三个方面: 一是所谓的文化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虚假命题。“文化”这个概念很笼统。在习俗层面上,农民和现有城市普通居民不会有大的差异,有差异的地方也不难改变。至于对体制的认同,进城农民当然与过着精致生活的城市富贵人群不同,但与普通市民也不会有太大差异。
  • 未来中国城镇化应该怎么选择?
  • 第一,要两头推进。一头是对已经进城的1.6亿农民工,尽快把他们变成城市市民,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另一头是要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并把重心下移。第二,要实施“双引擎”的经济发展战略。过去一直是东南沿海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战略,这个早应该改了。
  • 城市化需与经济结构改革并行
  • 即便是二三线城市把农民工的户籍转为城镇居民,也不能确保农民工就会把城市作为主要的工作生活区域,因为他们在城市并不能获得稳定持续的工作。有人将这一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服务业不发达,不能有效吸收城市多余劳动力。但为何城市不能形成发达的第三产业?这可能与我国国际领先产业发展不足有关。
  • 城镇化的趋势是五亿合一
  • 城镇化起码要实现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个是产业城镇化。产业集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国三大城市群用了4%的国土,寄居了18%的人口,并占据了40%的GDP。所以,关键问题是要把产业集中,通过产业集中来带动人口的聚集。
  • 城市化发展需要搞好顶层设计
  • 城镇化是一个最复杂、最综合、最长远的问题,因此必须要搞好顶层设计。所谓的综合是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东西都牵扯进来了,所谓最复杂是指所有的利益纠葛都和城镇化有关,或者是主要方面和城镇化有关。比如,今年年初,管理层提出本届政府要完成五个工作,很多相关政策已经出台了,像社保全覆盖,医疗卫生基本体系建立等,但是有两个没有出来,而且这两个比那些时间长。第一个是拆迁条例,很难统一,因为矛盾太突出了,蕴含太深了。第二个是收入分配,十二月份可能会出来相关政策,这两个问题和城镇化紧密相关。所以城镇化思路如果搞不清楚,其它问题可能都不好解决。
  • 中国经济“命悬”城市化
  • 在城市化上,中国是否就注定摆脱不了“美国化”的魔咒?答案是未必。因为阻击中国”美国化”的基本力量已然崛起。一是科技力量,最显著的就是互联网技术对生产贸易中心的釜底抽薪。二是城市自身的能源化,一旦第三次工业革命让每座建筑都成为一个发电厂,城市不但无需向外鲸吞资源,还能在自给自足中储存能量。
  • 金融改革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金钥匙
  • 化解国内金融风险的关键依然是发展,既要搞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业改革,让商业银行能够为更多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也要推动金融解放,让多种金融形式得以在阳光下共同运行。在治理影子银行体系方面,如何让原来处于地下的影子银行系统按照正规的方式运营,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显得更为重要。
  • 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系统性改革
  • 金融改革的本质是想融资的企业太多,同时渠道太狭窄,所以技术上的改进能够产生效果,但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根本性问题。至于根本性问题该如何解决,同样也需要系统性思维,从全局出发,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 认十八大看未来中国金融市场的走向
  • 第一,稳健改革。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还是货币发放,都强调了稳健改革的重要性。从改革开放全过程来看,最近一段时期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确实在加快。所谓的适当性,表现在最近一年来的货币调控政策与银行业的转型方面,市场千呼万唤降息与降准,但央行主要采用的是灵活性更强的回购手段,加上今年以来货币发行与银行贷款增长平稳,没有因为经济下行而大规模发放货币。
  • 金融混业离我们有多远?
  • 金融投资格局发生演变,机构纷纷试水期货。前不久,信托公司开闸股指期货,此前,基金公司的专户理财已经放开了期货投资。可以说,金融机构全面步入期货市场时代已经来临,过去的“大市场、小行业、小公司”不匹配的期货格局正在被打破。
  • 金融混业经营势不可挡
  • 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加快后,商业银行经营的压力也在增加,收益却在逐步减少,需要寻找多元化的经营方式,弥补利差收窄以后对银行业绩带来的冲击。其实,混业已经不仅仅是金融机构独有的冲动。产业集团特别是上市公司,凭借实业所撬动的资金也大举进军金融领域,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国资委现在管的117家央企中有87家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产业资本介入金融领域。
  • 金融混业空间巨大
  • 今年针对券商颁布的新政是最猛烈的。券商资管业务的放开,将给未来产品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加上代销金融产品范围的扩大,券商有望进一步打通各项业务。另外,最新的消息是信托业三季度规模已达6.3万亿元,增速远超业界预期。信托业的高速增长抓住了分业最后的尾巴,过去几年,在其他金融机构无法跨界发展的情况下,信托业充分展露了混业的威力。
  • 金融混业监管迫在眉睫
  • 如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金融垄断、低效的金融资源配置和条块分割的分业金融监管已经很难适应实际需求。要想让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功,就必须要疏通经济“血管”,使金融渠道顺畅,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以银行为例,如果再不放开金融牌照,不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些金融机构就很难真正强大起来,老百姓很难获得与消费支出相对应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很难有效获得金融支持。金融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让金融资源真正按照市场需求来有效配置,而且决策层主动改革的意愿非常强烈。
  • 银保混业是把“双刃剑”
  • 近年来,随着银行入股保险公司开闸,内地多家银行纷纷加速与险企联姻。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明显加快,银保市场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然而,综合经营在带来范围经济的同时,也为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注入了不确定性因素。
  • 建立真正具有信用识别能力的金融体系
  • 债券、信托、期货均需要大发展,但债券市场与信托市场的规模扩张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为了金融行业持续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让地方政府找到新的融资渠道?是让企业找到新的低息融资成本度过眼前危机、进一步扩张规模,还是寻找到高效而诚信的企业作为未来的经济支柱,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
  • 泛资产管理时代到来
  • 如果说2007年是中国私人银行的元年,那么2012年,或许可以被称作是中国的财富管理元年。以投资业务见长的信托和以经纪业务见长的券商,开始与商业银行同台竞技。在前者看来,到目前为止,信托、券商最能吸引客户的仍然是投资能力,但财富管理是未来私人银行业务的方向,这是谁都不会放弃研究和探索的领域。
  • 非银行金融业:把握制度创新红利
  • 最近,证券、期货、保险新政频繁出台,密集程度前所未有。 首先,证券领域。监管机构对于证券自营品种的放宽,使得证券公司在自营风格上更加多样化,投资选择更多,特别是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可以通过更灵活的投资组合,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下跌所带来的风险。目前全部上市券商均拥有自营业务牌照,这也意味着今后这些上市券商的自营部门均可以参与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在不久的将来,上市券商将可以为投机、套利和对冲风险等目的参与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从创新政策来看,创新政策落地频率将继续提升,政策红利仍将持续。
  • 互联网小微贷 成长潜力难以估计
  • 众所周知,对于银行来说,小微贷款有两个难解决的历史问题,即风险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管理,银行虽然知道向民间小微企业贷款比大企业收益高,却无法应对业务分散化带来的机制和成本上的挑战。不同于传统银行,从2007年开始出现的网络融资平台,将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更好的解决。
  • 资产证券化艰难重启
  • 四年前的金融海啸,正是美国金融界过度证券化酿出的恶果,海啸过后,资产证券化产品俨然成为“金融风险”的代名词。事实上,中国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和美国有天壤之别,中国的产品大多是优质资产剥离,安全性极佳。而且过去几年,正是中国金融资产增长最迅速之时,而资产证券化则是提高银行资金流动性,化解“短存长贷”风险的最佳产品。
  • 产业升级篇 淘汰落后产能要从市场化改革破题
  • 落后产能淘汰起来之所以这么艰难,问题并不在于市场,雨在地方保护,也就是央地关系的博弈上。比如,钢铁行业,中央要调控,要淘汰,但地方却玩起了瞒报——信息的不对称让调控成为了一纸空谈。从以往的经验看,地方政府往往津津乐道于如何规避中央的调控,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未来的产能淘汰过程中,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难题。站在这个棋局里,中央、地方与相关企业都有自己的考虑,都有自己的利益,也正因如此,才形成了这样的“囚徒困境”。
  •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到底要什么?
  • 在当今的中国,高科技被强调得很多,投入也不少,因为它太耀眼和直观了,容易被“大规模、要素型”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所接受。不过,在浮躁和表面文章之下,光靠堆钱是掌握不了核心技术的。
  • 三招根治“产能过剩”
  • 根治产能过剩的手段之一是,中国政府应加快实施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能源与资源价格的市场化,以及将对环境的影响纳入成本体系,有助于增强对企业的成本约束,鼓励企业更加集约地利用资源,降低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投资规模。
  • 给一点点“刺激”以消化过剩产能
  • 中国的产能过剩,是基本建设进入超高速发展周期,城市化进程突然间加速,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爆发式上涨的必然产物。这些因素中,有超前的,有过热的,但更多是阶段性的。
  •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灵丹妙药
  • 从全球经济的大趋势来看,如何将传统产业与当今高科技创新成果紧密结合,是决定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从大环境看,传统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结合点需要两个基本前提:一是传统制造业企业按照旧的经济模式经营大都步履艰难,甚至生存艰难,自觉感到转型压力;二是大量高科技创新成果已经具备大规模产业化的条件。这两大条件从世界范围看已具雏形。
  • 品牌建设是产能过剩的突破口
  • 解决相对过剩的产能,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手抓研发创新,一手抓品牌建设。然而,中国多数制造企业在研发上先天不足,既缺乏创新冒险精神,也缺乏长期的坚持和投入,更有对创新环境在法律保护上不足的担忧。这是诸多制造业宁愿将资金投向房地产,也不愿投入研发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建设反而成为企业家的一个有利选择。
  • 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应从需求端发力
  • 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严重过剩问题一直困扰着某些新兴产业,比如光伏业。光伏产品95%以上的市场在海外,国内市场能吸纳的产量不到5%。一旦海外需求萎缩,巨大的过剩产能和天量库存就成为高悬在市场头上的“堰塞湖”,无论欲疏欲堵,都是进退两难。
  • 产业融合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 用“现代”代替“传统”,这是人们语言表达的偏好,同时也在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规划上得到体现,大有言必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架势,好像传统产业就意味着“落后”,意味着“夕阳”,而“新兴产业”则代表了“现代”。
  • 新兴产业的产业金融之路
  • 从世界经验来看,产业金融是创新型科技企业发展壮大的“助推器”。期待与资本共舞,这是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对现实与未来的选择。
  • 新兴产业实验室的魔力
  • 纵观国内外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产业实验室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产业实验室是指将最新的科学原理转化为产品模型,为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做准备的产品、技术研究、开发(主要是开发)的机构。
  • 大宗商品篇 实体因素主导大宗商品沉浮
  • 从中长期看,实体因素而不是虚拟因素将主导大宗商品市场的沉浮。中国需求周期以及传统重工业化产业周期即将接近尾声,这很可能预示着国际大宗商品的超级“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 中美角力下的大宗商品市场
  • 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大宗商品需求急剧下降,市场进入衰退周期。尽管中国出台四万亿刺激政策,在一段时间内拉高了大宗商品价格,但随着刺激政策的逐渐退出,中国的内需相应收缩,大宗商品需求下降,以铁矿石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
  • 经济疲弱压制大宗商品宽松
  • 在QE3这只市场等待了多时的“靴子”落地之后,市场上被激起的潮水似乎很快退去。银根放松对大宗商品的短期走势会形成提振作用,但中期的走势仍要看宏观经济基本面。
  • 全球大宗商品“大牛市”将近昆声
  • 诸多迹象预示着国际大宗商品的超级“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 在未来几年,全球将告别廉价资本时代。事实上,一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储蓄过剩”不仅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融资资源,也大大压低了长期利率水平。但是现在这种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以往经济全球化中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过度福利、过度出口的失衡关系正在被打破。
  • 大宗商品上涨缺乏基础
  • 总体来看,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仍不明朗,大宗商品需求增长有限;各国很难继续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性政策。不存在推动大宗商品上涨的货币因素,大宗商品上涨缺乏基础,面临下行压力。
  • 大宗商品反弹脆弱 波动率将继续上升
  • 从宏观经济来看,欧洲区衰退会续到2013年,一直到2014、2015年,欧洲经济才会慢慢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走入复苏阶段。明年美国经济会受到财政赤字的拖累,所以,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日本经济今年不错,但明年也会有一个放缓的过程,因为日本经济是以中国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是毋庸置疑的,但不会出现多大危机。
  • 2013年大宗商品或有机会重新走强
  • 美国的货币政策很难对大宗商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首先,尽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金融环境方面左右着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但国际投机资本毕竟还需要根据国际市场实际供求变化来决定对大宗商品价格的炒作方向与力度。目前来看,中国因素对诸多种类大宗商品需求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受前段时间宏观调控以及近期欧债危机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在放慢,预计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低于8%。短时间来看,只要中国经济没有摆脱当前的疲弱,国际市场上就很难看到针对天然橡胶、铜、铝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适宜炒作的题材。
  • 2013年大宗商品外部需求继续疲弱
  • 2013年中国整体外需形势依然严峻,预计全年外贸出口增幅仍在10%以下,由此引发大宗商品的外部需求继续疲弱。外部需求形势严峻,主要来自两大风险冲击:首先,欧美债务危机短时期内难以解决,且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尤其是美国面临“财政悬崖”,极有可能将世界经济拖入二次衰退。
  • 大宗商品的向上行情不会一帆凤顺
  • 随着主要经济指标的筑底企稳,大宗商品市场最坏时期已经过去,新一年市场的主基调为温和回升。其中,货币因素是价格扬升的重要推手。中国是现阶段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消费国。国内需求力度的逐步增强,对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回升势必产生重要支撑。更重要的是,2012年下半年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实施了“无上限”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泛滥,尤其是美联储事实上的弱势美元方针,也会推高国际市场大宗商品行情。
  • 民生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点
  • 目前,广大农民工和生产者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例较低,投资者分红、政府税收拿走的过多。去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有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为10.37万亿元,增长了近25%,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
  • 收入分配改革控制高收入的“三把刀”
  • 这一轮收入分配改革要想实现“控高”,少不了三把“刀”。 第一把“刀”是完善制度和打破垄断。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还是制度。但坦率地说,目前相关制度建设还不足以给公众信心,这涉及多个层面:收入分配制度本身很不完善,比如,工资条例应该出台却遭遇“夭折”;其他制度改革还不见动静;高收入行业多属于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主要原因是垄断,但是要打破垄断很难。第二把“刀”是改革公司治理。一方面,改革国企体制。
  • 改变税收的“逆调节”
  • 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这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和税收的“逆调节”。现在税收主要是针对个人所得税,它应该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但是它现在没起到这个作用。因为个人所得税只对工薪能征税,其它的收入征不到税,特别是财产性收入,何况现在对炒股的收入根本不征税,这个没有道理。股票都是有钱人炒,穷人哪有钱去炒股票。对财产性收入不征税的状况要彻底改变。
  • 中国不妨两年减退税5万亿
  • 看一下市场机制、财政约束和货币政策。 首先,中国市场影响力最大的是权力机制,即资源配置和财富分布按照权力等次来安排;欧美市场影响力最大的是创新机制,即企业创新及其相应的选择淘汰机制决定了资源和财富的配置和分布。其次,中国政府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法定财政预算约束和货币政策约束。
  • 减“三公”补养老金缺口比掏民腰包明智
  • 在如何填补养老金缺口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官员、专家,多次提出过试点推行“延退”的想法。但据多家网站的网友调查结果显示,超九成人反对“延退”,认为应先废除公职人员与企业职工目前推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后再议是否“延退”。
  • 二胎政策酝酿“胎动”重民意而非听专家
  • 纵观二胎政策酝酿“胎动”的制度设想,不是来自体制内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就是出于体制内官方智库,而事关这项公共政策的最大利益相关者,普通老百姓却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令人忧心的一个现实是,尽管目前有计生政策的鼓励,但公众的生育意愿却已一路走低,渐趋冷却。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分别于1983年、1992年、1994年、1998年和2003年五次对市民的生育意愿作了抽样调查,生育意愿从1983年的生育2.04个孩子,一路降到2003年的生育1.1个孩子。
  •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社会更公平?
  • 在面临社会阶层固化等不公平的社会问题时,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许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公共服务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这些都属于二次收入分配。不过,也不能简单地把二次分配理解成为分蛋糕。在任何社会形态中,这些政策的确立都是形成内需社会的基础,而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需社会建设是关键。
  • 打通“两个舆论场”
  • 网络民意是社会民意的一个组成部分,微博民意也是网络民意的一个组成部分。分析这种民意是哪些人在表达,或者说具有哪些社会特征,可以对其清楚掌握。
  • 网络维权最终价值还是要靠法律实现
  • 很多人认为是微博在改变中国,但其实威力未必在微博。互联网发展到微博阶段,网民数量激增,网络文化广泛渗透社会,自然会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应该说这是网络文化演变近20年的结果。如今微博上网民的参与的程度,未必比以前的BBS(论坛)时代高,即使跟以前一样,但因为网民基数的增加,参与度也大幅度增强。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微博的力量可能更妥当。试想今天没有微博,只有博客和BBS、QQ、手机等,是否也会有现在这样的传播力?也许会有的,网民会找到传播的方式。当年的BBS和论坛不是也照样风起云涌?
  • 从全能型政府 到服务型政府
  • 目前,我国已然拥有一个网络化的民间社会,但却还欠缺网络化的治理者。因为互联网固有地从最终用户而不是集中化的守门人那里生成知识和价值,接入、访问和发布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内在于互联网的设计。循此,互联网治理的政策框架是:增强竞争,鼓励创新,允许自由表达,提升信任,进行最少的政府干涉。
  • 2013经济破局的风格与路线
  • 本轮破局既是经济的,更是政策的。如果说本轮宏调风格是去市场化、行政化回归,则下一轮将反其道而行之。宏观调控与调结构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2012年进入僵持与对峙之后,将因为宏调后遗症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从而在2013年出现宏调战线收缩、调结构力量加强之势。不过,鉴于中国经济社会超复杂,多重矛盾纠缠在一起,悖论不断、方向不明、路径不清晰,因此,任何技术层面的修补,都很可能会相互牵扯而难见成效。
  • 福卡论坛综述——变迁中的稳定格局——中日钓鱼岛博弈
  • 2012年10月18日,“福卡论坛”在福卡智库第一会议室召开。在本次交流会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福卡智库理论研究室主任吴红霞和福卡智库首席研究员王德培分别就“变迁中的稳定格局——中日钓鱼岛博弈”、“‘钓鱼岛’战略危机”和“‘钓鱼岛’战略危机——冲突趋势相关态势八大问题”做了主题演讲。三位专家演讲后,与会者还就关心的问题与三位学者进行提问和交流,专家学者观点深刻独到,现场气氛活跃。本刊特摘选其中片段,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 “钓鱼岛”战略危机
  • 钓鱼岛局势面临三大要素的变化。第一个是中日的经济位势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第二个是美国战略的转移;第三个是全球化的阶段性回潮。中美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互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国一直给美国提供非常廉价的商品,通过物美价廉的东西保证了美国长达20年的低通胀,而中国得到了什么好处呢?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前面顶着,然后它可以享受廉价的能源,同时人民币盯住美元就可以使人民币变相的享受美元的铸币税。但现在的情况又发生变化了,就是中国变成了老二之后美国人就不干了,所以它从原来还能保持的互补关系变成了现在彼此制衡的关系。
  • “钓鱼岛”战略危祝——冲突趋势相关态势八大问题
  • 包括钓鱼岛未来的命运,中国的命运、日本的命运、美国的命运究竟由谁来掌控?有一个逻辑推导的框架就是金融在爆炸,市场在膨胀,国家在扩张,文明在冲突。这四大变量,从分析它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看是谁也控制不住的。比如金融,现在各个国家都乱印钞票,膨胀到后来就引发了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那么,我国过去20多年金融膨胀到什么程度?增长了60倍,成为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基础货币最多的国家。市场经济历史如此短暂,但是向世界提供了这么大的货币,而且中央现在定向爆破堰塞湖,让香港搞离岸金融,让人民币洪水泄往全球。所以下个年代整个世界的资产就是重新定价,就是美元+人民币。
  • 福卡智库简介
  • “福卡”取自英文“FORECAST”,意为“预测、预言”。福卡智库首创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学术机构、国有财团、股份制企业合资而成,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独立运作的股份制研究机构,是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福卡行业咨询有限公司、福卡金融研究有限公司、福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福卡计算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福卡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和经济展望杂志社、经济预测编辑部等专业团队的“系统集成”,联合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开展“一个核心、三个基本点”(即以破解复杂为核心,以预测、战略、方案为基本点)的研究咨询工作。
  • 预测速递——国际
    宏观篇
    行业
    福卡智库特别推荐——2013金融破局?
    2013究竟如何破局? ——全球经济萎靡与中国起飞期的矛盾全球经济失去的N年
    全球经济的黑天鹅
    慢增长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
    全球经济泡沫化生存
    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都已快走到“南墙”
    单向思路“债”劫难逃
    欧债危机的未来
    特有的国内规模:中国起飞阶段时间会更长
    经济增长的两大潜力有待释放
    技术、士地:中国经济的推动力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起飞经济的矛盾
    经济下行的魔咒如何打破?过度经济刺激带来的负面效应
    WTO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市场信心不足 消费元素如何刺激?
    外需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明年外贸需提防三大风险
    外贸一声叹息 内需一地鸡毛 投资一身冷汗
    “宏观微调”救不了高价房地产?
    消费能否顶起半边天?
    中国经济底部或将是一个时间区间
    宏调与转型的两难境地中国经济亟待摆脱房地产业的“绑架”
    外贸“保十”落空倒逼经济转型
    如何跳过挤房地产泡沫导致的经济下行阴影?
    中国货币化进程已行至拐点
    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
    中国经济的问题 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
    中国的外需依赖模式行将终结?
    中国实体经济规模扩张模式进入拐点期
    经济转型的症结何在?
    如何转型 众说纷纭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
    何为中国经济的引擎?
    金融领域的复杂与敏感全球宽松潮或致2013年流动性过剩
    美元泛滥触发香港金融保卫战
    人民币汇率动荡凸显隐性制度漏洞
    人民币升值背后的三重疑问
    美元反弹或引发“热钱”逆流
    互联网金融冲击波 打破金融业寡头天下
    温州“游动性停滞”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生成?
    民间资本的“焦”
    错位的温州金融改革
    温州金融改革遭遇滑铁卢的概率在增加
    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金融补财改
    “盘剥”实体企业过多银行业必须转型
    存款搬家与影子银行
    内外夹击促成信托大扩张
    信托业迈入6万亿时代
    第三方理财:市场需求成就发展机遇
    传统产业过剩与新兴产业难发“去产能化”和制造业升级是中国的两道坎
    “去产能化”道路的新“路障”
    增加投资与消化过剩产能的悖论
    地方政府放水 产能淘汰难行
    新兴产业“启而不发”
    新兴产业的危与机
    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往往是好心办坏事
    市场、技术双缺失 新兴产业陷成长困境
    充满泡沫的新能源产业
    新兴产业遭遇拔苗助长
    传统产业升级难 新兴产业生根难
    “旧”的不去“新”的不能来
    大宗商品,相持不下的几大变量经济周期制约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供应端的变化影响全球市场的再平衡
    供应冲击之下 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是否结束?
    美国大选落定 大宗商品会否飞舞?
    QE的作用是暂时的
    QE3:大宗商品涨势终结者?
    美元走势与大宗商品价格
    大宗商品需求强度如何变动?
    中国一打喷嚏 大宗商品就感冒
    经济转型与大宗商品价格
    交易商违约潮加尉大宗商品低迷
    民生领域的几大纠结问题居民收入增速被高估
    财富分配失衡大于收入分配失衡
    谁撑大了基尼系数?
    征税方式改变百姓“税痛感”明显化
    中国经济“新常态”对普通老百姓是有利的?
    “草根逆袭”、“宫”“富”世袭
    “控高”成为最大难题
    收入分配改革 难度不在经济与技术层面
    中国会出现“劣质民主陷阱”吗?
    微博改变了网络舆论生态
    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
    群体事件中的正负能量博弈
    中国人养老到底要靠谁?
    机构养老的政府选项:公立抑或民营?
    中国人口政策的敦刻尔克时刻
    2013年经济会比今年好吗?
    2013年难言中期底已到
    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两个基本点
    谁能主导中国经济的“稳”?
    三因素将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
    三大制度红利将引领经济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点:新型城镇化
    服务业将成中国经济新增长点
    谁来助力中国贸易链整体升级?
    宏观调控篇 货币的“千斤”需要财政的“四两”
    财政政策的变化将在2013年逐步展开
    十八大背景下的货币管理趋势
    刺激经济单靠货币政策行不通
    结构性减税关乎此轮宏观调控成败
    启动内需别打“高储蓄”的主意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
    2013值得期待的几项制度红利
    2013年中国经济可以预见的大事件
    十八大后 经济政策的三种场景
    中国改革再次走到转折点
    改革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
    中国应该改革还是修复?
    “两头冒尖”愈演愈烈
    改革先改政府角色
    政府在经济变革中的角色定位
    政治体制改革须“摸着石头过洞”
    行政体制改革的空间与可能
    中国的大城市既不大也不多不应限制
    城市化发展战略的四大问题
    城市化助推中国“消费经济”
    城市化背后的增长逻辑
    城市化如何成为十八大后经济增长的动力?
    城镇化的新战略
    农民工进城的城镇化难题
    未来中国城镇化应该怎么选择?
    城市化需与经济结构改革并行
    城镇化的趋势是五亿合一
    城市化发展需要搞好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命悬”城市化
    金融改革是解决经济问题的金钥匙
    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系统性改革
    认十八大看未来中国金融市场的走向
    金融混业离我们有多远?
    金融混业经营势不可挡
    金融混业空间巨大
    金融混业监管迫在眉睫
    银保混业是把“双刃剑”
    建立真正具有信用识别能力的金融体系
    泛资产管理时代到来
    非银行金融业:把握制度创新红利
    互联网小微贷 成长潜力难以估计
    资产证券化艰难重启
    产业升级篇 淘汰落后产能要从市场化改革破题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到底要什么?
    三招根治“产能过剩”
    给一点点“刺激”以消化过剩产能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灵丹妙药
    品牌建设是产能过剩的突破口
    新兴产业扶持政策应从需求端发力
    产业融合发展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新兴产业的产业金融之路
    新兴产业实验室的魔力
    大宗商品篇 实体因素主导大宗商品沉浮
    中美角力下的大宗商品市场
    经济疲弱压制大宗商品宽松
    全球大宗商品“大牛市”将近昆声
    大宗商品上涨缺乏基础
    大宗商品反弹脆弱 波动率将继续上升
    2013年大宗商品或有机会重新走强
    2013年大宗商品外部需求继续疲弱
    大宗商品的向上行情不会一帆凤顺
    民生篇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点
    收入分配改革控制高收入的“三把刀”
    改变税收的“逆调节”
    中国不妨两年减退税5万亿
    减“三公”补养老金缺口比掏民腰包明智
    二胎政策酝酿“胎动”重民意而非听专家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社会更公平?
    打通“两个舆论场”
    网络维权最终价值还是要靠法律实现
    从全能型政府 到服务型政府
    2013经济破局的风格与路线
    福卡论坛综述——变迁中的稳定格局——中日钓鱼岛博弈(沈丁立)
    “钓鱼岛”战略危机(吴红霞)
    “钓鱼岛”战略危祝——冲突趋势相关态势八大问题(王德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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