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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中降低行政成本
  • 行政成本的问题是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行政成本不降反升,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去实现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其中,通过培育非政府组织并以此为起点去促进社会自治力量的成熟,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方向。就政府自身而言,也需要根据全球化以及社会复杂性迅速增长的现实,作出行政自治的制度安排。
  •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 全要素生产率视野下的政府制度创新
  • 在全要素生产率视野下,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因果关系:TFP的制度效应(法治一市场制度框架)和制度培育下技术效应(知识发展战略)将构成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双维驱动力;当一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政府制度创新能力与公共政策水平对经济推动作用就愈加凸显;国家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扶持和培育,而政府制度创新亦依赖于信息技术平台的支持。
  • 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的提升
  • 作为人类文明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重要阶段,全球化不仅支配着21世纪的世界进程.而且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政府能力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挑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现阶段我国政府在财政调控、金融调控和行政组织调控方面,其能力的表现不容乐观。提高的途径在于:推动政府由“强力政府”向“能力政府”转变;结合本国实际,大胆地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把提升政府能力与转变政府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重视咨询机构在提高政府能力过程中的作用;努力提高公务员的素质;推动建立廉洁政府;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权威政府。
  •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 社会回归——行政权力的演进方向
  • 随着先发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国家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上。根据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观点,国家权力是由社会让渡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势必要求将让渡给国家的部分权力收回。而这些需要回归社会的权力往往是通过传统的政府的行政职能来体现的,因此,通过调整政府职能范围来重塑行政权力的行使空间,是确保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的关键。
  •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辨析
  • 一直以来,学界对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存在各种争论,但事实上,新兴的公共管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之间既有明显的区别,又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传统上,公共行政的主体是狭义上的政府,而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公共组织;公共行政侧重公共性,公共管理侧重社会性。对于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是否存在联系,国内外学者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看到由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从公共行政向公共管理转变,同时也体现了公共部门管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 公共政策视野下城镇弱势群体的现状及其政策支持
  • 保护城镇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公共政策必然以社会公正作为自己的价值诉求,因此,政府要通过公共政策调整,关注并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实现社会富裕文明,保证社会公平公正。对其实施的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对弱势群体实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关怀,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健全合理的税收制度,重视政策创新;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构建对弱势群体社会关怀体系;建立健全城镇弱势群体的政策诉求表达机制;通过健全法律机制对弱势群体在医疗与教育方面实行保护。
  • 一致还是冲突:对公共政策理性预设与价值选择的思考
  • 公共政策总是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和价值定向中发挥其分析功能,理性的有限性和价值的冲突性,决定了政策系统中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并非如应然的有序、一致和形成普遍的共识,政策分析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作。
  • 竞争上岗的制度分析
  • 竞争上岗是对荐举委任制晋升方式的辩证否定。竞争上岗属于以技术创新为支撑才能持续完善的机制创新,通过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完善竞争上岗自身。而切实制约“一把手”或“少数人”的用人权,拓宽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发展空间,还要依赖于体制创新。体制创新的核心是合理配置用人权。体制创新的基本内容是将职务晋升中的提名权、考察权、决定权相互分开与协调。
  • 政府雇员制:“双刃剑”能否激活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 政府雇员制产生的动因:一是建立“灵活、高效、廉洁”的政府需要;二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的需要;三是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在我国雇员制有三种模式:即吉林模式、珠海模式和深圳模式。这三种模式对中国公务员制度产生了冲击:首先,它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与稳定性,增强了政府雇佣关系的弹性;其次,改变公务员管理的“规则控制”,实现了工作考评的“结果取向”;再次,它改变了公务员的“通才性质”,实现了“技术精英”管理。若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监管和行政体制改革配套而行,“政府雇员制”可能呈现“双刃剑”效应,积极作用与负面效应同时并存。因此,在推行“政府雇员制”时应着力解决:制度创新与制度连续性问题;政府职位“公共性”与雇员“自利性”结合的问题;政府与雇员双方与权利规范问题等。
  • 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制模式探析
  • 现代行政法中最突出的特征即表现为行政裁量权的广泛运用。从法治是对人性弱点的合理怀疑角度分析,行政程序是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最理想工具。作为行政程序的保障,行政主体因违法行为或因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事实出现,则应承受行政责任之归结。从人性合理性角度分析,潜意识对行政公务人员行政心理的分析起有重大作用并进而提出法律信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滥用行政裁量权的休止符。
  • 公共危机的依法管理及其法制完善——危机状态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 危机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在实行危机管理职能时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切实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彰显“依法治国”的价值追求。针对中国目前危机管理现状,可以从限制政府权力、公民权利的法律救济及危机管理的法律完善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以完善的危机法律制度平衡危机下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紧张,从而保障公民权利。
  • 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指导责任之法律思考
  • 行政指导作为现代民主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之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行政指导虽然不具有法律形式上的强制力.其行为是基于行政相对人的自愿而为。但从“国家”现象,从事实上的强制力,从我国现行法律之规定来思考.行政主体应当承担行政指导责任。
  • 行政文化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与实现路径
  • 行政文化现代化是实现行政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与必然要求。行政文化现代化有助于促进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转、行政改革的深化、改善政府形象和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实现我国行政文化现代化,需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鉴政府理念企业化、批判继承传统行政文化、建设行政法治文化、培养和塑造健康的行政心理等方面着手。
  • 政府、市场、合作网络之间的抉择与耦合——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制度)选择
  • 我国目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全面构建和谐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其中制度选择是最核心的问题。政府管理、市场机制及合作网络为可供选择的途径,此三种途径均有优势及缺陷,应理性选择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途径。
  • 善治理论视野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 在善治理论视野下,“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尽可能增加人民群众的共识与认同感,不断增大“合法性”,以减少政府管理成本,提高公共政策的效力;需要各级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提高其参政意识和能力;需要各级政府增强责任意识,特别是建立决策的失误责任追究制度;需要各级政府认真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需要各级政府增强责任意识,强化问责制;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 和谐社会语境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取向及和谐社会视野下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质对我国政府提出了挑战。必须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完善政府管理方式,建设以人为本、民主参与的服务型政府。
  • 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比较及其启示
  • 新公共管理改革主张公共管理借鉴工商企业管理理论与技术方法,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这种借鉴是在对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之异同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的创造性借鉴。众所周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与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国政府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即没有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监督体系整体上还比较低效等。缓解政府委托代理问题应当着重把握完善政府多元化指标体系的绩效衡量;减少政府的委托代理层次;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将重点置于监督上,而非激励;打破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 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型
  • 市场化取向的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既不公平又效率低下,医院、患者、政府三方都不满意。造成目前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政府对经济增长和市场过于迷信,“发展是硬道理”被理解成经济增长是硬道理,似乎只要“把蛋糕做大”,其他的一切问题包括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就迎刃而解了。市场被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灵药,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医疗卫生资源。因此,选择了一条市场化的改革路径;其二,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职能定位发生了偏差,没有负起该负的提供医疗卫生公共物品的责任。事实上,医疗卫生作为一种混合公共物品,是政府与市场双“失灵”的领域。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医改“夹生饭”的状况,就必须充分发挥医学协会的作用,政府、市场、行业协会三者共同“治理”医疗卫生改革,才可能达到“善治”的结果。
  • 黑龙江省国企改革和私营经济发展互动的现状分析
  •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加快发展私营经济的有机结合,并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逐步解决黑龙江省国有经济比重偏高问题,促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已经成为全省上下的普遍共识。国有企业改革和私营经济发展互动的特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继续加快,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势头较好,为私营经济迅猛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国有企业股权依然相对集中,私营资本参股入股仍很困难,使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目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私营企业市场准入受到限制,一些重要领域还难以插足,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要求还需要落到实处;私营企业吸纳就业人员增加,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持续降低,为黑龙江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 对加强城市社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
  •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大批的“单位人”正向“社区人”转化,社区作为政府和社会的联系纽带,日益成为对社区居民提供各种保障的载体。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基础的我国城市社区保障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潜在的不足与弱点依然存在,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必须通过树立新的理念,强化政府责任,有效整合社区社会保障资源,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社区社会保障中的辅助作用等途径,以实现城市社区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的目的。
  • 经营城市——城市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探析
  • 经营城市理念要求把城市中可资经营的公共资源如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生态环境等有形资源以及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知名度和城市特色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冠名权等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以获取最大收益。经营城市的本质是搭建一个城市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平台。为政府扩大招商范围,使城市公共资源在“阳光下”配置,最大限度地使城市公共资源增值。
  • 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及其借鉴
  •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掀起了改革政府的热潮。从西方国家改革的实践看,改革的内容主要是按照新公共管理的要求展开的: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将“掌舵”和“划桨”分开;运用市场原则,引进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强调顾客导向。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可供我国借鉴的特点是:改革目标上的效率和质量取向;改革措施上的分权趋势;改革的良性循环。
  •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协商民主
  •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与民主制度。协商民主的核心是理性的公共协商,即通过讨论、审议、对话和交流,从而实现立法和决策的共识。协商民主关注民主的具体过程,在国家制度、特设论坛、公共领域等不同领域发挥着作用。协商民主具有合法性、理性、公开性、责任性特征。协商民主制度的实施激发了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促进了决策的合法化、培养了公共精神、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平等参与、达成共识、关注公共利益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目标,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制度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行政改革]
    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中降低行政成本(张康之)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宋涛)
    全要素生产率视野下的政府制度创新(汪波)
    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的提升(杜创国)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胡德平)
    [行政学理论]
    社会回归——行政权力的演进方向(陈毅松)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辨析(黄丽娟)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视野下城镇弱势群体的现状及其政策支持(陶学荣 朱洪)
    一致还是冲突:对公共政策理性预设与价值选择的思考(夏玉成)
    [公务员研究]
    竞争上岗的制度分析(宋世明)
    政府雇员制:“双刃剑”能否激活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郑迎春)
    [行政与法]
    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制模式探析(郝炜)
    公共危机的依法管理及其法制完善——危机状态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陶建钟)
    行政主体承担行政指导责任之法律思考(曾伟德)
    [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现代化的现实意义与实现路径(张荷莲)
    [“和谐社会”研究]
    政府、市场、合作网络之间的抉择与耦合——试论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制度)选择(曹剑光)
    善治理论视野下的“和谐社会”建设(覃敏健)
    和谐社会语境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谭桔华)
    [发展论坛]
    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比较及其启示(刘用铨)
    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型(孔德斌)
    黑龙江省国企改革和私营经济发展互动的现状分析(温美荣)
    对加强城市社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考(王琳)
    经营城市——城市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探析(杨丽丽)
    [他山之石]
    西方国家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及其借鉴(秦龙)
    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协商民主(李思然)
    《行政论坛》封面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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