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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产生于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是出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要求而产生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管理,它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
  •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 现有的治理理论和网络治理模式虽然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没有为我国行政主导型的社区模式发展成合作网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新公共管理中“政府再造”的原则、战略与工具则为“社区再造”提供了进一步改革的原则与指南,即获得授权的社区、居民驱使的社区、协作型社区、企业型社区与竞争型社区。这五项原则不仅得到了公共物品、集体行动、公民参与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支持,而且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具有经验典范的意义。
  • 新型乡镇治理机制的研究——基于民主发展的不均衡性和治理的有效性分析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和政治机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当前的乡镇治理模式日益暴露出诸多问题。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会选择不同的治理模式进行制度安排,新型的乡镇治理机制包括办事处或乡镇公所模式(县派)、乡镇自治模式(乡治)和改良式乡镇模式(乡政)三种模式,三种模式是一个整体,它们是并存的关系,但是展望乡镇治理的未来,乡镇自治模式应该是另外两种模式的发展目标。
  • 管制之殇:中国户籍政策改革失效之因——基于“行政国家”视角的思考
  • 作为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的制度设计,在经历了60年的沿革和变迁之后,户籍政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依然发挥着消极的掣肘作用。尤其是黏附于户籍政策之上的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制度差别,仍然是导致中国社会公平严重缺失的罪魁之一。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视阈出发,户籍政策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是因为它是中国“行政国家”的核心特质——管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集中体现,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府本位”,而户籍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则进一步巩固了以“政府本位”为特征的行政理念和行为逻辑,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形成了“愈改革,愈管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户籍政策改革欲取得实质性突破,就必须首先转变政府的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实现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彻底转变。
  • 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局限与超越
  • 20世纪90年代末期,伴随着第一轮改革中出现的“碎片化”、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民主社会价值观缺失等问题的出现,西方一些国家展开了第二轮政府改革实践——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后新公共管理与传统科层制、新公共管理的差异性比较,应该是更受欢迎的替代方案。然而,后新公共管理的几点假设是基于理想层面的推断,其合理性值得商榷,即对组织现象的单维度诠释、结构性与制度性改革的失衡、与民主型治理的碰撞、行政个体责任和相互信任的迷失性缺失等。每个国家都需要探索具有自己特色并可选择的改革方案。
  • 政府公共性的学理探源与当代回应
  • 政府公共性问题由来已久,虽然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表现出的外部特征不同,但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履行社会公共职能乃是所有政府公共性应有的实质内容。从政府公共性的历史发展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表现出的外部特征各异。全球化过程彰显了公共化实质及其未来指归,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普遍的相关性积累过程,其实质是公共性的增长过程。当下的公共性危机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国际上的生态环境问题、毒品交易与跨国犯罪问题、地区冲突与恐怖主义问题、南北贫富差距与全球经济安全问题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和挑战,这需要充分发挥各国政府的主导作用,努力彰显政府公共性价值。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实现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结构设计
  • 我们必须从优化政府职能结构入手,进行地方大部制政府部门结构设计,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部门结构:整合相同相近的细分职能,设置相应的大部门;加强宏观调控职能,放大宏观管理部门;突出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公共服务部门;重视特殊重要职能,特设重要事务管理部门。扁平化是当代政府组织层级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组织形态扁平化是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发展的要求;组织形态扁平化是管理对象或服务对象复杂化的要求。必须按照决策、执行与监督相对分离的原则进行政府权力结构设计,因为:政府管理是决策、执行与监督相辅相成的运作过程;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协调地运作;政府大部制改革使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的要求更加鲜明。
  •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与多元问责机制建构
  •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衰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鉴于此,需要着重从强化立法机关的政治问责机制、完善司法机关的法律问责机制以及搭建传媒与公众的社会问责机制等方面建构政府环境责任的多元问责机制,从而切实落实政府的环境责任。
  • 行政不作为危害、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
  • 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说明我国行政不作为存在于执法、监管等各个环节,暴露了我国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的严重问题。行政不作为的危害表现为:影响社会稳定,降低政府威信,制约政府职能运行和干扰责任政府作用发挥。其成因是:行政体制上——行政执法等部门利益驱动;干部制度上——选人用人机制不完善;问责机制上——行政问责制不规范;社会监督上——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参与度不够。治理行政不作为的路径: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干部选人用人机制,规范行政问责制和加大人民群众与新闻媒体参与监督的力度。
  • 论行政伦理诉求
  • 公共行政不仅应当追求科学化,还应该恪守道德的原则。行政伦理是对行政活动的道德审查。行政伦理的设定是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基于中国“自律诉求”传统行政文化的制度困境、西方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分析,新时期我国行政伦理诉求的路径应包括道德的制度安排和个体德性的伦理选择。
  • 重塑政策监控理论促进政府责任的思考
  • 当前政策监控理论失效与实践失灵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既有的政策监控理论或因静态描述而失去解释力,或因狭隘视野而散失生命力,使得一部政策监控史也就周而复始地演绎着一部灾难发生史;现实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纠缠,不断形成对政策监控实践的挑战,而主宰化的思维在这一过程中推波助澜。避免政策监控的失灵和政府责任的缺失,不仅仅在诸如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员素质、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制度机制等方面要老调重提,更需要消除主宰化的管理思维,建立公民权与行政权相分立、符合公民意愿的政府责任体系。
  • 公共政策之公共性:一个分析框架
  • 从哈贝马斯和汤普森的公共性理论来看,公共政策之公共性可以这样界定,即公共政策之公共性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尤其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中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的基础上,在追求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及推动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属性。同时,运用其可以构成考察我国公共政策之公共性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包括以下三个维度的内容:一是公平度的公共性,即公共政策价值观的公正性和公益性;二是可见度的公共性,即公共政策系统与过程的“可见度”;三是可对话度的公共性,即公共政策过程中公众可参与对话的程度。
  • 试论纳税人税法上的财产权保障
  •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的行使负有社会义务,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利益。课税即是对财产权进行限制的最主要的方式。但财产权作为受宪法明文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要求课税权的行使必须有度,不得侵犯纳税人财产权本体,同时应保证纳税人财产的私人用益性。
  • 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制度缺失与建构
  • 农地发展权的建立将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保护耕地、农民利益及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但我国缺失农地发展权制度。我国农地发展权制度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农地产权虚置,农地主体虚位,农地权能残缺,以及传统农地管理与利用的弊端等。我国农地发展权制度的建构思路为,明确农地发展权的主体归属、实现方式和制度保障。
  •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设定的适当性——以近年浙江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为观察点
  •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设定成为近年来浙江省各地推行依法行政、公正合理行政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是,过度和不及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都是有害的。浙江省各地设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应该在适当性下展开,具体包括设定主体、规则性质定位、具体裁量标准、列举考量因素的适当等。
  • 西部教育中介组织与西部教育发展
  • 我国西部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教育发展的滞后是一个重要原因。教育中介组织是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教育滞后需要教育中介组织的介入,其作用主要是可以促进西部教育决策的优化,破解西部教育资源的难题,促进西部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促进西部民办教育发展作用的发挥等。
  • 论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路径选择与突破
  • 随着环境保护不断受到重视,NGO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只能扮演诉讼支持者和诉讼代理人的角色,无论是关于NGO主体地位的规定,还是诉讼理论的限制,都极大地制约了NGO发挥更大的作用。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作用要突破,不仅要在实体法层面赋予NGO原告资格,更要在程序法层面加以完善.从法庭选择、举证责任和诉讼费用各方面予以配套。
  • 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
  • 对公共文化事务的参与,既是现代民主精神的体现,更是公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表现,有利于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真正满足公民公共文化需求,消除政府供给机制弊端,促进公民有序地参与公共文化事务等。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仍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和问题,影响其发展。主要表现在: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有待加强;社区文化发展不充分,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社区文化服务体系;非政府组织发展不足,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企业社会责任感不强,公共文化责任意识淡薄等。为此,应通过提高公民个人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规范运作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充分发挥其作用;增强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的社会责任,鼓励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等对策,促进和改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公民参与。
  • 探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轨迹
  • 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但他们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思想。这些思想也充分地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和创新,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轨迹。在新世纪之初,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完整地提出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
  •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一个研究综述
  • 库恩提出范式及范式变迁的概念,在公共行政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当多的学者将范式及范式变迁的概念运用于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如尼古拉斯·亨利、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欧文·休斯、蓝志勇和凯瑟琳·安德逊等;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反对将范式及范式变迁概念运用于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如全中燮、杰罗德·葛瑞恩等。学者对新公共管理是否构成一个新的范式也是莫衷一是,公共行政领域的范式之争仍将继续。
  • 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思考——兼论冲突法的价值取向
  • 体现在冲突法中的正义价值包括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国际产品责任侵权法律适用领域的价值取向已从单纯追求冲突正义到目前司法实践中更注重实质正义的转变。传统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存在固有缺陷,最密切联系原则又过于主观。在构建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时,连结点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产品责任案件中涉及到的连结点主要有:产品生产地、产品销售地、损害发生地、受害人的住所地和惯常居所地、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分析各个连结点的法律性质和发展趋势,借鉴国际公约开放灵活的层级体系和先进的冲突法立法观念,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可以将侵权地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同时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有利于原告原则,并排除被告不可预见法律的适用,从而实现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
  • 行政学人
  • 刘熙瑞 1942年生,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原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河南农业大学、河北燕山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曾任中央国家直属机关工委讲师团成员。历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现任特约理事,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 制度与公共政策的清晰界定——读《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 由于公共政策这一概念具有跨学科性,不同研究者的分析角度各不相同。在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关系界定上,更是存在着重叠交叉关系、同一关系和包含关系之说。如何在研究中清晰界定跨学科的概念以及准确地使用它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学术探讨]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张康之 李传军)
    [政治学研究]
    “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陈炳辉 王菁)
    新型乡镇治理机制的研究——基于民主发展的不均衡性和治理的有效性分析
    管制之殇:中国户籍政策改革失效之因——基于“行政国家”视角的思考(李晓飞)
    [行政学理论]
    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局限与超越
    政府公共性的学理探源与当代回应
    [行政改革]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结构设计(许淑萍)
    政府环境责任缺失与多元问责机制建构
    行政不作为危害、成因及其治理路径——以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例(王忠国)
    论行政伦理诉求(林庆)

    重塑政策监控理论促进政府责任的思考(姜国兵)
    公共政策之公共性:一个分析框架(肖生福)
    试论纳税人税法上的财产权保障
    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制度缺失与建构(周建国)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设定的适当性——以近年浙江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为观察点(陈婴虹)
    西部教育中介组织与西部教育发展
    论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路径选择与突破(李玉娟)
    公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策研究(刘文俭)
    探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轨迹(马边防)
    西方公共行政范式:一个研究综述
    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思考——兼论冲突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学人
    制度与公共政策的清晰界定——读《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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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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