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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曹操与原始道教
  • 汉魏之际的历史变迁杂而多端,但在表层的历史运动之下始终潜伏着一条宗教神学的隐线索。曹操收编太平道、抚接五斗米道势力,集中控制方士,乃至“挟天子”,目的皆在暗争“天命”。曹魏欣赏曹操“真人”之号,具有同样的宗教政治内涵。曹操一生所经营之“天命在吾”的魏氏圣化大业,随曹丕黄初元年受禅而得实现。从曹操势力兴起以至汉魏禅代,其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
  • 唐代吐鲁番籍的“丁女”与敦煌籍的成年“中女”
  • 唐代吐鲁番户籍将成年在室女子称为“丁女”,而敦煌户籍将其称作“中女”,这种称谓上的不同,应源于两晋南朝与北朝之间因土地、赋役制度不同造成的课役身份的差异。依据“丁从课役”的原则,北朝均田制下的女子只有在出嫁后才能依附于丈夫受田、纳课;未出嫁或丧夫归宗的女子不受田、纳课,亦不能称“丁”。两晋南朝则不同,女子到法定年龄就要承担课赋,成丁与否不以结婚为必要条件。敦煌户籍的称谓符合北朝以及承此而来的隋唐丁中制度,吐鲁番户籍的载录则是西晋、十六国制度的遗存。
  • 《天圣令》复原唐《医疾令》所见官民医学之分野
  • 《天圣令》所载唐《医疾令》所代表的官方医学,无法展示唐代医学的全貌。官方医学对于博士、医学生身份的抉择,一方面体现出官方医学对民间医学的尊重与服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体制的开放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官方医学并未试图改变中国医学的传统教育模式。在唐人“特重古方”的背景下,《新修本草》能够取代影响巨大的《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经集注》成为官方医学中罕见的当世教材,体现出官修药书对私修药书的天然优势。对唐《医疾令》中所记载的医学分科不宜给予过高评价,因为它仅是官方的行政需求,并不代表当时医学的整体面貌,不仅民间医学分科项目与之迥异,而且后世的官方医学分科也未受到其影响。从“灸”疗法在《医疾令》中的地位可以看到民间医学思想对律令的影响。
  • 明代驯象卫考论
  • 象在古代是象征太平的瑞兽,朝仪中多所使用。为满足朝仪需要,明洪武年间在广西十万山地区特设驯象卫以捕捉、驯化野象。自建立后,其治所几经迁移,至洪武后期,最后迁至横州。作为明朝控驭桂西南民族地区重要的军事堡垒,驯象卫除捕象外,还多次参与了朝廷征剿广西少数民族的行动,为明朝在广西民族地区统治的稳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至明中叶后,随着明廷驯象供应体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在广西民族反抗频频的情况下,其职能渐由捕象、驯象向镇戍地方转变。驯象卫也由一个特殊卫所沦落为普通卫所,所统领的旗军不断减少,最后走向衰亡。这一过程也是与桂南一带因自然环境变迁导致野象种群不断减少的现实相关的。
  • 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
  • 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学生请愿示威运动启动迅猛,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后很快结束。学潮规模巨大,行动激烈,对当局的冲击程度超过以往的学生运动。但此次学潮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组织和一致的奋斗目标,也未与工农商各界相结合而形成持久运动。运动受到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在国民党当局的化解政策和众多因素影响下归于平息。
  • 蒋介石与两广六一事变
  • 蒋介石应对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事变初露端倪时,蒋静观其变。针对两粤之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欲利用两广之争和广东内部的文武内讧,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蒋为拆分粤桂,先专对粤。广东问题解决后,冒险撤换李宗仁、白崇禧。借口李、白抗命不服,趁机派兵入粤。待中央军转至西江布防后,开始对桂谋求和平解决。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为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之关键,但其所运用之手段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
  • 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
  • 汪精卫以“烈士”登上历史舞台,却以“汉奸”结束政治生命,在貌似“多变”、“矛盾”的政治选择背后,潜藏着他“一贯”的性格,即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然而一旦身陷困境,就自暴自弃,缺乏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冲的智慧。汪精卫在民族生存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坚持战斗的勇气,接受日本人的诱降条件,幻想以媾和赢得一个偏安之局,最终“被诱而亡”,身败名裂。他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
  • 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
  • 20世纪以来,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先是遭到康福德的严重质疑,但这一质疑后来受到伯里、科克兰、芬利、罗米莉等学者的反驳。20世纪60、70年代,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冲击下,帕里、施塔尔在独辟蹊径的同时,对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不无怀疑;华莱士和亨特则颠覆了其形象。70年代末至80年代,康纳进行了反思,罗林斯的研究运用了结构主义理论,对修昔底德的评价回归理性。90年代以来,叙事学成为这一领域研究主流,揭示出其著作中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些匠心和特点,这是对其史家形象的肯定和褒扬。康纳以后,“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的”三个修饰语已不足以概括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的丰富内涵。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递嬗。
  • 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 年鉴学派应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史所取得的成功直接推动了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史研究。新一代的年鉴学派史家,以“系列史”方法为指导,研究书籍的社会经济史,解读书籍的社会文化功用,试图勾勒出18世纪法国的书籍社会学。但此后,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史学家的目光从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书籍社会学转向强调解读的阅读社会学。因此,对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注重书籍计量到强调文本解读、从书籍社会学到阅读社会学、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变。
  • 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家与近代科学革命——以达芬奇和布鲁内勒斯基为中心
  • 欧洲近代科学在方法论、理论形式和宇宙观上区别于欧洲古典科学和其他文明的前现代科学。库恩曾用范式革命来概括欧洲近代科学变革。为什么这种以实验和数学方法而著称的范式在17世纪欧洲出现?这个问题从科学史在20世纪初成为一门学科时就受到关注,几乎每一部科学史都要触及。
  • 民国时期劳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随着近代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实业的发展,到民国时期,资方、雇主与工人或雇员的关系实际上已构成社会网络中最基本与最重要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劳资共处同一经济/协作体中,因经济利益不同而矛盾、冲突,又因互利、共生而合作。劳资间矛盾与合作关系的表象背后实则有着复杂的问题域,蕴含着社会走向的答案。
  • 英文摘要
  • 《历史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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