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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斯巴达“军国主义化”反思
  • 西方学术史上存在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古代斯巴达是军国主义国家或具有强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国家。这种观点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代希腊,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客观而言,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理论和史料运用错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军国主义国家必须综合考虑其制度与政策、内政与外交。依照这些标准,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斯巴达并不是军国主义国家,斯巴达的军国主义化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30年代。但是,古代斯巴达没有建立起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也没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典趄的军国主义国家。
  • 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
  • 修昔底德借鉴了古希腊的医学与诗歌而在其“雅典瘟疫叙事’,中充分描绘了令人痛苦与恐惧的疾病。然而,他对雅典瘟疫的叙述既非为了医学上的治疗,也未像诗人那样将瘟疫的产生归因于神祗,相反,他用一种精确写实的修辞手法向他的读者揭示出带有悲剧性的人类处境。修昔底德写作的文本是供私人阅读与传播的,而非面向公众的作品,这决定了他的叙事方式不属于当时面向公众的修辞风格。
  • 匕魏初期的爵本位社会及其历史书写——以《魏书·官氏志》为中心
  • 北魏道武帝天赐年间的官爵品级制度既不是九品官品制,也不是九品官人法,而与两者都似是而非。其实质在于将前四品有爵者叠压在后五品之上,后五品的散、文、武诸官尽管职任不同,在爵位候补者这一点上则是同质的。这时期各种利益分配均以爵为标准,可以看作是“爵本位”的社会。爵本位既曾是华夏古制,也符合北族自身的政治文化特色,成为沟通北族部落联盟与华夏官僚制国家的一条捷径。天赐年间制度之所以被研究者看作是高度华夏化的制度,实由于《魏书》所采取的叙述策略所致。要想更深入地认识北魏早期历史,必须对《魏书》的史料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 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
  • 耶律阿保机建立大契丹国之初即有意逐鹿中原,这一北族新政权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汉化色彩。在两度率大军南征未果后,阿保机定下了先取漠北及渤海之策。不过,平渤海后他意外辞世,入主中原终成未竟之业。而阿保机为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耶律倍设计的汉式教育,也说明在他看来,要实现入主中原的雄图大业,关键在于汉化。在这一意义上,近年来西方学界基于相对主义立场批判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研究中汉化命题的潮流,有失偏颇,在很多情境下反而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真实立场渐行渐远。
  • 失败的僭伪者与成功的开国之君——以三位北族人物传奇性事迹为中心
  • 安禄山、李继迁、努尔哈赤三位历史人物,虽然在历史上的活动时限和功业成败各不相同,但在其身后长期流传的以三人为主人公的传奇性事迹中,却彰显出不少相近之处,尤以所谓的孤儿逃难型故事最为突出。此类传奇性事迹均不同程度地凸现出历史上北方民族对于成就帝业的正统因素——天命佑助、神裔血统和超常体貌等——的模仿与回应,又以被尊崇为开国之君的李继迁和努尔哈赤的相关故事尤为明显。其中蕴含的大量汉文化因素,则生动地映照出少数民族对于汉文化的吸收改造及与自身传统相整饬的轨迹。
  • 盛世叩阍:清前期的皇权政治与诉讼实践
  • 在传统中国,叩阍被视为申雪冤狱的终极手段。清前期,顺治、康熙、雍正均在一定程度上把叩阍作为对官员的监督手段之一,建立了某种意义上具有清初特色的督察体系。但由于政治凌驾于法律,官僚集团并非坚定公正的法律执行者,而是通权达变的政治追随者,叩阍的监督作用有着较大的局限性。乾隆中后期,统治者强化对平民叩阍的打击,弱化了对官僚利益集团的监督,削弱了统治阶层的执政能力。叩阍的变化体现了清前期执政前后脱节、政治与法律错位、民情与君意背离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 章太炎对婶崎正治宗教学思想的扬弃
  • 章太炎1906年流亡日本时不但推崇佛教,而且对信仰“怪力乱神”的民间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历史传统、革命需要,以及日本宗教学家婶崎正治宗教学说的影响,是章太炎思想变化的内外动因。他之所以部分汲取婶崎正治的思想,是因为婶崎宗教论中关于表象主义和“欲求”、“理想”的认知,汇通了其小学、荀学的知识结构。婶崎关于宗教有强大能量的思想,更契合了太炎反满革命的内心冲动与现实追求。婶崎学说激发了太炎思想新的创造力。他在汲取婶崎思想的同时,亦实现了一定的超越。
  • “二重证据法”的界定及规则探析
  •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从其“二重证明法”而来,主要是针对疑古思潮而发,讨论处于传说和史实之间的人物及其行事,有明确的对象性和时代性,相比其来源“二重证明法”,范围要小很多。在“二重证据法”背后,有王国维重建古史,维护中华文明的理想。今人在谈论“二重证据法”时,往往将其扩大为“二重证明法”,乃至滥用。由此引发的对于“二重证据法”的批评和怀疑,不足以动摇“二重证据法”本身的合理性。但这也应促使学界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定义、学术理据及其规则、推论和局限。
  • 诏策贤良文学制度背景下的“天人三策”
  •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是汉代学术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件,其时间问题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围绕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和元朔五年(前124)展开。①因诸说都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遂引发了关于“天人三策”真伪的质疑。②然综观以往研究,一个明显的缺憾是诏策贤良文学制度作为董仲舒对策的制度背景,鲜有学者论及。由此着手,细绎史书,笔者认为,“天人三策”实上于建元年间,以此考之,众多疑问涣然冰释。
  • 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质疑
  • 太平军起义后,清朝财政支出剧增、收入锐减,人不敷出,政府财政出现空前危机。这一危机引起清史专家特别是货币财政史专家的关注,他们尤其关注危机中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数。但是,估算这些数字并不容易。在现存的户部银库黄册抄档中,以银两为单位的大进大出包含了实银收支数和不可兑现的户部官票收支数。在《成丰朝银库收支剖析》一文中,彭泽益第一次将咸丰朝户部银库实银收支数与官票收支数区别开来。
  • 辛酉政变前后两道谕旨考论
  •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新联合发动辛酉政变,从此,清廷的政局与朝局均发生极其重大的变化。关于辛酉政变,学界多有研究,取得诸多可喜成果。但是,清廷将肃顺等人解任的谕旨最初系由何人起草?咸丰帝遗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的谕旨是否存在?学界仍有认识上的疏误。笔者不揣愚浅,拟据相关史料略予考论。不当之处,敬请师友匡谬。
  • 从辉格传统到新宪政史:中世纪英国宪政史研究新趋势
  • 关于从《大宪章》颁布到都铎王朝建立时期的英国宪政史,西方史学家的解读有诸多重要变化。本文无意于囊括该研究领域中的所有变化及其意义,而是将讨论聚焦在以下四个特定领域:从制度史研究转向集中考察作为政治生活之动力的人物;从强调作为政治态势之决定因素的庇护和物质利益,转向理解政治观念和理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地方政治以及地方与国家之关系的新兴趣;议会研究的复兴,包括议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广大地区和社会各阶层的选民。
  • 评梁其姿《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
  • 一、引言在对医疗疾病史的长期研究中,历史学家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几种特殊的疾病上:它们或是流行病学上表现的非常有趣或容易引起争议,或是在历史进程显得很特殊或富有戏剧性,症状的表现能引起有趣的社会效果,①主要包括天花、黑死病、结核病、梅毒及麻风病这几类特色鲜明的疫病。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往往也是围绕这几种疾病而展开。天花作为人类至今为止唯一消灭的疾病,因其极高的死亡率和在欧洲扩张时代的重要作用而被人关注;②黑死病受到关注源于极具戏剧性的发展过程,其巨大的杀伤力使得它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⑧结核病由于其特别而“含蓄”的病症成为各种文化隐喻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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