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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当代通俗电视剧生产的文化策略
  • 中国通俗电视剧若从1980年王扶林执导、中央电视台录制的9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1981年2月播出)算起,至今已有20年历史了。但是通俗电视剧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文艺舞台上异军突起则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0年11月50集电视连
  • “散落的大众”和当代电视文化的选择
  • 90年代,电视受众的需求心理发生了急剧变化,已从传统观念中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流变为西方传播学家所谓的“散落的大众”。我国当代电视文化的走向与品格,应因受众心理的这一变化而变化。它别无选择。 回想十年前,电视连续剧《渴望》引来万众争睹的盛况,这在中国电视史上是空前的。出现“万人空巷”的本身,说明当时的受众需求还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199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开放,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是经历了’89风波,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寻找精神家园。港台片《妈妈再爱我一次》正是适时地以极端无私的“母爱”打动了观众,而国产剧《渴望》的定位也恰恰在于“好人一生平安”,因此它恰好找到了与观众接受心理的对应点、契合点。西方人对中国的伦理道德,称为“人制向法制过渡的保护墙”,而《渴望》就是一部伦理剧。人们之所以喜爱和“渴望”刘慧芳,其实就是对“真情、善良、贤慧、美德”的渴望。《渴望》是大众文化的产品,“大众菜”。观众从中洗净了一天的劳累,心里得到了释放:街谈巷议、家长里短、喜怒哀乐、牵肠挂肚。因此从这个角度说,《渴望》的轰动不光是文艺批评上价值探讨的问题,也应是社会学、观众心理学需要讨论的问题。
  • 迷失·隔阂与追寻·慰藉——论王家卫《重庆森林》的后现代性与商品性
  • 自80年代末始,王家卫作为香港“后新电影”的代表人物,近十年间拍摄了《旺角卡门》、《阿飞正传》、《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春光乍泄》六部影片。这六部影片,有显而易见的互文性,它们共同书写着属于王家卫的香港故事——诚如评论所云:“他的语言是个人的、私密的,每一种观察和喟叹都来自香港这个城市。”只有香港这样典型的后工业时代城市,才能生长出王家卫式的时空观念、叙事策略与影像风格,才能使他如此熟稔地描摹出一幅幅后现代图景——本文所致力探讨的,正是王家卫电影语言的后现代性及与之共生的商品性。而之所以选择《重庆森林》为个案,是因为它虽不是王家卫最优秀的影片,但在这部中期作品中,后现代性、商品性及二者的共生,都已体现得自觉、成熟、完整,此前的探索在这里有了个总结,而此后更淋漓的表达是以之为基础的。
  • 略论文学与网络
  • 人类本来就生活在网络中。且不说人类的神经系统就是一种网络,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每个人的身分都是在一定的网络中获得定位的,这种网络的最初纽带便是血缘。血缘代表着一定的基因,而人类特有的基因是将自身与其它动物区分开来的标志之一。就此而言,通过物种生产(即生殖活动)而建造的血缘网络对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其后的发展中,通
  • 英雄悲歌——读邓一光新作《想起草原》
  •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青年作家邓一光显然从灵魂到写作都受鲁迅及那一代文学大师的深刻影响。自90年代中期《父亲是个兵》等作品名动天下后,邓一光迄今300多万字的作品中,最动人心魄、最明媚奔放的主题,就是一种博大的悲怜、悲壮、悲怆的英雄梦想。
  • 广告与文化的梦想
  • 我们知道,动物的生存需要消耗,而且,他们也知道挑选更可口的食物,营造更温暖更舒适更安全的巢穴,然而这只是出于它们生存本能的需要。人类的消费行为则不同,在满足生理需要的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抓住和诱导人们的文化心理越来越成为现代广告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 《北京文学》与老舍文艺基金会联合举办“老舍散文大奖赛”
  • 关于“反艺术”的思考
  • “反艺术”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科学是证伪主义的一面旗帜,方法论证伪主义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崭新的观点,波普尔显然是它的首创者。波普尔认为科学是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试错法是证伪科学的一个论证原则或方法。这种带有一定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色彩的证伪科学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美学的发展。当代西方美学由此从“自上而下”的思辩方法转向“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方法。
  • 滑稽,常使我们进入佳境
  • 对什么事感到滑稽可笑,往往是后来发觉的。当我们正进人滑稽佳境且又情不自禁的时候,很可能自以为在体验神圣、崇高乃至伟大的味道。
  • 感动自己
  • 人的个性差异导致了人的感受不同,人的感受不同面临写作的状态自然迥异。 我喜欢写作一如我喜欢远行西部。西部地域能够让我亢奋让我产生激情。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散文的创作谈《神性散文》,我所强调的神性只能来自西部。
  • 红与白:乡村现代性的两副面孔
  • 当我们试图将《红旗谱》(以下简称“红”)和《白鹿原》(以下简称“白”)这两部不同时代的文本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研究时,现代乡村这一客观对象在绝然不同话语中所呈现的绝然不同的话语形象让我们产生极大的探究兴趣。表面上看,这种不同文本的出现直接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宰制或去蔽紧密相关,“红”作为典型的意识形态文本,必然将现代乡村塑造成符合意识形态意欲的对象;“白”则在远离意识形态制肘的地带,作一种充满个人色彩的虚构。但完全把“红”与“白”放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加以考察,肯定会无形中失去对现代乡村复杂文化意涵的深入洞悉,从而使我们丧失在乡村意义上认识20世纪乡村的绝佳机会,因此,从乡村在现代文化中的飘流命运这一主题出发去探究“红”与“白”各自的思想寄寓也就不无意义。
  • 精神中的艺术——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读后
  • 那时候我穷尽了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力,面对着《红色的小梦》《哥萨克》和各种各样的“构图”,彻底失去了信心——与康定斯基优美的行文、趣味横生的讲述和飞动的创造力相比,他的画作是多么艰涩难懂,尽管他曾怎样细致地分析过绘画的各种要素。各种色彩、线条和几何图
  • 宋国锋表演艺术的三个阶段
  • 宋国锋是新时期以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表演队伍的中坚人物,是伴随着中国话剧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取得的巨大突破而成长起来并成为一代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他和他的同代演员担负着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表演艺术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任,显然,今天的宋国锋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任务。他以他良好的天赋和后天的勤奋实现了他对表演艺术的追求,他所达到的成就使我们可以确定,辽宁“人艺”现在的表演水平出现了李默然、王秋颖那一代表演艺术家之后的新高峰。他的成功之路,对辽艺青年一代演员也是极好的启示。
  • 最难的选择与创造——谈赵华胜的画作
  • 东晋画家顾恺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这里把题材的难易截然分成几等,并把台榭等器物列为无须“迁想妙得”的对象,人们很难完全赞同,但他在绘画题材中特别
  • 诗意地展现民族与时代精神
  • 新中国的国画艺术经过当代艺术家们50年的不断探索,在民族性、时代性与世界性的结合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国画艺术在题材、主题、表现手法诸方面得到大大的扩展,艺术表现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国画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无数的艺术家以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国画艺术领域创造性的开拓,做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赵华胜教授就是这样的艺术家。最近,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集《赵华胜画集》,以其强烈的民族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出一位40年执著追求、奋斗不止的艺术家所取得的突出业绩,他所创作的人物画,以独特的创造丰富着中国画的艺术世界。
  • 《艺术广角》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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