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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 如何理解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潮这三条线索的内在关系,是当前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最为根本、也最为困难的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三大组成部分被划归为三个不同的学科,这种学科壁垒使我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当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为主线进行研究时,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思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理解他对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从而从根本上揭示马克思思想中这三大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在这一新的理论视域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建构与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有着相同的理论意义。
  • 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再认识
  • 对中国史学理论若干前提性问题的重新思考,是对以往那些无可置疑的理论前提和历史前提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也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核心价值的辩证把握和具体运用,即从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事实及其规律的认定、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的阐释上,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传统,把现实、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形成整体的长时段的大跨度的观察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的客观分析中建立起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历史的基本尺度。用欧洲中世纪社会演变的资本主义前途来评判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危机的性质,是导致中国史学丧失自我历史意识的根源所在。中国在向现代性社会的演进中必定将历史传统带入新的时代。
  • 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民族志和历史学的观点看
  • 广义论证概念扩大了逻辑家族成员,使之包括现代文化之外其他文化的逻辑。对阿赞得人(Azande)的田野考察报告,以及中国古代逻辑和佛教逻辑的研究成果,从描述的角度为“逻辑相对于文化”这一命题提供事实根据;采用演绎论证作为元方法说明现代文化中的逻辑和其他文化的逻辑在现代文化中的译本具有文化相对性;借助民族志和历史学研究成果说明其他文化的逻辑本身也具有的文化相对性;通过语言博弈和生活形式概念说明作为元方法的演绎论证同样具有文化相对性。上述研究方法和结论可拓展到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领域。
  • 延展认知与延展心灵论辨析
  • 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A.Clark&D.Chalmers)通过引入“延展心灵,,概念提出了一种对于认知和心灵本质的新说明,认为外部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也是人类认知主体和心灵的构成要素,并以“认知不局限在头脑中”和“心灵可延展到世界”两个论题,主张最终取消心灵与世界的根本界限。在此基础上克拉克等人又将这一主张进一步拓展为一种新的“延展认知研究纲领”,试图实现认知科学中的涉身认知和嵌入式认知的“新综合”。文章结合西方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相关争论,对克拉克和查尔默斯的“延展论题”的论证进行分析,给出质疑“延展心灵论题”的理由,同时指出,试图以延展心灵作为认知科学“新综合”的出发点是有一定的理论缺陷的.
  • 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能源结构战略调整
  • 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的阶段性特征、节能减排的基本国策以及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制约,都要求中国能源战略,尤其是能源结构战略,进行相应调整。以往中国的能源战略规划主要是从能源储备和能源生产,即能源供给侧来考虑满足能源需求问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能源结构战略亟待调整。要从供给和需求双侧管理来考虑满足能源需求问题,要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约束。建立优化模型,得到反映节能和排放约束下的最优能源结构,进而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评估能源结构变化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可再生能源规划对二氧化碳减排具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但二氧化碳排放约束改变能源结构导致的能源成本增加,对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许多重要行业对煤炭和火电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所以,现阶段通过改变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应该重视其他方面的节能减排努力。
  •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收敛
  • 直接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不存在金域性的α-收敛,全域性的β-绝对收敛趋势也不明显,但却存在着东部与中部两大“俱乐部”收敛的趋势,而西部地带的收敛特征并不显著。Theil指数的分解表明.α-收敛指数的增大与波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的增大与波动主导的,东、中、西内部省区的差异在缩小。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揭示了统计数据无法直接显现的结果:一方面,将省区间的关联效应纳入模型后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存在着在全域范围内的β-绝对收敛特征。另一方面,1990年前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收敛特征:1990年前,不仅全国范围内的β-绝对收敛特征显著,而且存在着东部与中西部两大收敛“俱乐部”;1990年后,全国范围内的β-绝对收敛已不复存在,过去的两大收敛“俱乐部”也分化成了东、中、西三大收敛“俱乐部”。
  • 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分析——兼论《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响
  • 非线性规划分析表明,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后果不仅取决于最低工资管制本身,还取决于外部监管环境,当监管环境强化到一定程度时,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冲击会扩大。基于粤闽两省439家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2008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的就业冲击明显强于2007年,但对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没有造成明显强化的冲击。进一步分析证明,农民工就业冲击的扩大主要源于《劳动合同法》引起的监管环境的强化,而城镇劳动力就业冲击没有扩大主要源于二元就业制度对城镇劳动力利益的优先保护。这提醒我们,《劳动合同法》对就业的影响很可能会通过强化最低工资管制等其他管制措施的效果来间接实现。
  • 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
  • 在中国,农民占多数,长期以来被视为传统保守的力量。长期日常农业生产方式下形成的农民理性,在农业社会内部的功效是有限的,主要是生存理性。而这种理性以其惯性进入工商业社会后会形成扩张势态,产生一种农民理性与工业社会优势结合的“叠加优势”,释放出其在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要理解“中国奇迹”,必须理解中国农民;要理解农民,必须理解农民理性。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中国奇迹”的,需要跳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高度重视社会变革中的民性、民情及民意。
  • 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
  •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组成部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基于2006年和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对近年来、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06年数据反映出农民工在收入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高的情况下,却保持着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近两年的新变化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就业和生活压力加大的影响下,其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和未来预期却都有所降低。这种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变化不一致的情况,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研究认为,尽管中国已进入转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阶段,但从比较优势看,中国未来30年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农民工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量。为此,应在战略选择和政策层面予以关注。
  • 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
  • 在灾害管理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了“工程-技术”、“组织-制度”、“政治-社会”三种研究传统和与之相应的“灾害”、“危机”、“风险”三大核心概念。随着现实的发展,“灾害”概念在管理实践中逐渐被“突发事件”概念所取代。在风险、突发事件、危机这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一是风险与危机之间的潜在因果关系,二是突发事件将这种潜在的因果关系显性化。与此相应,应急管理也扩展为包括风险管理、危机管理在内的动态管理过程。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对应急管理功能定位、应急预案绩效分析、治理结构优化、突发事件问责和群体性事件治理进行分析,以促进与完善中国的灾害管理。
  • 信息能力与压力型立法
  • 基于媒体话语的压力型立法是立法者信息能力不足的产物。在信息的视角下,如果立法者的信息能力不能有效应对现代法律规制活动的知识挑战,那么将无法抵御媒体话语的过度渗透,导致立法与媒体之间的关联过于紧密,形成一旦媒体热议、立法积极跟进的压力型立法现象。法律制度是具有恒常性的规则,而压力型立法往往失却应有的冷静、客观、慎重与全面,展现出背离理性立法的内在机理的决策特点,引发一系列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再分配效应。压力型立法凸显了信息能力在公共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中的重要性,应当实施立法绩效评估制度,以此为立法者重塑信息能力提供充分的激励,促成立法者积极转变信息获取模式,确保立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 “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
  • 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撰文指出,高尔基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于是认为最早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是高尔基;进入21世纪后,钱先生又说,“文学是入学”的发明权应归属于泰纳。事实上,高尔基未曾提出过“文学是人学”的建议,泰纳也没有作过“文学是人学”的完整表达。不过,尽管如此,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与文学生态中,能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并阐释文学的“人性”品格,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才情,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这一提法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不过,也应看到,“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缺乏自圆其说的学理性依据,尤其站在新的世纪,以更高的标准对这一命题进行审视,其存在的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不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全部;人是评价文学的一个尺度,并不是评价文学的唯一尺度;文学还应遵循其自身的特殊规律。
  • 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
  • 唐宋古文运动的相关史料中,以否定的记录立场呈现了一个“怪文”的系谱:从中唐古文的奇崛文风,到北宋前期的一批偏激的古文家,然后是景祜“变体”、庆历“太学新体”、嘉祜“太学体”一脉,再续之以熙宁后的“经义”文。此种“险怪”文风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与科举考试内容之间的矛盾,并结合思想史上“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以及宋代新儒学向“性命之学”发展的趋向,重新审视“怪文”承载激进思想的历史意义。再通过宋代的主流思想家对欧阳修“晚年文衰”的批评,考察古文与新儒学先合后分的关系,从而获得对于古文运动较为全面的认识。
  • 日本俳句与中国“小诗”的生成
  • “小诗”是中国现代非常重要的文体,它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风靡一时、家喻户晓。然而,对它的来源,学术界却早有定论,一直认为主要是受到印度泰戈尔的直接影响。其实,中国“小诗”域外传统的主体乃日本俳旬,而周作人和泰戈尔只是俳旬影响“小诗”的两座“文化桥梁”。俳句的精神浸染,使“小诗”擅长写景和注意纯粹的诗意建构,具有一种“冥想”的理趣和感伤的情调。俳句的形式导引,使“小诗”崇尚筒约,以象写意,从而获得了淡泊、平易、纤细的审美趣味,也饱含了再造空间的瞬间“写真”风格。当然,“小诗”与俳句的理趣、禅悟倾向有很大距离,很多“小诗”也未真正获得俳句闲寂的精神和“以象写意”方法的要义,这就使得中国“小诗”存在着过于直白甚至肤浅随意的不足。
  • “山人”与晚明政局
  • 明朝嘉靖、万历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自由奔放”时代。这一时代成就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山人”群体,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山人”运动,演绎了一段显现并影响中国近两百年社会风貌的“山人”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晚明政局的纷纷扰扰。政治(北京)、经济(苏松杭嘉湖及其周边地区)、文化(南京-苏州)三大中心,以及仕途、财富、文化三重价值标准相继形成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由于国家权力主导作用的缺失,人心涣散,“庙堂”是非被嘲弄、被唾弃,非主流思潮扮演着“正统文化”、“时代精神”的角色,晚明政局最终陷入死局。
  • 英文摘要
  • 《中国社会科学》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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