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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
  •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发展观念,对各种西方理论和学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回应时代的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后与西北大学、
  • 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
  •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代文化发展也呈现出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化霸权和文化自主、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冲突。这些重大的文化转变,深刻影响着当代哲学主题与话语系统的转变。
  • 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
  • 近年来关于当代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的现象。因为这关系到各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引起了一些学科研究者的关注,这是一个很好关系到各学科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向,也关系到各学科走向世界的路径。我对此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学术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面貌及其走向,而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既有内在的历史联系与新的创造,
  • 学术话语杖与中国社会学发展
  • 学术话语权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深层要求之一。探讨学术话语权及其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的体现,对进一步提高学术话语权意识,构建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推动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稳步走向中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方面要系统反映当代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话语体系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另一方面要全面、准确、及时体现中国自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对国际法、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话语体系所作出的创造性贡献。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对以往缔结之条约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对国际法上条约继承规则的贡献;
  • 历史唯物主义的史学功能——论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历史规律
  •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我们观察当代现实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历电唯物主义既包括对历史过程的本质的认识,即我们通常说的历史本体论问题;也包括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即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和历史价值论问题。二者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统一的,不存在对立的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可以概括地说,历史事实具有一次性、历史现象具有相似性、历史规律具有重复性。不能正确理解历史事实、历史现象和历
  • 历史的三种时间量度与三种理解范式
  • 历史研究应在自然时间量度、社会时间量度和心灵时间量度中针对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历史意义建立实证、理论和解释这三种基本的理解范式,在多种学科界面的有序而多层的研究基础上,实现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价值性,达成对历史科学、有效、合理和完整理解的研究目的,从而使历史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得以真实地复现并昭示全部历史的文化价值,促成历史研究对现实主体未来的人文关怀和超越设计,有效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之路。
  • 诠释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从新教神学到浪漫主义诠释学
  • 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推进了现代诠释学方法论体系的建构,但并耒直接催生现代诠释学。其间经历了新教神学诠释学与浪漫主义诠释学两次理论转折。在新教神学那里,科学方法理念与新教神学倡导的“文本原则”所内含的“解经方法论”要求相互激荡,萌生了方法论意识的自觉,建构起一种普遍的诠释规则体系;而浪漫主义诠释学逐渐形成的诠释方法论意识之反思,使来自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推动力转化为内在的动力,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诠释学的诸要素进行划分和哲理阐发;从不同的角度对诠释学的学科性质、理解与解释的类型及其理论依据做出了深入探索。正是在此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才有可能建立作为现代诠释学最初形态的一般诠释学。
  • 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框架下的解释
  • 在税收能力和税收努力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源泉,可以发现,在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税收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税制的税收分权契约性质具有强烈的税收激励作用;间接税的制度设计放大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我国正处于“税收增长红利”集中释放期。未来第一种因素的作用将减弱,第二种因素的作用部分消失,第三种因素的作用依旧存在。从长期看,由于税收增长红利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期,税收仍可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 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81-2007)
  • 将资本分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两类,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阐释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利用资本质量指数调整设备资本存量,考察资本即期服务效率调整后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设备资本投资中的体现式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为4.7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6%,占资本贡献的14.8%。技术进步贡献呈阶段性变化,且不同类型技术进步贡献出现分化。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贡献呈平缓下降趋势,而中性技术进步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V型变化特征,但降幅大、升幅小。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扭转技术进步贡献的下降趋势,经济高增长将无法长期持续。
  • 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 如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保护外来工(农民工)权益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外来工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地区差异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依据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在31项有关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有22项存在显著差异,除工伤保险和带薪休假外,其余20项,长三角均好于珠三角地区,特别表现在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购买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在控制人力资本和企业特征之后,两地仍然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异。引起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珠三角最低工资标准低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劳动合同法》的落实力度不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企业中本地人所占比例较长三角地区低,人口密度和结构影响了企业管理制度。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企业更多采用“人情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主要不是通过企业所有制性质来体现,而是与本地工人比例密切相关。尝试用“地域-社会-文化”的解释思路,并以地方公民身份等概念观照影响劳动权益地区差异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对问题的把握。
  • 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现状与未来
  • 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是为了应对紧急事件。这类法律由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军事法规等组成,规定了战争状态、紧急状态和应急状态三种非常状态,致力于建构专业化大分工基础上曲综合统一体制。在实践中,应急预案取代了法律法规,成为紧急事件治理的基本规范依据;政府和武装力量处于主导地位。中国非常法律基于必要而形成,其适用具有临时性,主要内容具有授权性和预防性。非常法律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衔接,制定紧急状态下的基本法,完善非常法律的各项具体机制。
  • 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白之争的逻辑构成及其意义
  • 作为对20世纪中国现代性演进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群体,新青年派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赢得无数国人的喝彩,也遭遇了不同学派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学衡派,学衡派从学理出发与新青年派发生了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意义深远的“文白之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最终落脚在对“文学”的不同理解上:一个热衷于兼收并蓄的“杂文学”,一个钟情于自成一体的“纯文学”。在不同的文学观念背后还有着话语与权力的文化博弈。究其实质,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想谱系乃是其现代性张力的深层逻辑构成。梳理并反思这场论争,无论是对当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还是对文化生态抑或是思想的“环保”,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及其词史意义
  • 自明天启至清康熙前期的半个多世纪里,数量众多的词人跨越明清两代,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前后呼应,传承有序。他们一方面怀抱末世之心和故国之思,创作了一系列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后期词风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另一方面在词学主张和创作风格上,改变了造成明词衰落的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化取向,开创了多元化格局,谱写了词的中兴历史。从文学史意义观之,这段历史既不属于明代也不属于清代,它标示了中国词史上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具体佐证了文学发展与朝代更替并不同步的事实,也告示了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史为框架的叙写模式的缺陷。
  •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
  •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整体性地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多维度历史实践。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组织,祭祀祖先汪华。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
  • e-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以曹振彦生平为例
  • 在曹雪芹家族移居辽东的先祖当中,曹振彦最为人所知。曹振彦奠定了曹氏约百年的风光家业,唯先前对其生平事迹的论述仍有许多讹漏之处。透过数位数据库以及满文档案等,曹振彦所任教官、致政、旗鼓的位阶与职掌,其入关后的科名、历官以及所属佐领等事,均可获得较深入的看法。振彦与其父辈或在天启元午沈阳城破时被俘归旗成为包衣;初应隶正黄旗,后归新旗主多尔衮,十一年八月随多尔衮改旗而隶镶白旗。先后任教官、致政、旗鼓(长史)等职,顺治元年之前,或遭“缘事革退”。清朝入主中原之初,曹振彦举家迁往北京,于顺治三年受田顺天府宝坻县之西。稍后因考取八旗贡士而得以东山再起,七年获授山西平阳府吉州知州;八年二月,因多尔衮被追论削爵,正白旗遂遭皇帝收归自领,曹家自此成为上三旗包衣;九年,升阳和府知府;十二年至十五年,历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运使;卒年不详。曹家于清初崛起的历史图像,由此较为清晰而完备。
  • 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的商业化特征
  • 虽然王室和神庙控制着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但私人经济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领域,商品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纳第图女祭司、商人塔木卡乃至政府官员均投入土地买卖活动中,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土地耕种,其目的是通过土地买卖赚取商业利润。土地的开发利用实行各种形式的租赁制和合伙制,甚至出现了专门负责管理土地的职业管理人。而土地的耕种则采用雇佣劳动,雇主与雇工之间签订具有明确责权利条款的雇佣合同,工资的支付既可采用货币支付也可采用实物支付,但需征得雇工的同意。从土地的买卖、经营、耕种、农业资本的形成等方面看,古巴比伦私人农业经济具有超乎想象的商业化特征。
  • ABSTRACTS
  • 《中国社会科学》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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