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 人权法的失衡与平衡
  • 人权保障的法治实践,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权保障事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公共治理背景下生成和行动的人权法应当是平衡法,它对应于和谐的人权保障关系,在机制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目标与制度安排的匹配性,在内容上反映为理性设定公民权利及其实现方式,在形式上表现为人权法规范体系的协调一致,在行动上体现为人权保障过程的协商共识,在结果上表现为人权保障绩效的最大化。由于不同人权之间往往存在着张力,人权保障具有跨部门法性,国际人权法依赖于国内法转化或衔接等原因,因此人权法比较容易出现失衡,制约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全面实现。要解决人权法失衡问题,必须适应公共治理的崛起,选择开放性的公私商谈模式、遵循理性的衡量标准对人权入法进行审慎权衡。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研究中国法律体系的结构、特色和发展趋势奠定了现实基础。可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归属和法律规范的性质两个向度作为研究法律体系的框架。前者的目的在于描述中国立法的现状,后者旨在分析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在各个法律部门的分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影响,使各类法律规范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分布发生有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世界各国法律体系发展的共性,另一方面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 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
  • 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同当前社会历史现实的关系问题,应当成为当今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特别的着力点。马克思学说具有强烈的实践本性,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和实践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不仅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一般性规律,更注重在直面社会历史现实中彰显自己的创造力和价值。今天的人类社会历史现实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社会历史理论的时代相比,在内在结构、运行方式、发展内涵和问题困境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要求历史唯物主义自觉地完善、丰富或者转换自己的研究视角、研究方式和理论范式,以更加积极有效地面对和应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在社会现实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语境中,如果不以多样化的微观解读和微观叙事来补充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理论范式,那么,这一社会理论就很难同今天的社会现实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 “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
  • 所谓“道德政治”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和思想趋向,其核心诉求是批判霍布斯、洛克式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现代政治的非道德化,主张将现代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该主题由卢梭开创,经康德和马克思拓展,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完整学术谱系,并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内在连接点。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提出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公意”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康德以其道德哲学将卢梭的政治主题先验化,为“道德政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先验基础。马克思彻底批判和解构资产阶级财产权,将社会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用“穷人的权利”取代普遍权利去规定现代人自由的最高意义,以此将“道德政治”议程推向了顶点。
  • 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经历了比较经济学的范式、转轨经济学的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这样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模式涵盖基本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转型方式和全球化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处于核心地位。中国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其基本经济制度在现实的改革、发展和开放过程中的展开或实现。进一步完善中国经济模式,必须自觉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经济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
  • 边际减排成本与中国环境税改革
  • 从促进减排和低碳转型的角度看,在确定碳税税率时,其大小要足以影响和改变排放者的行为,才能体现环境税的制度价值。短期而言,可以执行无差别的碳税政策;长期来看,碳税税率应适当调高,且因行业而异。征收碳税在短期会对工业产出造成负面影响,但影响幅度很小;征收碳税促进碳强度减排的作用明显,有利于2020年实现国家承诺的40%-45%的碳强度减排指标。对某些重化工行业,仅靠征收碳税不足以降低碳强度,应辅之以其他环境政策。
  • 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
  • 中国的决策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中枢系统,也是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决策体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创建新中国的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决策体制从建立到改革开放前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决策权力日趋集中的体制,存在着决策结构专业化分工程度不高、制度化程度低、偏重经验决策、决策过程封闭和缺乏自我修正与调节机制等弊端。改革开放后,决策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在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制三个主要方面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以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为导向的决策体制改革,成功地应对了中国由经济和社会迅速变迁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决策体制的改革呈现出的基本趋势是:从个人决策向民主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从决策组织高度集中向决策组织结构分化、从封闭式决策向开放式决策、从被动参与决策向自主参与决策、从决策非制度化向决策制度化的转变。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导、多方参与、科学论证、过程开放、依法运行的决策模式在决策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初步形成。
  •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
  •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它所带来的挑战更多地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社会经济体制之间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这使公共政策调节成为必须。仅仅调节人口政策、仅仅调节针对老年人的政策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而应当以社会整合和长期发展的视角来重构当前的公共政策体系。在重构过程中,不仅要统筹人口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关系,而且要统筹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的联系。因此,应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重新定位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解决老年人养老的现实问题、支持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资源、激励与部门利益:中国社会保险征缴体制的纵贯研究(1999-2008)
  • 筹资是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基础,而筹资机构的选择是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的关键环节。在中国社会保险费征缴体制中,地方税务机构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存,形成二元征缴局面。新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也未能终结征缴主体之争。为什么这一权力分散的格局得以延续十余年?由谁征收社会保险费更有利于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事实上,两种征缴方式各具优势,与征缴相对应的权力以及征缴所带来的资金流和人事编制才是双方相持不下的动因。本研究追踪了1999至2008午各省级单位征缴主体的变迁,并构建了一个历时10年的面板数据库。统计分析发现,地方税务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更有利于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长。作为独立的经验研究,分析结果有助于终结长达十余年的征缴主体之争;同时,部门利益的分析框架也可应用于对其他政府机构的分析。
  •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 以符号学的观点观照,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成果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关注点,以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为参照,以广泛的对话为立场,以符号域的动态平衡观为依托,寻求符号学切入语言文化研究的契合点,进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语言文化研究,必然会使语言文化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和视域拓展。
  • 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
  • 语言艺术和图像艺术的相互模仿,在中外文艺史上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就其互仿效果而言,却存在非对称性态势:图像模仿语言是二者互仿的“顺势”,语言模仿图像则表现为“逆势”。莱辛在其《拉奥孔》中就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将其纳入“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语境中重新探讨,就会有新的发现:二者互仿的非对称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符号属性;语言是“实指”符号,图像是“虚指”符号;实指的所以是“强势”的,虚指的所以是“弱势”的。因此,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就有可能导致语言对图像的解构和驱逐,或者延宕和遗忘。由是观之,在所谓“文学图像化”的境况中,语言作为强势符号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有损自身,图像仅仅充任了工具和载体,“图以载文”,使文学藉此得以自我放逐。
  • 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 古代白话自汉魏之际始现于书面语,经过长期发展,至宋代随着由雅趋俗的文化进程,广泛渗入多种文体。在此语言背景下,古代小说语体发生巨大的变革。一方面,文言小说语体变“华艳”为“平实”,出现浅俗化倾向,这是后人认为“宋人小说不及唐人”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白话小说语体的形成,与近代汉语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话本”既非说书人的“底本”,也非“记录本”,而是为了满足雕版印刷的出版需要,模拟说书艺术以书面白话语创作的新型小说文体。白话小说的繁荣,扩大了白话在书面语中的比例,反过来又推动了近代汉语的进一步发展。
  •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入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
  • ABSTRACTS
  • 《中国社会科学》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触屏版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