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 基于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古、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理论辨析与国际经验
  • 各国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随着其人均GDP增长呈现先加速下降而后减速下降的趋势,分界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跨国平行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在人均GDP为3000美元至4000美元(购买力平价2000年国际美元)之间出现。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越了这一水平,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远高于该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世界平均水平,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潜力。
  • 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与自主话语
  • TRIPS协定为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共同规则,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有自己对知识产权理解和诠释的自主话语权。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知识产权制度安排的“话语权力”。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随着对知识产权本质的认识和自主话语权的发展而进步。构建有本国文化传统支持的知识产权系统诠释理论,已成为知识产权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学界已从盲目信任知识产权自然权利或者简单断言知识产权是政策工具的思维中走出来,但因为缺乏共同的话语和共识,当前知识产权研究中还有不少不理性的、甚至是激烈的对立态度;有时不是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是因价值取向、视闺局限、逻辑差异而导致的“对话不能”。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全面启动和良好运行。为了更好地落实和推进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推动中国话语下知识产权理论研究的进步,加快自主话语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建立,我们组织了这组文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汉东教授对知识产权属性进行多学科、多元化、多视角的解读,旨在说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品性和特质。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徐碹教授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一个均衡对价的制度安排出发,建议人们用法哲学、辩证逻辑的方法,理解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诠释其保护知识产权是为促进共享智慧最大化,初步架构了视阈融合下知识产权之理论框架。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管理学院张耀辉教授则通过对科斯定理的分析,探讨了知识产权优化配置的经济条件,从产权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对知识产权保护多少才公平和有效率。
  • 视阈融合下的知识产权诠释
  • 对知识产权本质及知识产权制度本质的认识,从来就是法哲学、哲学诠释学的任务。认识知识产权本质是为了更好地安排知识产权制度。认识知识产权本质的困难在于法律专业的分工导致法律思维的专业限制,只有超越知识产权法才能看清知识产权及其制度本质。通过运用法哲学思维、辩证逻辑的方法分析知识产权制度,挖掘不同性质的制度结构及相互关系,
  • 知识产权的优化配置
  • 产权明晰可以通过自由交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因其权威性,科斯定理的这一思想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很少受到人们的质疑。本文拟从知识产权特性出发,分析科斯定理产权黑箱思想对知识产权生产的适用性、科斯定理所含的福利原则、知识传播的公平性的影响,揭示完全遵从科斯定理建立、执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弊端,为优化知识产权配置寻找新的理论基础。
  •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 国家制订的公共政策需要落实到一定的地方场域,通过政策细化或再规划的过程,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从而形成中央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的执行格局,说明公共政策往往具有层级性;同时,任何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还具有多属性特征,重大领域的改革政策尤为明显,它同时承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项任务,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多部门的合作与配套政策的供给。为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中陷入“碎片化”,可运用中国特色制度的高位推动,通过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采用协调、信任、合作、整合、资源交换和信息交流等相关手段来解决公共政策在央地之间、部门之间的贯彻与落实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即构成了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 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问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
  • 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讨价还价谈判是政府运作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识政府组织制度和行为的一个切入点;其总是发生并受制于特定组织背景以及相应的制度规则。有关委托方(如省环保厅)和代理方(如市环保局)之间的序贯博弈模型中,我们区分了委托方的两种策略选择:“常规模式”与“动员模式”;代理方在随后的应对过程中在三种策略中加以选择:“正式谈判”、“非正式谈判,,和“准退出”。在委托方采纳动员模式的条件下,“准退出”是代理方的最佳应对策略;而在常规模式下,代理方的应对策略选择有着更大空间。
  • 中国自杀率下降趋势的社会学分析
  • 中国自杀率在1987--2008年间呈显著下降趋势。运用国家有关数据描述其间全国总自杀率及自杀率在性别、城乡人口中的分布,验证了全国自杀率逐年下降的显著性,并将自杀率与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等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与时间序列分析。中国的自杀率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及流动人口的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以此作为理论假设,用扭力情境的变化解释中国自杀率和经济发展关系,显示中国自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原有冲突情境的弱化。
  • 生态学社会主义核心命题的局限——评詹姆斯·奥康纳“生产性正义”思想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正义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价值追求和崇高境界,人们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探讨与追寻。奥康纳探讨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正义性社会”的一种憧憬。他认为,在生产社会化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分配性正义”根本不可能实现,人们应该从对“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挣脱出来,
  • 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以启蒙运动和人文科学考古学为视角
  • 康德哲学是福柯哲学重要的理论来源。福柯十分关注从批判哲学到实用人类学的过渡和康德所提出的四大哲学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可希望什么?人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所谓的康德问题,其中第四问总括前三问。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福柯对上述问题及其答案进行哲学反思,并提出了自己的四大哲学问题,即所谓福柯问题:人如何能思考他不思的东西?人如何能成为生命?人如何能化作劳动?人如何能成为语言主体?此外,福柯还多次论述康德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发现康德对启蒙问题的解答开启了“现在本体论”。基于此,他提出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总之,福柯问题脱胎于康德问题,“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则是福柯对康德人类学的丰富和发展。
  • 文人门派传承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
  •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文人门派传承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但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仍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变革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导致文人为服从所在门派利益而改变其文学观念。近代以来,中国文人所受“洋”老师的特殊影响值得关注。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进程中的门派传承特点及其基本形式,分析门派传承与文学变革的关系,并利用文人之日记、书信等材料,关注近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与日常生活中的文人交往,可以发现,在见诸公开出版的文学史外,潜藏有另一种对近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不对这些散布于文人私人记录中的有关观点、评价进行梳理和研究,近现代文学研究可能是不完整和不客观的。研究门派传承的重要意义在于,梳理和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相关现象与经验得失,促进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促进各种文学流派的健康成长
  • 接受与流变: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
  • 在近现代中国,对莎士比亚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这是其他众多外来作家难以比拟的,从而构成了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被接受的独特性。社会政治诉求与学术学理探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莎士比亚在中国被接受的方式、价值与意义,也显示出接受者不同的心态。受到特定历史语境的制约与影响,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诉求层面的接受,使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价值和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学术学理探究层面的莎士比亚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对这段文学史进行客观的评述、理性的思考,把握其接受的内在规律,不仅可让我们在今后的跨文化传播和接受中多一份理性自觉,而且对于文学批评价值的坚守、问题意识和责任感的提升,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 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
  • 汉代对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汉书·艺文志》形法类所录相地书很可能属于三种不同地理对象的相地术,与图宅术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图宅术以五行说为基础,是在日书基础上经过精密化、系统化形成的选择术。这和选择术当时可能主要面向阳宅,与葬书不相统属。随着古代学术体系的转变,魏晋之间,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相地术,其平实雅正的地域描述体系,取得正统的知识地位;其相术部分,逐渐发展为宅、墓并重的选择术。随着墓地荫泽后代思想的流行,冢兆选择术逐渐成为该时期数术发展的一个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古代地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与确立是早期数术分化发展的结果。
  • 1800—1870年间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
  • 1800-1870年间的法国,一方面是工业化启动及其基本完成,另一方面是政治上处于不断革命与动荡之中。古老的封建残余十分顽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激情以及工业化带来的新的激情不断催生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一心一意谋求“秩序”的统治集团一次次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人们大都持毫不妥协的见解,稳重深刻的意见常常受到冷遇,这种情况直到1870年代才发生重要变化。法国工业化时期的历史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还很少有人能看清国家将走往何方,它的资本主义是在摸索中发展起来的。
  • 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
  •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从隐性转为显性。在美国外交事务领域,宗教以及宗教团体通过无形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有形的组织机构两个维度发挥作用。同时,其影响也受到各种传统及现实因素的制约。这在“苏丹运动”中就有程度不等的体现。苏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所谓“三不规则”,通过媒体宣传、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形塑了美国外交政策议题。苏丹运动同时暴露了宗教团体介入美国对外事务领域的局限性。该运动为人们了解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后冷战时期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案例。
  • (1) Insufficient Labor Supply and Wage Increases under Labor Surplus Conditions: From thePerspective of Intra-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 《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改月刊敬告学术界
  • 《中国社会科学》(双月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创刊于1980年,至今已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实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认真落实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将从2012年第1期起正式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 《中国社会科学》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地  址: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政编码:100720

    电  话:010-64076113

    电子邮件:zbs_zzs@cass.org.cn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4921

    国内统一刊号:cn 11-1211/c

    邮发代号:2-531

    单  价:28.00

    定  价:168.00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 IP查询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触屏版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