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登录 | 免费注册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 准确理解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
  • 从基本概念、基本用途、口径范围、资料来源和计算方法、数据表现等方面阐述资金流量表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住户调查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区别,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与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消费之间的区别,以及支出法GDP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投资统计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区别,可以揭示出,住户调查中的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投资统计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对中国国民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结构和最终需求结构等重大经济结构的准确判断。
  • 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
  • 将增加值率和生产率作为跨国可比的国际分工地位度量指标,引入产品内分工分析框架中,刻画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受国内技术创新、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FDI溢出效应等因素的影响机理,并以中国高技术产业和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内的技术创新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协同性提升,是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性内部动力,而FDI溢出效应的作用相对有限。因而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是要挖掘和培育内部动力,而非依赖于FDI的溢出效应。
  • 人口流动对中国城乡居民健康差异的影响
  • 城乡流动对农村常住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城乡流动经历对流动者健康状况存在损耗效应,另一方面,城乡流动现象通过选择机制使处于不同健康状况的居民在城乡之间重新布局:在流动初期,农村地区年轻、健康的个体更倾向于流出户籍所在地,在流动末端,健康状况明显变差的个体最先返回户籍所在地农村。在户籍限制真正消除前,城乡人口流动不可避免地将一部分健康风险和疾病负担转移给农村,这不仅制约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一定程度还加剧了城乡卫生资源配置与需求的矛盾。
  • 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
  • 在基层行政资源紧张条件下,上级部门为达成工作目标,越来越多地通过项目制来调动基层政府。相比于传统的科层体制,项目制使得上级部门拥有集中的资金管理权、特殊的人事安排权以及高效的动员程序,从而能更快地见到成效。项目制在基层政府的推行使得科层体系发生重构,政府内部动员由“层级动员”转向“多线动员”,行政资源的分配也演变为项目中心模式;而且,项目制的“自我扩张”效应使得项目制越来越深入到政府体系中,具有持续性及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 学术史中的公共行政学概念澄睚——三个基本概念的经典用法辨析
  • 在早期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public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和public management三个概念都已经出现,但学术探讨则主要围绕public administration一词展开,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public administration进行了定义。然而,在市政研究运动中,public administration在很大程度上所指的是“城市行政”,只是随着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政府构成及其行政过程,才获得了准确定义,用来指称政府的以及与政府相关的行政。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是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特定产物,是罗斯福政府通过行政重组进行行政集权的一种策略性用语,在学术研究中鲜少使用,因此administrativ emanagement没有作为学术概念而被确立。在市政研究时期,public management一词也已经出现,它的使用及推广是与“国际市政经理协会”会刊“Public Managment”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三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史进行考察,确认这些概念生成背景及不同用法,将有益于我们把握其不同的准确内涵,也有益于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史进行梳理与澄明。
  • 民法典与特别民法关系的建构
  • 民法典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特别民法的兴盛。特别民法依其功能类型可分为补充型、政策型与行政型三种。各国民法典与特别民法的关系有两种模式:法典解构与法典重构,消费者法与劳动法是否纳入民法典,是两者关系的核心。法典解构不调整消费关系与劳动关系,动摇了民法典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但保持了民法典的纯粹性;法典重构与传统民法典的价值取向抵牾,且难与传统民法体系兼容,但维护了民法典的地位。中国未来民法典既应成为纯粹的私法,又应纳入并整合政策型特别民法,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与家庭生活的基本法,且能有实质创新并可垂范久远。
  • 出土简帛文献与先秦思想世界
  • 过去数十年涉及先秦思想与社会的简帛文献大量出土,而相关研究也不断稳步推进。如果说较早的讨论更多集中在文字训诂和文本释读层面,那么近年来充分利用现有成果丰富思想史的书写,并进一步揭示材料背后理论意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本刊编辑部邀请几位学者以专题的方式,分别从宏观上文本与思想的互动,微观上基于某类经典展开的理论构造与思想类型及演化过程,以及方法论反思等角度探索反映在简帛文献中的先秦思想世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四新认为,从近40年来出土的多种简帛《老子》与《周易》的版本可见早期“文本”的演变及其与“思想”之相互作用,以及这两种文本从先秦至西汉末期的演变历程及特点。从实质性的文本变化而言,《老子》远甚于《周易》,而后者在文本传抄过程中保持了一致性和稳定性。现在应强化对于其文本性质的认识,并深入检讨相关学术观念和成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博认为,战国时期存在着专门解释《诗经》的文献,如《五行》、《孔子诗论》、《民之父母》等,这些文献不仅引用和解释与《诗经》有关的文字或内容,并且因“诗言志”的特点而主要发展出心、性和情的主题,肯定和强调了心性与礼乐的密不可分,心性之学的提出是儒家在重建礼乐秩序的思考中必然会达到的结果。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曹峰认为,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可以清晰地抽绎出“老子类型道论与政论”和“黄帝类型道论与政论”两条理论线索,虽然这种模式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分析可能反映着黄老学更早期面貌的简书《太一生水》、《恒先》、《三德》与《凡物流形》等,但后一些文献和这两种道论、政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暗示着进一步演化的可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提出,二重证据法在近年来出土文献研究的运用中已大大超越了王国维的时代,既被用来释古、证明,也被用来疑古、辨伪,而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被放在一起做历时性考察,更接近顾颉刚的“惟穷流变”。历史的记载虽然错综复杂,但往往包含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而非出于纯粹虚构。因此,“原型一意义流变说"既承认历史记载有其“素地”或原型,也正视其传承过程中出现的扭曲和变形,并尝试对流变的原因作出可能的说明。
  • 《诗》学与心性学的开展
  • 过去数十年所见出土文献对于古代思想及社会研究的意义,已经得到学者的充分重视。就经学而言,如马王堆帛书《易传》已经使早期的易学研究呈现出新面貌,而郭店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以及清华简等,为经学研究提供了更宽泛而丰富的材料。
  • 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
  • 一、引言 战国中晚期到秦汉之际,黄老道家思想极为流行,其既有丰富的理论性,又有强烈的现实感。老庄道家虽具高深哲理,但缺乏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方案,而黄老之学既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又援名、法人道,借用阴阳家之框架,重视儒家的伦理教化,不否定固有的文化传统,同时着眼于建构现实的价值和秩序,从而完成了道家思想的现代化,成为一种极具操作性的政治思想。
  • 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
  •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不断升温,“二重证据法”成为报刊上的热门词汇。同时,由于古史研究中“疑古”与“走出疑古"的分歧,二重证据法亦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而备受关注。自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至今已近百年之久,在这近百年里,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和应用取得了哪些突破和成就?
  • 新史料发现与“秦族东来说”的坐实
  • 秦之先祖是被周人迁徙至甘陕一带的商盖(商奄)。商奄原系殷商故都,后成为商的“支子封国”,商奄之民属殷商族裔。商奄自称少嗥氏之裔,赢姓。秦人祭祀少嗥氏,便是祭祀自己的始祖神。基于这种亲缘关系,商的重臣(即秦人先祖)蜚廉联合少嗥氏之墟的徐、黄、江等赢姓国与禄父数度叛周。践奄之后,周人将商奄故地及部分奄民分封给伯禽。奄君及部分子民被迁徙到齐国蒲姑,令齐国看管。恶来之子女防及部分奄民被远徙淠渭之间。周初先期抵达此地,为周人保西陲的中濡子孙即为出土文献所说的“秦夷”,后来的商奄之民被称为“戍秦人”,即清华简所谓“秦先人”。商奄后裔逐渐强大后,周孝王分割大骆嫡子封地与非子,赢秦始为大夫、封诸侯,又益地千里并最终统一中国。
  • 国家、王权与帝国:中古德意志政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德意志特殊道路”(German Sondern—weg)、“德意志是不同的”(Germany Was Different)、“德意志问题”(the German Problem),关注德意志历史特别是政治史的学者对这些论断一定不陌生。假如这些论断确能成立,那么中古时期德意志的历史进程相当程度上似乎就是问题之“源”。
  • ABSTRACTS
  • 《中国社会科学》封面
      2010年
    • 01
      2008年
    • 01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合作伙伴 | 联系方式
    金月芽期刊网 2017 电脑版 京ICP备13008804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