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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略说中国上古的史官传统
  • 本文通过对前入关于上古史官身份和职责讨论的梳理,认为上古史官的传统并非如班固所说“实录”。上古史官职能本与王室的祭祀活动相关,无论执筒册或簿书或笔,均与这个活动有关。无论简册还是簿书都是用来记录活动的,担当这个工作当然应是史官。认为史官不记事,可能不一定正确。史官记事亦只是如实记录活动而已,这时还没有隐恶与否的问题。因此班固所说的史官“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原则,其实是要求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实录”,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如实记录。上古史官没有隐恶与虚美的道德需求,所以也就无所谓不隐恶、不虚美。因此我们说上古史官的实录,与春秋以后的“实录”是有着本质的区分的。
  • 《曹风·候人》诗义新探
  • 前人据《左传》晋文公“乘轩者三百人”之说以为《候人》刺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然晋文公流亡过楚时,楚成王已引《候人》诗句,故此诗与“乘轩”之文无干。闻一多据民俗学方法以为刺女淫奔,多所启迪。虹蚬乃原始生殖崇拜对象,至《诗经》时演为婚姻非礼之征,《酃风·辍蛛》即其例;而《候人》的讽刺对象乃悔婚男子,其悔婚行为亦属违礼之例。《候人》一诗主要抒发了对悔婚男子的怨怒和对“季女”被弃的哀怜。
  • 《国语》、《左传》的虚拟成分与文类辨析
  • 《国语》与《左传》是两部先秦重要史著,却也羼入程度不同的虚拟内容,其中既有民间传说,更有作者蓄意造作的早期小说或小说成分。本文从人物长话、造作预言、鬼神异梦、悖逆情理和互相抵牾、所写内容不可获知等几个角度辨析两书的虚拟成分,以及这些成分构成的文体。
  • 梁启超、蒋伯潜《尔雅》出处说质疑--兼论蒋伯潜对《尔雅》之评价
  • 梁启超、蒋伯潜关于“《尔雅》本为《礼记》百三十一篇中之一篇或数篇”的观点值得商榷。此外,蒋伯潜对《尔雅》之评价也不甚妥当。
  • 宋代诗歌注释的“以史证诗”方法
  • 宋代史学与诗歌注释学都十分发达,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是“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这首先表现为诗人年谱与编年注的创立。其次,注者引用可信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再次,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证其“本事”,准确地解释意义。宋代诗歌注释推动了“以史证诗”方法的成熟,使之成为诗歌注释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 袁桷的史学思想及实践研究
  • 从元代三史编纂历程来看,袁桷是较早关注三史编纂的史家,无论是理论抑或实践,均有首创之功。袁桷的最大愿望是搜集资料,考订资料,曾编纂几部宋史资料集。袁桷对三史编纂作过认真的专业思考,《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充分展示了他的史学思想。要求对宋史资料进行考辨,这是袁桷的高明之处,为后来官修《宋史》提供了理念与资料基础。
  • 《西湖二集》的素材来源丛考
  • 从唐、宋、元、明的笔记、类书、小说中尚可考出《西湖二集》的诸多素材来源,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西湖二集》的创作手法与艺术特征。
  • 顾千里著述三考
  • 在不少目录和著述中,如下三种著作:《抚州本礼记考异》、《国语札记》、《盐铁论考证》,多署名为他人所撰,笔者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这些著作的作者当为顾千里。
  • 《列朝诗集·张童子于垒传》发微--兼谈张燮难以承受之痛
  • 张于垒,张燮之子,龙溪(今福建龙海市)人。人称圣童或神童,卒时年仅十八,著有《麟角集》、《山史》。钱谦益《列朝诗集·张童子于垒传》误记于垒卒龄为二十二;于垒随父入福州的年龄和时间,亦误;又言“遍游吴越、三楚”,亦有夸大处。钱氏称于垒为童子,而不呼其为圣童、神童,说明他对于垒的评价有所保留。钱氏以干垒附存张燮,或出于张燮自编文集“浩汗”不精之故。张燮育有六子二女,除第六子外,均卒于张燮之前,且卒时最大的不过二十二三岁,张燮承受了难以承受之痛。张燮卒后,山房易姓,不数年明代江山易主,其大量未刻著作散失殆尽。
  • 《桃花源记》的“草本”与“定本”问题--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补说
  • 1936年,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提出,陶渊明的经典名文《桃花源记》有《搜神后记》本和《陶渊明集》本两种差异很大的文本,认为前者是“陶公草创未定之本”,后者是“增修写定之本”,“二者俱出陶公之手”。本文依据我国当代的古小说研究成果,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充分肯定陈寅恪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及其对陶渊明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还纠正了陈寅恪关于《搜神后记》本桃花源故事“渔人姓黄,名道真”的七字夹注出自陶渊明本人之手的错误观点,指出此处夹注可能出自南宋道士之手,其来源乃是刘宋元嘉时代黄闵所著地志《武陵记》。
  • 方苞《石斋黄公逸事》疏证
  • 方苞传记名篇《石斋黄公逸事》所记黄道周拒顾媚事不曾实有,石斋就义的描绘也未必真实,方苞采用小说笔法刻画黄道周的形象,两则逸事生动地表现了黄道周的性格和风骨。
  • 关于味经窝本《五礼通考》的刊印年代
  • 秦蕙田味经窝初印《五礼通考》,版刻甚佳,深受赞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一部,上有乾嘉经师批校,弥足珍贵。然其刊印年代,学界尚无定论。本文钩稽该书编纂史事,分析味经窝“初印本”与“通行修订本”异同,推断《五礼通考》初刻于乾隆廿六年冬,修订本之刊行则在乾隆廿九年后,以秦氏病逝,耒竟其事。今存味经窝本多为此修订本。而该书又收入《四库》,复增讹谬,因讨论其刊印经过,故附论及之。
  • 翁心存日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 翁心存是清代道光、成丰两朝名臣,历官工、刑、兵、吏、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道、成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科举、礼仪、吏治、民俗风情等,皆在他留存的二十七册日记手稿中有所反映,只有尽量“全息”式地予以把握,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其不同层面的历史文化价值。翁心存日记,可以与其子翁同铄的日记相互媲美。
  • 袁昶致李慈铭未刊手札廿通
  • 袁昶和李慈铭,一个晚清重臣,一个文坛耆硕,相知契交二十余年。本文所涉袁氏致李慈铭手札廿通,为绍兴图书馆所藏,均为未刊。时间始自同治十三年,讫于光绪十六年(1874--1890);内容涵盖诗作唱和、学问切磋、饮宴应酬、吉庆丧吊及冶游娱乐等社会活动诸层面。诚为研究晚清官僚仕子人际交往的实证档案。
  • 中国印刷出版史上的近代文献述略
  • 近代文献在中国文献学领域内历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印刷出版史的角度将近代文献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性进行了初步的阐发,同时并论及近代文献的内涵、时间断限及其珍稀性,冀借此引起文献学界同行的重视,并进而推动近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编目工作的进展。
  • 《汉字西译》考述
  • 《汉字西译》作为汉学史和汉外双语词典史上的名作,它的作者、成书年代、各个版本以及流传情况却不为国内学者所知。181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汉字西译》与叶尊孝手稿本《汉字西译》的关系,曾是19世纪初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时隔二百年后,笔者探访了意大利藏叶尊孝《汉字西译》的早期重要抄本,结合欧洲其他图书馆藏该词典抄本,初步勾勒出《汉字西译》的成书以及演变流传概况。
  • 古籍鉴别的几个问题--以文献内容为中心
  • 这是作者2008年12月2日在济南举办的全国古籍鉴定与保护高级研修班上的演讲稿。作者以文献内容为中心,提出古籍鉴别的一些方法,包括从避讳、官制、地名、译名、作者生卒年及古籍要件等方面判断古籍的真伪、年代及是否残缺。并以杨继盛请诛严嵩疏稿本的鉴别作为实例。
  •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庞镜塘藏书述要
  • 近人庞镜塘收藏古籍多达九万余册,不乏珍本秘籍,其中大部分已捐献国家,但有64种796册赠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本文就其珍稀之本及版本价值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 从礼物案到栏杆桌子
  • 唐代普遍使用的酒食器皿中,有一类为牙盘,它进入宗教生活,则为盛放香花等供养物的托盘。牙盘中下为壶门座的一种,造型来源于当日流行的牙床。此式牙盘的踵事增华,便是于边缘加饰一周矮栏,这种做法为后世所沿用,于是有《元史·舆服志》所列举的表案和礼物案。而此类器具的使用,不论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礼敬与尊崇之意原是一致,与早期书案和奏案的含义也是贯通的。加饰栏杆的做法用于高足家具,便发展出栏杆桌子和栏杆高几,初始它的用途仍多同于供桌,明代以降而渐次分化,或演变为陈设酒食具的日常用器,或为居室中摆放案头清供的小品,既平添清赏之趣,则尊礼之意已微。
  • [银纽丝]、[金纽丝]与桐城山歌——说《风月词珍》中的民歌
  • 万历年间戏曲选本《风月词珍》(《词珍雅调》之一种)中辑录的《新兴闹五更[银纽丝]》、《时兴十二时闺情妙曲[金纽丝]》、《时兴桐城山歌·斯文佳味》等民歌,既是对向来已知的明代民歌尤其是桐城歌内容的丰富,亦有助于廓清此前人们对于[银纽丝]、[金纽丝]等流传情况的错误认识。
  • 毛公鼎铭文补释一则
  •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重器,其铭文长达将近五百字,不但字数居全部西周青铜器铭文之冠,而且内容也很重要。自从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以来,毛公鼎铭文历经诸多前贤和当代学者的考释,已能基本通读,但仍留下一些疑难字句,有待继续探究。本文仅对其中的一个疑难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作讨论。
  • 《韩诗外传》正谬一则兼释“繁人”
  • 《韩诗外传》卷八第二十六章“齐景公使人为弓”条(参见许维通校释《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97)有“蔡人之子”、“蔡人之夫”。“齐景公使人为弓”一事与刘向《列女传》卷七《辩通》“晋弓工妻”文句大同小异,唯后者所载之事与晋平公有关,而《韩诗外传》为齐景公时事。今本《韩诗外传》凡为“蔡人”处,《列女传》均为“繁人”。
  • 两“颜延之”辨
  •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是刘宋时期的著名文人。 历史上有与刘宋颜延之同姓名者;有的文献记载中,将刘宋时文人颜延之省称为“颜延”,容易和东晋时的带兵将军颜延混淆。
  • 《宋史》正误一则
  • 《宋史》卷一九四《兵八·拣选之制》载: (绍兴)二十年,枢密院言都统吴玢选中护卫西兵千人,诏隶殿司。又统制杨政选西兵三百二十五人,填步军司。 按:吴玢为南宋抗金名将,曾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川陕宣抚副使、四川宣抚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九“绍兴九年六月己巳条”载:“吴玢薨于仙人关治所。”
  • 《中国典籍与文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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