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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
  • 《论语·八佾》记孔子之语,有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众所周知,这是“文献”一词的最早的出处。宋儒朱熹《四书集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这是关于“文献”最初词义的最为经典的解释。如果将孔子话语中的“礼”理解为文化的象征或者代表,那么,“文献”显然是文化传承所赖以不坠的重要依据。
  • 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
  • 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意义在哪里? 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似乎以清代最有吸引力,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 第一,它是古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尾巴,也是西方影响下的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开端,这个转换或者叫做转型的过程,一定最有意思。更何况在中国,终点和起点并不是那么清晰,彼此纠缠重叠,古代传统里面有现代因素,现代思想里面有古代资源。
  • 今日东亚研究之问题、材料和方法
  • 每一时代的学术,都有其自身面对的问题,为了解决问题,需要有相应的材料和方法。然而问题的种类、层次和性质不同,清代词论家为了推尊词体,曾经提出“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的口号,因此,我们也需要把考虑的焦点集中在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当然,由于认知角度和追求目标的差异,这里所说的“大题目”、“大意义”,也只是就我个人所能认识和把握的范围而言。
  • 汉籍的东传与文化的对话
  • 从文化史的研究立场上考察,世界文化的发展,是世界各民族的民族智慧的表现,同时它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对话与相互融通的创造性成果。文化的世界性流动,是文化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不同的时代即不同的时空中,它们有着各自的形式和通道,并且会有不同的后果。
  • 和刻本汉籍与准汉籍的文化史意义
  • 和刻本汉籍与准汉籍的基本概念 汉籍的概念从最广的含义而言,就是用汉字撰写的书籍。而最狭义的汉籍,自然是中国人所著,在中国传抄或刊刻的书籍。由于汉文传播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所以这三个地区学者用汉文所撰述的著作,也算是汉籍。与此同时,在中国以外,用汉字传抄或刊刻中国固有的典籍,也是汉籍,而在日本刊刻的汉籍通常称为和刻本汉籍。
  • 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
  •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论述阅读经典的意义,二是探讨阅读经典的途径,三是以《文选旧注辑存》为例,说明《文选》研究的具体方法。通过这些分析,作者试图指出,走近经典,体味经典,或许从中可以探寻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今天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提供若干有意义的借鉴。倘如此,这种研读,就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有着现实意义。
  • 敦煌文献俗语词研究的材料和方法
  • 敦煌文献是俗语词的渊薮,其中包含俗语词较多的写本主要有口语辞书、俗文学作品、社会经济文书、疑伪经四类。论文在对敦煌文献俗语词研究的情况作简要回顾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敦煌文献俗语词的研究方法,指出当读者面对一个陌生的俗语词时,可尝试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考释:1.辨字形;2.破假借;3.考异文;4.探语源;5.审文例;6.重类比。
  • 论浙东学派的谱系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位置——从解读章学诚《浙东学术》入手
  • 章学诚的《浙东学术》一文通过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一对范畴,来为在宋明理学的复杂的思想史背景中演变出的浙东学派进行思想史的定位,其实质则在于提出一种纯粹的广义史学的学术理念。但由于作者崇朱的立场,使其在建构浙东学派的学术谱系时,完全抛开南宋浙东学术的主体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等学派,使自宋至明清之际浙东学术发展的历史真相不得清晰。本文从分析章氏《浙东学术》谱系入手,梳理自宋至明清之际浙东学术发展的基本进程,并论述其与伊洛理学及陆、王心学的渊源关系,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近世学术独立的思想史背景。
  • 《清史列传·儒林传》续考
  • 《清史列传·儒林传》四卷,殆就有清国史馆后先纂定之《儒林传》稿集录而成。其稿杂出众手,各传精粗不一,其中不无记事、年月舛错者。然其传记颇多出于《清史稿·儒林传》之外者,记事亦较《清史稿》为详,故学者考论清代学术人物,仍多取资于是书。余前尝录考订札记十数事,为《〈清史列传·儒林传〉考证》;今续录十二事,以补前考所未及。
  •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
  • 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宋本《世说新语》,首尾钤有“睢阳王氏”藏印,本文考证其为宋代商丘藏书家王洙之后裔,借此考察了该本在中日两国的流传情况。论文复从避讳及刻工入手,钩稽相关文献史料,并对尊本《世说新语》及所附汪藻《叙录》的刊印地区和时间,作出了最新探考。最后,论文还梳理了董笄与汪藻之间的交游关系,指出汪氏《叙录》对于董算校刻《世说新语》具有重要影响。
  • 新见的一种记载王渔洋暮年事迹的重要史料——读王士骊《幔亭公漫录》札记
  • 山东图书馆收藏的王士骊《幔亭公漫录》钞本是未见人引用的一种记载王士稹暮年生活的重要史料,详细记载了王氏临终前一年的心态及丧葬经过,可补传记之缺。
  • 琉球本与福建本——以《二十四孝》、《童子摭谈》为例
  • 本文以所属版本在中国已不流行、且均源出福建的两种琉球本——抄本《二十四孝》和刻本《童子摭谈》为主要例证,参以其他实物与文献证据,探讨琉球本和福建本在版本上的亲缘关系。进而在东亚汉籍版本学的框架下,提出按历史原本样态,将原发性的中国本,综合继承中国本而又有各自创造的日本本、朝鲜本,和主要受中国或中日两国特定区域版本影响而来的越南本、琉球本,分为三种有层次的版本类型,并建议在第三类汉籍的版本学研究中,引入以突破国家范围的近地缘交流为特征的“小交流圈”的概念。
  • 清人著述总目述例稿
  • 《清人著述总目》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之一,创始于2004年9月1日,历时七年,至2011年7月30日,已全部录入计算机,并校理一过,共著录清人著述二十二万八千种,庐山面目,初具端倪。因条举琐屑,撰述例一篇,习目录版本之学者或愿一顾焉。
  • 陈舜俞《庐山记》卷帙辨证
  • 《庐山记》作者陈舜俞,字令举,乌程(秀州嘉兴县)人,《宋史》有传。其本传(卷三三一)云:“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博学强记,举进士,又举制科第一。”据宋杨潜《云间志》卷中《进士题名》、《至元嘉禾志》卷十五《宋登科题名》、《光绪嘉兴府志》卷四《选举·宋进士》所载,
  • 马和之诗经图
  • 宋以前的诗经图,出自两晋南北朝画家者,由文献记载,可知数量不少,宋代则有归在马和之名下的一大批,它出自画院中人,追求的仍是写实风格,物象描绘多工致细微。此是诗经图的别一类,也是诗意图以及院体画中的别一类。今读此图,不仅是另一种经验的读《诗》,同时也是阅读读《诗》的宋人。
  • 简论清代中期刻本中“方体字”字形的地域差异
  • 论述中国古代版刻的外在形式特征,字形是其中一项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要素,先师黄永年先生论版刻鉴别,首重字形差异,便是基于这一缘由。在以往的研究中,不管是从事雕版印刷技术史研究,还是做版刻鉴定,涉及字形辨析,重点都是在宋椠元刊,不大有人关注明代以后刊刻的书籍,尤其是对万历以后的刻本,通常不过是粗略划分为方体(或称匠体)与写刻两大类别而已。
  • 傅增湘·松丸东鱼·高罗佩——高罗佩次韵傅增湘诗
  • 笔者曾经撰写《傅增湘的遗稿——致松丸东鱼的书信与绝句》一文,介绍了民国古文献学者、藏书大家傅增湘(1872-1949)致赠日本印人松丸东鱼(1901—1975)的书信与绝句。其诗如下:
  • 姚文栋在日本的访书活动
  • 在近代以来日本留存的中国古籍回传中国的历史中,清驻日公使馆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在学界较为著名的有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杨守敬等人。本文利用中日两国的文献、档案资料,考察了另一位驻日公使馆随员姚文栋在日期间积极搜求研究中日两国古代文献的事迹,对他向国内介绍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推动并实际负责《经籍访古志》的出版以及收集并带回大量古籍的史实进行了考索,有助于学界深入了解和认识近代中日书籍交流的历史。
  • 读《史》、《汉》“传舍”札记
  • 《水浒传》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有日:“但凡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两件事免不得:吃癞碗,睡死人床!”如今神州酒店、宾馆林立,只要不乏杖头钱,出门在外,餐饮、住店,并无任何问题。可是古人若飘泊在外,丛林茫茫,真所谓凶多吉少,前程难卜。
  • 南宋越刊《易》、《书》、《周礼》八行本小考
  • 经书的注本与疏文本来各自单行,至南宋前期始正式汇编刊刻,最早开版的是《周易》、《尚书》、《周礼》三经。南宋中期以降,渐次增刊《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孟子》等经。这些注疏汇本皆刊于越州(今绍兴)①,均半叶八行,世称“越刊八行本”。
  • 编后语
  •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1992年自《古籍整理研究》杂志改刊而成,迄今已经二十周年,而本期又值出刊八十期,故编此专号,并稍缀数语,略发感慨,以示纪念之意。
  • 《中国典籍与文化》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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