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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对日关系新思维
  • 对日关系需不需要“新思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打破中日关系中政治摩擦不断以致出现僵局的现状,推动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方面的关系与对话获得进一步发展,对日关系确实需要新思维,而且这种“新思维”已经在产生之中。
  • 理解对日“外交革命”
  •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5周年之际,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不约而同地成为海内外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国内舆论界和学术界通过纸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对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和对日“外交革命”展开了广泛而又激烈的讨论,这实为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
  • 日本是否正在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 最近,马立诚和时殷弘先后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他们对于中日关系的新看法,掀起了中国国内舆论就对日认识问题的争论。
  • 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问题
  • 2002年8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朝日新闻》社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中国人将历史问题看作是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一因素。无疑,切实执行中日双方达成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共识是解决历史问题的根本途径,但日本的历史观与政治潮流则显示:日本难以如德国般反省二战历史。这就引出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问题?本人的看法是:中方应当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超越历史问题,为了国家的总体和长远利益,这可能是中国不得不吞下的一枚苦果。
  • 乡村低水平制度均衡的破解路径——一个案例研究
  • 一.引论。本文所说的“国家”是指控制农村和农民的权力体系。对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解,要放在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制度框架下来进行。但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有根本分歧。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说中国自古代(如秦朝以后)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自由的社会,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自由转移等。而所谓“皇权不下县”这样的历史“史实”,常常被用来支持中国古代乡村存在自由经济的论点。我们不赞成这种看法。
  • 新官商:乡镇强关系背景下的财政流失——以武汉市郊X乡为例
  • 当前,中国农村乡镇财政的亏空引起了社会及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而学术界则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减少等宏观的因素。而普遍存在于中国农村乡镇的大量新官商,则被学术界所忽视,他们在体制外面通过与乡镇干部的强关系纽带,分割着乡镇的财政资源,是中国农村乡镇财政流失的重要渠道之一。
  • 中国特殊论——对中国大陆25年改革经验的反思
  • 一.主流理论及其关于中国的预测。试图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伟大的思想努力当属黑格尔和马克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中国官方推崇的历史哲学。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日趋边缘化。自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失势以后,在解释历史和预测未来的领域,现代化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简而言之,现代化理论预言人类的归宿是唯一的,各
  • 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研究
  •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社会利益集团正在生成、成长并发挥作用。
  • 全方位扩大开放对工业发展战略的挑战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战略虽然已经在不断开放中经历了很大的演变,并且继续在扩大开放中推进这种战略转变也是我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但是,加入WTO所引起的大推进式的、全方位的扩大开放,毕竟大大地加快了这个进程,缩小了我们进行战略选择及相应时序安排的空间,因而从不同方面对我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带来了新的挑战。工业发展战略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从加入WTO后所带来的影响或变化看,我们在这里要专门分析的,主要是工业的对外贸易战略、利用外资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 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从资源禀赋和规模经济看美洲和亚洲的兴衰
  • 导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以及大国的兴衰和拉美化,成为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重点话题之一。作者依据资源禀赋(配置)、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贸易促进发展这三大有关贸易的理论,利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经济数据,揭示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规律。本文要解答几个相关的问题:1、美国当初为何能实现经济的起飞?2、拉美为何后来落伍?3、东亚和东南亚后来为何能兴起?4、日本和中国为何能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通过解答这些问题,力求总结出美国的兴起、拉美化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发展的历史规律。
  • 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走向——强村、精乡、简县
  • 现阶段,农村正在进行税费改革。税费改革的目的是规范税收体制,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利民工程。因此,税费改革又是对农村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但是,如果在税费改革中不能对现有乡村治理体制进行结构改革,税费改革的成效会大大减小,甚至有违税费改革的初衷。在税费改革起步时,我曾经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改革”的文章。随着税费改革的推进,本人认为,在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中,应该以强村、精乡、简县为取向,对农村利益关系进行再调整,使税费改革的好处真正为农民所享受。
  •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 一.村民自治、地方权威与利益共同体。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农村社会与国家谈判的代理人,从而降低了农村社会与国家的交易成本,自然也增加了农村的政治稳定。
  • 先“庙堂之忧”而忧的局限——评萧功秦的两篇近作
  • 近期《战略与管理》发表了萧功秦先生两篇文章:2002年第6期的《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下称《后文》)与2003年第1期的《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及其启示》(下称《新文》)。作为一个长期用学术语言翻说、谏导“强势话语”的学者,萧先生的两篇近作与其以往的言说相比,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例如分明有了忧患之心,主
  • 构造良性官商关系
  • 中共十六大以后,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入党、从政的障碍基本廓清,成功的商人转变为举足轻重的官员似乎只是一个个人兴趣和特长的问题。
  • 对“中国出不了战略家”的一个解释
  • 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我喜欢称之为需要进行文化和政治重建的历史时期,因着历史惯性与世道的更改。处在东方的这个国度,无可阻挡正在恢复大国信心,注定将走进传统理想所设定的轨道,在自身强大的同时寻求兼济天下——这样的一种历史时刻,如果没有对文化和政治重建的过程予以很好驾驭,使文化与政治形态的
  • 《战略与管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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