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文献检索:
  • 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的国家与农民——以浙江省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
  • 一.研究假设、分析框架与个案状况在中国社会学家中间流传着一种形象的说法:当前中国是一个单条腿的社会。这一说法的含义是通过对比来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或者某些部位的形势比较好,而另一些相对应的方面或者部位的形势则不太乐观。城市和农村的对比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农村发展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的社会中,城市和乡村的分割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差别。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截止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共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农村人口共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其中农业就业人数比重高达总人口的50%,但是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5.9%。也就是说,从人口比例和GDP的比例看,50%的人口仅仅分享15.9%的GDP。尽管我国GDP总量一直在增长,但上述两个比例结合在一起仍然让人感到沉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村的发展事关80739万农民的衣食住行、
  • 应当怎样制定教育发展战略?——从日本和美国的教育决策说起
  • 最近,我国教育部出台了一个“教育振兴计划”,据笔者所知,这是教育部出台的第二个“教育振兴计划”,在2000年,教育部电曾出台过这样一个计划。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出台新的计划,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发展太快,旧的计划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年的计划缺乏远见,不能超前地考虑到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笔者认为,教育部这次出台的“教育振兴汁划”很可能又是短命的,因为制定这个计划的方法就大成问题。首先,一个国家的教育振兴绝不是教育部一个部的事情,也不应当由教育部单独来制定教育振兴计划,这种单独制定出来的计划也很难实施。看看从前教育部出台的各种计划、文件,有几个真正落实了?光减轻学生负担的文件,教育部就出台过几十个,但学生的负担却越减越重。原因就在于减轻学生负担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是教育部一个部根本解决不了的。现在世界正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要靠教育获得,所以,知识经济本质上是教育经济。今后世界各国
  • 目前中国农村的教育危机
  • 自1978年以来,教育在中国被摆到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从中央政府制定的“优先发展”、“科教兴国”战略,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各种名目繁多的“工程”,都显示出一个曾经伟岸的民族要依靠教育实现其“伟大复兴”的决心。但是,正如在许多公共政策领域的表现一样,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宣示是一回事,而政策的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实际上,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作为也如同我们会在“三农问题”及环境治理方面所看到的那样,往往显示出口惠而实不至的浓厚倾向。官方的统计年鉴确实也显示出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投入的不足却是屡遭国内各届批评的老问题,而最近也不同寻常地受到了有关国际组织的抨击。关于经费不足在一些微观区域造成的足以用“凄惨”或“令人震惊”来描述的情形,已经有不少个案调查资料加以证明,本文的意图在于,从宏观上对政府的教育投入短缺额加以探讨,并对长期的投入不足所造成的后果究竟累积到了什么程度给出一个综合的分析。
  •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与“和平崛起”
  • 中国“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将通过争取世界和平来增强综合国力从而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是以一个参与者、建设者的态度来对待国际关系,因此,更好地运用国际法,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显得十分关键。一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之后的19世纪中叶,国际法才正式介绍到中国。清政府曾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国际法,但这并未给中国带来世界法律秩序,相反却是一系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方面利用国际法维护自己的主权权益,推动了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法的革新与发展,如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与此同时,现代国际法各项原则、规范和制度逐步摒弃了旧的不合理因素,因而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广泛地适用和认可。当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时,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
  • 中国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辨析
  •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江西元在《中国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辨析》提出,抓住发展机遇,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建立国际反“台独”统一战线,缩小“台独”的战略生存空间;把握基本脉搏,推进祖国统一有序发展。
  • 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
  • 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在本期发表的文章里,以美国为例,探讨了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他认为,美国,这个欧洲的学生最终成为了欧洲的先生,这不能不部分归功于美国制度创新的力量。
  • 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
  • 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在本期发表的《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通过对98名政府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确认中国2010年前可能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可能发生风险的领域以及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程度。
  • 一个个案考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市议会—经理体制
  • 2002年6月底至9月初,我随福建省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里弗赛德分校学习法律、国际贸易和美国经济知识。在学习期间,我对该市市政管理进行较为全面地考察。我认为,这一体制既注重民主也注重科学,是一种较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基层政府管理体制。一.里弗赛德市议会——经理制的模式美国城市的管理模式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市长——市议会制,如纽约就实行这一体制。显然,在这一体制下,市长行使行政权,而议会则负责制订法律。一种为委员会制。在这一体制下,城市的管理权属于民选的城市委员;一种是议会——经理制,在这一体制下,议会制订城市法律及大政方针,而市经理则行使日常行政管理权。显然,这一体制是把企业的管理体制引进到城市政府的管理上。议会是一个董事会,而市经理是首席执行官。这一体制产生于20世纪初,1908年美国弗里吉尼亚州的一个小城市斯汤顿市任命了一个总经理来指导该市的工作。随后这一又被称为经理制的市议会——经
  • 城市发展战略性失衡的严重后果——兼论解决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的对策
  • 在大众汽车消费时代,城市交通拥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或者讲交通拥挤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是“好事”后面的负效应。但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广州、上海等大都市在汽车家庭普及率很低的情况下便出现了交通严重堵塞问题,这相当不正常。我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与世界发达国家交通问题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北京机动车刚刚突破200万辆,而大纽约地区人口达到2000万,1999年汽车保有量为1280万辆,东京的人口与北京差不多,汽车保有量超过400万辆,但这些国际大都市交通拥挤比中国开始普及家庭轿车的大城市要好得多。对此不得不做深层思考。我们认为,这不是因为中国的城市交通建设大大滞后、投资不足,更不是中国的城市汽车过多,相反,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城市交通设施上,如刚刚过去的2003年北京市仅交通建设投资就接近150亿元(另据2004年2月10日的《北京晨报》报道
  • 社会政策要研究公共事物运营难题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在《社会政策要研究公共事物运营难题》,指出了公共事物运营中的系统误区,一是社会化演成私营化,二是中央财政减负,地方各级财政及民众增负,三是事业单位改革目标不清,甚至化公为私,四是以所谓“双赢”掩盖对于公共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作者认为,真问题并不在于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办还是志愿组织办,而是办事业单位不能遵循办企业的路径,需要找到新的公共服务的运营秩序和运营规则,来解决兼顾经营性和公益性的社会机构的运营难题。
  • 中亚极端势力滋生发展的内外部因素
  •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丁建伟在《中亚极端势力滋生发展的内外部因素》中,分析了极端势力产生发展的地缘条件、宗教氛围、民族状况、政治经济基础、周边环境和外部因素。
  • “三农”中国与中部崛起
  • 一.“三农”中国的重点在哪里? 现在全国都关注“三农”问题,讨论“三农”问题,谋划“三农”问题。对于求解“三农”,专家学者官员众口一词的说,“三农”的出路在农外,在城市、在工业。但是很少有人问中国“三农”问题的重点在哪里?集中体现在哪里?或者说哪里的“三农”才是真正有问题、值得认真对待的“三农”?笔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的重点在中部粮食主产区,真正够成问题、能够威胁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就是中部粮食主产区的“三农”。只要把中部粮食主产区的“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三农”就会迎刃而解。从农业相关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置看,中部九省占全国半壁江山。中部九省乡村人口、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4.57%、45.01%、45.66%和52.06%。可以说,中国“三农”问题就是中部粮食主产区的“三农”问题,粮食主产区问题就是中国的“三农”问题。
  • 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
  • 经济全球化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特别是把外汇和资本市场更为广泛地联在一起,而互联网、移动通讯和无所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社会互动更为便捷,人们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加强了。权威性超越国家政府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实力比许多国家政府更为强大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NGOs)的全球网络和超越国界的其他集团,跨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疆域,形成一张张纵贯世界各地的平行网络,对国家内部传统的金字塔式的纵向权力结构提出了挑战。有关贸易、劳务和知识产权的多边协定等新规则,对各国政府形成强大的约束力,并使各国政策的影响范围不断缩小。在发达国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理论的讨论中,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通过贸易建立起来的,而对外直接投资(FDI)和跨国公司最多只能起次要作用。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对外直接投资高潮的兴起,这种理论观点受到了质疑。取而代之的往往
  • 中国与亚洲金融合作中的政治经济学
  • 伴随着贸易、金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在欧洲货币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下,是否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亚洲金融合作,已经成为摆在亚洲国家决策者案头的紧要问题。目前有关亚洲金融合作的各种讨论大多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不同方案的成本—收益的对比判断各种方案的优劣,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一项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不仅涉及绝对收益—成本的比较,也是各个国家内外部政治、经济集团的博弈和利益分配结果。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北(南)亚地区,是目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各种国际政冶、经济矛盾异常集中的地区。该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均衡发展,正导致该地区原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影响着地区政治、经济权力重新分配以及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国际形势的这种剧烈变动,既意味着新机遇的不断诞生,也意味着地缘政治经济中不确定性的不断增长。这种瞬息即变的国际环境,既有可能催生新的制度安排(需求诱导),也有可能导致新制度安排因为囚徒困境而胎死腹中(供给失败)。
  •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战略思路
  •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高进入壁垒,中小企业难以从资本市场融资,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营业网点众多、发展较为成熟的商业银行体系。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如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发展地方性商业银行等,尽管如此,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承担的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责任”被放大,人们往往会把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问题归咎于商业银行。本文认为,商业银行从控制风险出发,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完全是一种市场化的理性行为,把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归咎于商业银行是不合适的。一个多层次的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前提。
  • 《战略与管理》封面

    主办单位: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社  长:奉朝英

    主  编:刘鹏辉

    地  址: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21号甘家口大厦707室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010-68314693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6-7582

    国内统一刊号:cn 11-3193/c

    邮发代号:2-946

    单  价:26.00

    定  价:15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