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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对话与宽容:辩证法的重大理论精神
  • “对话”与“宽容”是辩证法一个重大的理论精神,但以往对辩证法的理解中,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理论本源上看,“对话”与“宽容”乃是辩证法的始源性含义;从学理上看,“对话”与“宽容”乃是辩证法区别于独断和专制的知性形而上学的重大特征;从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看,由于植根于对人现实生命存在的自觉理解,“对话”和“宽容”乃是马克思辩证法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辩证法“对话”和“宽容”维度的自觉阐发,是捍卫辩证法理论合法性,深化辩证法理论内涵的重大课题。
  • 怀特海过程哲学及其当代意义
  • 怀特海在其主要著作《过程与实在》中提出了一个开放的,能动的,创造的无限宇宙观,其中根本的东本是过程和事件。怀特海有关创造性的,综合的和相关性的教育理论是其哲学宇宙观的应用。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美学思想中表现出的运动,生命和发展主题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息息相关。怀特海的整合学说对当今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时间与海德格尔的“时间性”
  • 本文不是试图对海德格尔进行解释,而是试图从文本本身的角度质疑《存在与时间》中概念的矛盾性。《存在与时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于时间始源性问题的学说。时间的始源,被海德格尔称为“时间性”。与时间性在此分析中有中心地位,对时间作出了新的解释。然而时间性本身却是一个矛盾概念。时间性源于死的本真性;锴所以是最本真的,因为死是必须此在自己去承担的存在可能性。如果以是否自己去承担为标准,那么此在能承担的存在可能性并不只有死。所以死不可能是最本真的。因而,时间性也不可能是始源性的时间学说。文章通过对时间性的分析指出,时间性学说是建立在对于时间的一般理解之上。
  • 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发展——兼论儒学在全球文化对话中的作用
  • 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必然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联系,交流和互动的强化,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发展是相互促动,辩证统一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多元起源走向愈来愈广,愈高层次的“多元一体”。在现阶段首先要强调全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对话中产生“重叠共识”,从日益增多的共识中逐步走向全人类文化的“多元一体”。儒家文化的仁爱精神,实践理性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在人类文化达成“重叠共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对类主体的本体论纯思--论冯友兰的人哲学
  • 冯友兰作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大家之一,以其最为擅长的“正的方法”对类主体进行了本体论的纯思,建构了一个理性人哲学系统,并对存在的理想状态及其进路作出了自己的阐释。解读冯友兰的人哲学不仅是冯友兰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而且有助于当代中国哲学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
  • 傅伟勋对当代新儒家的批判性超越
  • 在当代的著名学者中,傅伟勋是新儒家最为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对当代新儒学所面临困境的一系列分析和论说,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文章分析了傅伟勋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对他批评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作了梳理,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提示了这些批判的独创性价值和超越性意义,从而使学界能在更深入的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这些争辩性问题的内涵。
  • 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同构状态探析
  •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基础和宗法制度的制约作用,以及忽视个人权利,漠视经济利益的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处于一种同构状态。社会被笼罩在国家之下,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治领域的规则成为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政治权力成为主宰整个社会运行的指挥者。
  • 国有中小企业效率低下的体制原因及其道路分析
  • 国有中小企业在竞争中不断败北,其原因是它们无法克服多重代理导致的代理成本高昂。“放开搞活”的改革思路,是要克服国有产权制度对中小企业建立灵活经营机制所存在的体制障碍,实现消除或者减少中小企业的代理成本。国有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必须满足市场对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所提出的要求。
  • 新时代谈“价值论”——兼评“劳动价值论”
  • 经济科学的两大学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学派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派,各有自己的价值论。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论有一个根本区别:前者是为市场交换制定一套规则,后者是为“剥夺剥夺者”的政治目标奠定理论依据。市场交换日益国际化,只能实行一种公认的市场规则;中国加入WTO后,也必然要遵守国际交换规则。与此相适应,理论上也要承认多种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形成和参与分配。
  • 社会主义本质与人类劳动的完善化发展
  • 改革之前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之后的认识进深一步,开始联系生产力认识社会主义的涵义,但仍未能超出传统理论的即定框架。对此,必须深化对劳动的认识,才能在现时代内在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表现为要展开对人类劳动发展的全过程的认识,从原始社会劳动起,历史地辩证地认识人类劳动的发展变化,从中把握劳动的整体性和常态性,认识到劳动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认识到自起源至今人类劳动的不完善性,由此即可合乎逻辑地推断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类劳动的完善化。
  • 论中国企业家的素质及其培养机制
  •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企业家这一重要角色,现代企业是在企业家的悉心管理下发展的。对于刚刚迈向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企业来说,有一个卓越非凡的企业家带头人和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更为重要。作为一名合格的企业家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以及政治远见,战略头脑,协调艺术,应变能力。目前我国经营管理人员素质较低,需要加大对企业家培育的力度。
  • 论跨国公司的联盟竞争
  •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广泛发展国际战略联盟,开展更高层次的竞争与合并。它区别于跨办是战术性合作,具有明显的战略动机。国际战略联盟提高了跨国公司的竞争力,改变了竞争的方式和竞争规则,对国际竞争产生重大影响。
  • 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法学思潮述评
  • 俄罗斯90年代的法学思潮,集中表现在对法的理解上,伴随着前苏联改革及其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展开和演进。总体上说,俄罗斯法学界在对待法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思潮:自然法(道德的,社会学的和规范主义的。前期注重法的内容,忽视法的形式,夸大国家权力的消极方面,强调法与法律的区别;通过法与国家关系的探讨和实践总结,后期兼顾法的内容与形式,正视国家作用的观点成为主流。文章拟从90年代前期和后期俄罗斯法这研究的不同侧重来揭示这一时期的法学思潮。
  •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双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以我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 仓单若干问题探讨
  • 仓单是仓储合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签发仓单是保管人的一项义务。基于仓单的重要性,各国法无不对仓单有所规定,但各国所采取的立法例有所不同,仓单内容亦不一致。仓单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具有特殊的性质和特有的物权效力。
  • 当代艺术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的培养
  • 艺术生产在都市人审美意识的培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艺术生产培养了都市人理性化的审美意识,主要表现在对自身平民身份的认同,对都市社会关系的主动认可,对自身独立人格理想的顽强追求等;艺术生产也培养了都市女性的审美意识,并使其逐渐走向成熟;艺术生产还培养了都市人的后现代审美意识与时尚审美意识,从而推动了都市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建构。
  • 文艺之美与天地之心
  • 中国古典美学论及艺术之美的内在依据时,强调艺术美对于自然界的依存与回归,以物我合一为最高的境界,形成了意境范畴;在论及艺术美的主体性时强调情感的真诚自然,认为艺术只有进入真诚无伪的情感之门时,才能产生撼人的美学魅力。这些美学观念在今天极具启迪意义。
  • 先秦巫道的汉字学考察
  • 先秦巫道研究对于中华文化史,特别是文明的起源,包括汉字的起源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主由古汉字的结构理据解析入手,以文字与考古学有关资料相互印证,对原始巫道观念及行事进行了考察,为认识先秦巫道及研究先秦只和古汉字提供了有益的认识途径和参考意见。
  • 浅议生造词语的判定和规范问题
  • 生造词语的判定和规范一直是汉话规范化工作的一个难点。本文在新时期新的规范观念的指导下,从生造词语的判定方法和规范观念等方面探讨这一难点问题。
  • 关于19世纪90年代国家观变化之研究
  • 中华民族再次面临为西方强所肢解瓜分,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为了回应救亡图存,变法谋求之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国家观也因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传统王朝观向近代国家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对近代资产阶段国家理论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国家主权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萌生与发展。
  • 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述论
  • 钱穆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儒家人文主义史学家的代表,他从历史的人文性和人文科学认识的独特性对历史认识问题作了阐述。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思想,探讨了认识的起源和形成,阐了了在人文界认识的体用不二性和人文性。他深入分析了人文科学的认识方式及其特征,即重经验,直觉和综括,寓价值观与仁慈心,这和自然科学认识方式是绝然不同的。进而他还就历史认识的主观性进行了具体分析。钱穆的人文历史认识思想既有积极合理的方面,也有局限和错误,需要正确分析对待。
  • 康熙帝与《明史》
  • 《明史》历称精善,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中有着的治国经验,有裨治道,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运用行政手段,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 《求是学刊》封面
      2013年
    •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