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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者前言
  • 公益诉讼:国家所有权保护和救济的新途径
  • 国家所有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公有制社会的国家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对全民共同占有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其法律制度上的内在缺陷,加之我国现有的救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国有财产遭受了十分严重的侵害。公益诉讼是任何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的司法活动。因此,它可以适当地弥补这两者的缺陷,从而成为保护和救济国家所有权的一种新途径。
  • 公益的法律保护——引言:一个清楚而又模糊的问题
  • 为了公益(公共利益),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任何政府,不论它是好是坏,至少它在口头上要宣称,它是为公益服务的。即便是视天下为家产的封建皇帝也得把公益挂在嘴上,声称以保护天下子民为己任。从此角度而论,公益是个十分清楚、人人明白、不必讨论的问题。
  • 论公共利益的行政保护——法律原理与法律方法
  • 公共利益的行政保护具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和价值基础,是普遍权利的逻辑结果和必然产物,它是由政府的性质、目的和治理目标决定的,它遵循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但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限制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度的。
  • 公益诉讼语境下的“公益”涵义解析
  • “公共利益”是一个亟待重新认识但又歧义重重的概念。本文选取公益诉讼中的两大程序难题为切入点,梳理与分析了围绕公益诉讼活动展开的理论论争,并结合公益诉讼活动的背景把握住公共利益的程序内涵,即探讨如何以诉讼及其他方式完善民主的问题。由此,有利于全体公众就公共问题展开论辩的公共生活,被视为理解和达成公益的关键,从而这也在理论上化解了公益诉讼的程序难题。
  • 论公共利益的程序控制——以法国不动产征收作为比较对象
  • 公共利益本质是一个程序问题,其内容的界定与保障只有在一个完整的程序中才能进行。我国由行政机关单方面界定公共利益的规定存在弊端,理论倡导各级代议机关确定公共利益的做法不符合我国立法国情,建立征收人与被征收人的协商机制在现有制度下不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我国应建立司法机关对征收程序的介入机制来实现对行政机关权力的合理限制,从而实现征收的公共利益。法国法中由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共同保障征收程序符合公益的制度,同时,为防范法官权力扩张而对法官权力的主客观控制的做法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值得我们借鉴。
  • 从分权制衡原则审视羁押权之归属
  • 权力分立制衡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刑事司法权力运作的基础,对于受指控人的基本权利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就国际公约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法治经验论,纠问式侦查构造已日渐式微,检察官无羁押权为各国立法之通例。如果检察官已经行使侦查、公诉职权,就不宜再在侦查程序中担当预审法官,也不应当享有羁押决定权。我国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应当温和而渐进地进行,在保障受指控人的听审权与救济权利的前提下保留检察官羁押权,引入事后审查制由中立法院对羁押进行事后复审。
  • 论劳资和谐的公司法理念
  • 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公司法,其制度构架均以资本为中心:资本出资人既是公司的所有者,也是公司事务的管理者、监督者和公司利益的享有者;职工作为公司的雇佣者在公司法上毫无地位,只是提供劳动的客体。但随着近来劳资关系的平衡和对劳动地位的认知,职工逐渐成为公司法上的主体:他们不仅可以了解公司经营状况,还可以参与公司决策和分享公司利益。由是,形成了与资本绝对公司法理念相对的人本的公司法观念,直接影响着现代各国公司治理的法律结构。
  • 试论避免公司间经济性重复征税的税法完善
  • 消除公司间的经济性重复征税,应该坚持税收中性、适度消除和区分征税这三项原则。《企业所得税法》极大地完善了我国的避免经济性重复征税制度,但依然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与免税收入相关的费用和损失的处理规则不明确;没有规定反避税规则以防止公司间股息免税规定被滥用;间接抵免方法中的核心问题尚不明确。
  • 试论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 意思表示错误制度旨在寻求私法自治与交易信赖之间的平衡。它渊源于罗马法,但法国民法、德国普通法尚未形成完善的错误制度。19世纪中期萨维尼提出意思表示错误理论,也未能解决错误问题,且遭到耶林、贝尔的批判。随后,表示主义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错误信赖理论,它成为错误制度的法理基础。德国民法典遂确立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规定了错误人的撤销权和信赖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应借鉴德国体例构建意思表示错误制度。
  • 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研究
  • 我国被执行人的财产调查制度十分抽象,不利于操作,构成有效执行的一大障碍。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是被执行人财产调查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研究了被执行人财产报告制度的意义、适用条件、形式、内容及拒不报告和虚假报告的法律后果,对完善相关制度和有效执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 论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国际法与宪法视角透析
  • 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是人权领域争论激烈的重大理论问题。不可诉理论宣称,社会、经济权利不是法律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概念模糊不清,社会、经济权利仅是积极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实施昂贵且相互冲突,司法裁决社会、经济权利违反分权原则,因而社会、经济权利不具可诉性。不可诉理论有其特定历史根源且具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这种自由主义权利观随着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权本身的巨大发展早已不合时宜,社会、经济权利的可诉性是社会、经济权利发展的必然结果。
  • 日本刑法中的医疗水准论
  • 在日本刑法中,医疗水准是特定国家于特定时期内关于某疾病的临床医疗水平。医疗水准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医疗过失的标准,医疗行为人应依符合医疗水准的医疗行为进行诊疗,或者在不具备诊疗条件时负有说明与转医的义务,不履行此项义务即认为存在过失。在具体界定医疗水准时应考虑行为人所处的地区、医疗机构及行为人的专攻领域等相关因素。
  • 美国《统一商法典》统一性障碍分析
  • 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制定旨在统一各州商法,以消除过去各州判例法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但每个州因州情不同而实施的特殊政策导致各州对待法典及其正式评论的态度迥然不同,加之日益变化的商事惯例所带来的压力,目前,以法典为代表的美国统一商法运动再次面临着挑战和考验。若维持商法的统一性并使法典避免重蹈先前统一法之覆辙,各州可能不得不以牺牲某些州权为代价承认州之间的集体利益高于本州利益。
  • 专利药强制许可中的灵活性
  • 2005年12月《修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在WTO框架下达成。其内容主要是放宽医药产品专利的限制,减少仿制药国际贸易中的法律障碍,从而有利于贫穷国家通过进口获得便宜的仿制药,解决公共健康问题。2007年11月28日,中国正式交存《议定书》的批准书。《议定书》对我国的意义主要在于:既能使我国在发生类似2003年“非典”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时,可以更方便地进口便宜的仿制药,也有利于我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需要时向其出口治疗肺结核和疟疾等传染病的仿制药。
  • 现代保险体制下机动车方对非机动车方的责任比较研究
  • 机动车造成的风险是伴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而出现的无法消除的风险,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依靠传统的侵权法上的过失责任体制已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仅让机动车一方承担严格责任也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最好的办法是,根据不同的国情,将一种适当的责任体制与完善的保险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道路交通法》目前采用的大体上属于德国模式,但在细节上,尚有太多的缺漏、争执的问题和发展的空间。
  • 论德国《投资者典型诉讼法》
  • 2005年11月1日德国颁布实施的《投资者典型诉讼法》,对投资者典型诉讼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其中集中审理证券群体纠纷中共同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的做法,对降低诉讼成本和合理分摊诉讼费用、节约司法资源以及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我国典型诉讼程序的运作和证券市场群体纠纷解决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 稿约
  • 征订启示
  • 《环球法律评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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