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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编者前言
  • 应高度重视空间法
  • “国际空间法”,这个不久前我们还很陌生的术语,今天我们则实实在在地需要它了。随着人类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空间活动迅速增加,各国在空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20世纪50年代起,美苏两霸就掀起了太空争夺战,国际空间法开始为人类关注。中国人自然不甘落后,1970年首次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其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科技水平和国力的快速提高,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已经成功发射100余次,先后将70余颗国产卫星和30多颗外国卫星送上了太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和“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发射成功,则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真正的航天大国。
  • 论我国空间碎片减缓立法体系的完善
  • 我国作为一个空间大国,在空间碎片研究的技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相对而言,法律措施却比较薄弱,国内立法体系很不完善。而在这一领域,俄罗斯和美国却比较发达和完备,我国可借鉴俄美两国的经验,完善国内空间碎片的立法体系。
  • 航天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 外层空间在国家安全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借鉴国外的制度和经验,改革完善我国的航天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各国航天管理体制具有航天决策层次高、决策集权化、管理模式多样化、行政管理与科研开发一体化、航天管理法制化等共同特点。借鉴这些特点,可以改革完善我国的航天管理体制。
  • 论外空活动中的国家责任
  • 外空活动是指一国的政府机构或处于一国管辖之下的非政府团体所从事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活动的总和。1967年《外空条约》为外空活动中的国家责任制度奠定了基石。在当代国际法中,国家对其外空活动主要应当承担两类责任,即国家不法责任和国家损害责任。现有关于外空活动的国家责任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亟待改善。
  • 国际空间法的50年
  • 国际空间法在过去50年历经3个阶段的发展,各个阶段特点不同。第一阶段是硬法时期(1956—1979年),第二阶段是以联合国大会决议为表现形式的软法时期(1980—1992年),第三阶段是重新解释空间法的时期(1992年到现在)。本文将进一步就立法方法、立法效果和是否存在从硬法到软法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究。 有关国际空间法的发展,主要的结论是:(1)未来的国际公法将会是由更为柔性的专门法律制度所组成的空间活动框架;(2)外层空间活动的主要法律框架存在着不断增加的规范模糊性;(3)有关月球和其他天体商业活动的法律制度仍不清晰;(4)有关空间旅游活动的法律制度正在增加,而且可能采取航空与外空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此存有争议)。 本文在结论中强调,在国际空间法发展的未来50年,应将国际空间法重新赋予硬法的形式。面对各种挑战,只有这种加强空间活动国际法律框架的方式,才能保持这一国际法律秩序的权威性。国际公法在未来仍然是空间活动的必要框架。但是,更为可能的是,将会有更多的有关专门空间活动的法律规则。而且,国内空间立法也会增加。总之,面对不断增加的私人空间活动,仍然应当保持国际公法架构的权威性。
  • 法理学的定位——关于法理学学科性质、特点、功能、名称等的思考
  • 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多少年来,法理学被赋予了同它的学科性质不太相符的学科定位,使它遭到很多误解与责难。本文试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部门法理学、法律实践、法官判案等几层关系来探讨一下法理学的学科性质、特点、功能以及法理学名称等问题,以给法理学这门学科准确定位。
  • 论人体基因提供者在基因技术专利中的利益分享
  • 现有的国际国内法律法规对于基因技术专利权人和人体基因提供者利益问题的规定是失衡的,严重偏向于基因技术专利权人。对人体基因提供者的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进行保护十分必要。立法应当充分保护人体基因提供者的知情权和隐私权,应当采取立法机制和市场机制并用的办法保护人体基因提供者的财产利益。
  • 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客体意义上的人格——人格的双重内涵及我国民法典的保护模式选择
  • 人格具有双重内涵,即主体意义上的人格与客体意义上的人格。主体意义上的人格在现代民法中被表述为权利能力,它源于德国古典自然法学中的伦理人概念。客体意义上的人格概念源于雨果·多勒鲁斯,经过19世纪法学家的发展,成为现代人格权理论的逻辑基础。我国民法典应当对两种意义上的人格分别予以保护,人格权法应当独立成编。
  • 缔约国于《WTO政府采购协定》之义务及我国因应
  • 以承诺为基础在国内法制中转化适用GPA协定是协定加入国的一般义务。过往加入国通常采取符合本国宪政体制和经济竞争实力的承诺、建立或完善以政府采购法为基本法的统一法制体系来践履GPA义务。我国在加入GPA协定时除遵循一般规律外,还应采取对国有企业是否作为政府采购实体作出恰当承诺、统一政府采购法制、充分利用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和有关“空置条款”等措施来对接GPA协定。
  • “轻轻重重”刑事立法政策——规制无被害人犯罪的理性选择
  • 本文研究的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探讨无被害人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也涉及时无被害人犯罪的行政制裁以及社会政策的评析,通过论证,得出处理无被害人犯罪应该采取“轻轻重重”的理性政策,并在该政策的指导下,对我国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建议。
  • 权界式公民宪法义务比较研究
  • 权界式公民宪法义务是公民宪法义务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指宪法权利的限制规定。权界式宪法义务有隐含与显明两种存在方式,有概括限制型和具体限制型两种类型。以时期、地域、法系、阶级性质以及发达程度等多种标准对各国宪法中的权界式宪法义务予以量化比较,可以较全面地把握其立宪状况和基本规律。通过对156个宪法文本进行分类统计,我们发现,在多数国家的宪法中,权界式宪法义务(尤其是具体限制型)以隐含的方式存在,这符合宪法的基于人权保障的平衡精神。
  • 产业损害的构成因素及其认定方法
  • 本文深入研究了反倾销法中的实质性产业损害的三种形态及其认定方法,认为实质性产业损害是最基本的损害形态,我国应当尽快完善有关标准和认定方法。损害评估因素的具体化和定量化是今后反倾销实践和理论的一种发展方向。我国将来的反倾销法应就实质性阻碍国内产业的建立作出具体规定。
  • 性倾向、性别认同、同性恋立法运动回顾及相关问题研究
  • 性倾向、性别认同、同性恋三个概念,作为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概念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分清它们的具体含义,对更深刻地认识它们产生的社会根源、人们的看法和具体的对策又至关重要。由三个概念所引中出的权利保护的研究和立法运动,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已经呈现出相对繁荣的景象。除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法形态外,在欧洲和美国还出现了家伴登记制度(同性伴侣登记制度)和公民联姻制度(同性民事结合关系)的创新以及反性倾向歧视的立法运动。
  • 美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律制度介评——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为中心
  •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已经成为保障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考察了美国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实践中针对人工培育资源和自然资源所采用的不同模式与方法,并且通过对美国自然遗传资源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国家公园在此方面实践的研究,介绍和评述了美国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
  • 英国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律制度研究
  • 英国普通法并不禁止歧视行为,但随着英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及国内平权运动的高涨,在20世纪70年代后,英国对于禁止就业性别歧视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对于同工同酬、性骚扰、母性保护等进行了详尽和周密的规定。此外,这些法律还规定了直接歧视、间接歧视、骚扰和受害等四种歧视形态,禁止在雇佣关系中各个阶段的任何歧视。为了有效地防止就业歧视,英国依据《平等法》成立了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在应对就业歧视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 抗震救灾与我国应急状态下的社会法治建设相关问题——抗震救灾与救灾救济制度
  • 社会法治包括正常状态下的社会法治和应急状态下的社会法治。这两个方面的法治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都必不可少。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空前规模和卓有成效的抗震救灾活动。这次抗震救灾暴露了我国目前在抗震救灾中面临的法治问题,也为抗震救灾积累了丰富经验。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救灾赈灾也属于社会法治的范畴。对于救灾赈灾和灾后重建中反映出来的任何社会问题,都应当予以重视,努力寻找体制、制度和机制的不足和缺陷,积累法治经验,不断完善正常情况下的社会法治和应急状态下的社会法治,这对以后更好地应对灾害,控制、减轻和消除灾害影响,更好地进行社会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们组织了有关专家座谈与此相关的问题。
  • 抗震救灾与我国的环境应急法制建设
  • 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 抗震救灾与我国儿童权益的法律保护
  •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儿童保护是重中之重。笔者拟结合我国1992年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从法律角度分析抗震救灾中的儿童保护问题。
  • 抗震救灾与住房保障
  • 地震灾害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主要是生命、住房、生产和痛失亲人的精神损失等等。据统计,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倒塌和损毁的房屋,仅四川省就有400万间,甘肃省约40万间,陕西省30万间。因此,灾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安置灾民并重建家园。经验表明,住房安置和食物供应是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解决不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 抗震救灾与我国劳动法二题
  • 关于抗震救灾与工伤认定,从《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看,典型的工伤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即工伤必须符合“三工”原则——“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较易认定;但地震造成的伤害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则较难判断。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3款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 抗震救灾与医疗卫生救援若干法律问题
  • 为保障公民健康,国家对医疗服务业实行职业准入制度,对医务工作人员规定了严格的从业条件并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此次抗震救灾医疗志愿者中,有很多志愿者没有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没有医师执业证书,甚至一些医学院校组织学生志愿者参与医疗救援。尽管救援大量的伤病员需要尽可能多的医务人员,但是医疗救援行为属于专业技术性行为,不适当的医疗救援也可能会延误对伤病员的及时治疗,甚至可能造成漏诊、误诊以及医源性损害。虽然灾后医疗卫生救援有其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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