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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帛书《周易》卦序与宇宙论
  • 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卦序以上下卦相重,反映了卦的变化的思想,其上卦体现了“分阴分阳”的阴阳分类观念,其下卦则既体现了阴阳交错、阴阳相配的观念,又体现了正位的观念。更重要的是,帛《易》八卦序列与《大戴礼记·易本命》、《孔子家语·执辔》等典籍中所暗含的具有独特宇宙论意义的八卦序列具有相关性,由此我们提出一种设想,帛《易》八卦序列很可能反映的也是这种独特宇宙论思想。
  •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
  •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思想归属问题,学术界有子思说、子游说、公孙尼子说等不同观点,其中以子思说影响最大。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根据,但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本文认为,《性自命出》主要是以情、性为中心所展开的哲学说明,因而要弄清其学术归属关键在于弄清其“性”的本质。种种证据说明,《性自命出》之性不是思孟学派的道德之性、义理之性,而是气性,或者说更接近于苟学的材性——本始材朴之性;从性的可动、可逆、可交、可厉、可绌、可养、可长等来看,与荀学的对治性的手段——“化性”与“积善”完全相通。由此我们认为,该篇文献可能是苟子情性哲学的直接源头。荀子学术传统是顺应孔子、仲弓而来,《性自命出》很可能是子弓即冉雍或其后学的作品。
  • 张岱年先生“兼和”思想发微——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0周年
  • “兼和”范畴是张岱年哲学的核心范畴,它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层次以及多样性、创造性、统一性三种基本要素(基本特征),融贯了形上学、方法论、价值论与人生论,是张岱年哲学的精髓。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张岱年哲学称为“兼和哲学”。“兼和”反映了宇宙演化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契合当前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论提供新的启示。
  • 经、史、儒关系的重构与“批判儒学”之建立——以《儒学五论》为中心试论蒙文通“儒学”观念的特质
  • 蒙文通先生(1894—1968,字尔达,四川盐亭人)被誉为现代学术史上由经学向史学过渡之典范。根据这种看法,蒙先生以自己先经学而后史学之成学经历,向我们展演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典型过程。不过,用“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或者“经学到边缘,史学到中心”来界定蒙文通学术之意义,似乎有失笼统。
  • 由矜庄到争讼——“君子矜而不争”辨义
  • 《论语》中一句“君子矜而不争”,留给今人一个保持端庄而远离争斗的君子形象。但实际上,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里的“矜”不宜作“端庄”解,与今天所使用的“矜持”之义,尚有比较大的距离。不过,已有的分析还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未能将“矜”与“庄”的思想脉络揭示得清楚。本文打算再由“矜而不争”人手,联系到儒家文本中的相关语录,进一步揭示出由矜庄到争讼的思想脉络。
  • 20世纪上半叶的庄学研究
  • 本文从中国近代学术体系转换和研究范式转型的角度,回顾20世纪上半叶庄学研究并进行一定的分疏,以时间为经、问题为维,试图寻绎近代庄学源流、发展的脉络,从一个侧面呈现出近现代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传统学术研究的图景。
  • 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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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学“理气”论与后期中医学
  • 理学理气论对后期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理学的启导,后期中医学强调对医理的研究。但是由于中医学与理学属于不同的两门学科,二者在深层上对理气的理解是不同的。医学所探讨的理是医理、人体生命科学之理,而理学所探讨的理主要是道德之理、社会之理。由于理学的价值立场,在理气观上存在着褒理贬气的倾向;而中医学恰好相反,是重理宝气。在理气关系上,中医学继承了朱子的理气不分先后论,主理气合一之学。朱子的理本论在认识论上发展为中医学对理的重视。在学理上中医学重理宝气,理气并重,而理学的褒理贬气导出的伦理学上的理欲之辨对中医的养生、发病与治疗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调养生与养德的必然联系。
  • “幸福”与“内圣外王”——亚里士多德与朱熹至善思想比较
  • 朱熹和亚里士多德的至善思想在中国与西方很具有代表性。从概念理解上来看,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幸福就是至善,而朱子则指出了至善具有三层含义:某项道德行为做到最好,所有的道德行为都达到极致以及内圣外王。从方法上来看,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沉思是实现幸福的最重要形式,而朱熹则认为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等功夫达到至善。亚里士多德和朱熹都属于德性伦理学范畴,他们都认为至善的实现和国家作用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 朱熹的敬畏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 “伦”、“理”二字,早在《尚书》、《诗经》、《易经》等经典中已分别出现。“伦”有类、辈分、顺序、秩序等含义,可被引申为不同辈份之间应有的关系。“理”则具有治玉、分别、条理、道理、治理等义。“伦理”二字合用,最早见于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伦理”一词,
  • 践形与践行——宋明理学中两种不同的工夫系统
  • 践形与践行都是先秦儒家的概念,其具体指谓也非常接近。但到了宋代,自从《大学》被列为“四书”之先后,对《大学》之不同的解释重心与诠释方向终于使践形与践行成为两种不同的工夫系统。前者由“慎独”、“诚意”之“诚于中,形于外”形成了一种纵贯的彰显与全面的实现系统;后者则由知行相须而成为一种横向、平面的落实系统。程朱的“知行相须”就代表着对伦理认知之横向的落实,而阳明的“知行合一”则是以“诚意”的方式扭转、调整知行关系的表现;至于其所屡屡强调的“一个工夫”、“本然如是”等等,都是从“诚意”与“践形”的角度说的,也都是“实诚其意”的表现。而人们在理解“知行合一”上的种种困惑,其实也就来自这两个不同系统的内在张力及其思想谱系的不一致性。
  • 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与辨析——论朱子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
  • 如何克服只有高明而无下学、有理而无礼是理学从北宋到南宋的中心问题,朱子在《论语精义》、《论语或问》、《论语集注》、《朱子语类》中对“克己复礼”不断深化的诠释,正是通过经学诠释这一中国哲学特有的方式来响应此一问题。朱子对他之前宋代理学各家之说的辨析、取舍之细微处是最不能轻易滑过去的,对“以理易礼”说的批评则是关键所在,理不是愈来愈高,而是愈来愈实,学问的愈精处就是愈切实可循处。“以理易礼”说一方面是只讲理而不讲礼,但更复杂的一方面是以为有理就自然能合于礼,从理到礼之间发生了一个跳跃或滑转,取消了对礼的下学的过程,而这一下学的过程正是儒学、理学的工夫所在,即只有在礼的下学中,在事事的应对中,儒家的社会、政治秩序才有保证。“以理易礼”说取消实质性的礼的危险性更为隐蔽,在这一关节点上析理必须更精、更切实,不然就会出现后来的阳明后学取消下学与礼文而实为在社会上形成毁弃礼教之弊。朱子对“克己复礼”析理之精,正是为了警惕以后理学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凸显朱子与宋明理学的精义在于对礼的重视,希图改变现今注重心性论的宋明理学研究。
  • 王船山的德福关系论——以《周易外传·困》为中心
  • 在《周易外传》困卦中,船山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德福关系的看法,不仅为人的行为取向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解释了这种方向的本体论根据。其中对德福来源、性质与差异的探讨是全面而有体系的,最能体现儒家精神。船山首先提出“德福皆为命”的核心命题,进而阐述了“德可充,福不可充”的原因并提出了“以德致福”的思想,以期重新论证并弘扬儒家以德为本的精神理念。本文的逻辑进路也因此得以建立:先分析“命”之基本内涵而后引申出“命”之结构、分化过程和差异性三个分论题,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德福的全面理解。
  • 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
  • 本文着重考察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认定他的语言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转向,形成了不同于宋明理学,甚至也不同于清初哲学形态的人文实证主义哲学思考方式。其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区分了“指其实体实事之名”与“称夫纯美精好之名”的两类之名。第二,在讨论何者为“道”的哲学形上学问题时,首次引入语言学的句法分析,对古代汉语中谓语动词“之谓”与“谓之”在句子中的不同作用给出了明确的区分。第三,在批评宋明儒的思想同时,还引进了语词分析、句子意涵分析和文本中的言语脉络分析等具体的语言学技术性方法。第四,直接从文字训诂与语言分析入手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哲学意义,以语言学的实证方式追求哲学的形上之道。使其哲学既与宋明理学者从哲学思考路径出发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的致思方式不同,也与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目标不同,从而形成了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自身特点。
  • 吕坤对晚明政弊的抉发及其修身之学
  • 吕坤身处晚明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之时,对导致政府财政危机的各种弊害如对地方之增派、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民财等提出批评,由对当世弊政的抉发及于对君之职分、治民之术等问题的思考。在修身方面,吕坤以求仁为中心,对天地、圣贤、世运、性命等与修身有关的问题都有深入阐发。学问特点在博学与体认结合,下学与上达结合,积累与心悟结合,乐学与忧勤结合,强调高远境界与实地功夫的统一。
  • 混元体:道教精气神整体论的逻辑发展
  • 精气神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它广泛存在于儒释道中医等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各派中,而且经历了从先秦到清末整个中国思想史的时间跨度,贯穿古代思想的始末。即使进入近现代以来,精气神论依然在发展之中,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本文拟从对混元体这一概念的考察人手,讨论道教关于精气神关系的思想,探索这一关系在中国道教哲学史上的发展脉络,试图揭示它所反映的人的整体观的理论内涵,并讨论其现代思想价值。
  • 张伯端内丹学思想探微
  • 道教内丹学致力于为其宗教实践提供具体范式的指导,围绕着这个历史使命,内丹学对实证形上道体的方法、形上道体与形下经验世界的关系等诸多宗教哲学问题进行了思考。北宋张伯端及其内丹学思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提出“大丹妙用法乾坤”,认为宇宙生成的本原、轨则与丹道之理相契合;“逆行归元”是丹法的重要原理,人只要“返根复命”即可以“长存”;又提出“先命后性”、“以命取性”的性命之学;而其宗教理想则重视“见末而悟本,舍妄以从真”,以证得无上至真妙觉之道为目标。这些宗教哲理对宋以后道教内丹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奠基作用。
  •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四辑):道德、人权与和谐》目录
  •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目录
  • 《中国哲学史》封面
      2009年
    • 01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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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方立天 李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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