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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铸君子人格 推动移风易俗
  • 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 人际关系的和谐之道——《尚书·尧典》“五教”之所指及吾人应有的认识
  • 全文旨在探究《尚书·尧典》所述“五教”的真正意涵,并提出吾人对其应有的认识。首先分析比较两种不同的说法,认为“五教”之所指,应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伦之教为确诂。其次则指出在近代以来,对五伦之教的一片挞伐声中,仍有加以肯定,但也提出检讨者,因以贺麟、李国鼎两人之说为例,介绍其所持的观点。最后则谨就所知,提出两破即破除两种误解、两立即建立两种正确认识,以澄清对五伦之教的质疑,揭示五伦之教的真谛。期待大家能正面看待五伦之教,使其继续发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
  •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
  • 儒家文化有相“因”继承的“常道”,也有与时偕行而进行“损益”的“新命”,此即文化发展的“常”与“变”的关系。“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止义、尚和合、求大同”,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之“常道”的一个精辟概括和表述,这也正是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大变局,起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在社会经济方面,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已经转变为以工商为主的市场经济;第二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君主制已经转变为民主共和制;第三是在教育制度方面,从服务于君主制的科举制已经转变为服务于社会多种需要的现代教育制度;第四是在思想观念方面,从经学的“权威真理”的思维方式已经转变为广义的“哲学”或“学术”的思维方式。儒家文化一方面要适应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转化或优化这四个方面所出现的问题,从而实现现代化的“新命”。
  • 程瑶田《论学小记》气之性情观
  • 程瑶田为乾嘉时期著名经学家,其儒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论学小记》一书。宋明理学张载主气,至朱子主理,阳明主心,同时亦有王廷相主气,至蕺山、船山调融心、理、气并重。戴震又反朱王,重回张载主气一路,实即以此转心性之空谈为气说实有。程瑶田在此脉络下,呈现其对心、理、气诸学的取舍。本文先确立程氏少言形上,直以气为天之基础。再论道在气中,离人伦非道。性则主气性由天故善,不取朱王由本体说性。情则受明清之际情善之风影响,以为气贯天、命、性中,则气性所发之情,亦为善。并主气性相近,知愚因习相远。性之知为三达德之知,知愚无不同,知愚之等差因气因习而有别。末言诚意,以恶非在于性与情,而在于经营情之发的意,一有利害考虑之意,便可能为恶。故工夫用在诚其意,意一诚则情善性善皆可见。
  • 论曲阜孔庙传播六艺文化之道——从台北孔庙的成功再生经验谈起
  • 曲阜虽然有“孔子六艺城”,然而其设计旨在发展观光旅游业,历史文化则居于其次,因此要真正传播孔子的六艺文化深刻内涵,培养术德兼修之君子,乃至于教导民众进入神圣空间应有之礼仪,仍须依靠孔庙之特殊文化空间。台北孔庙推出六艺体验区等再生计划,不但活化了原先古老刻板之形象,也使孔子变得更加可亲可近,提升了其在民众心目中之重要地位。曲阜孔庙如能善加利用该地与孔子之亲密关系,规划能发挥孔子六艺之教的体验区,将极有助于仁人君子之养成,朝着真正的“首善之区”迈进。
  • “工夫”与“境界”:《四书大全》中“北山学脉”义理诠释之考察
  • 朱熹之历史地位得以树立,学术内涵得以彰显,黄斡最是关键人物。避免门人说法歧出,免干陷入门户之争,成为黄棘一生用心所在。北山一系学人在《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复辨析,不论是横向发展抑或是纵向深化,朱学由宋入元,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四书成为学术核心所在。《四书大全》征引其中部分内容,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贵、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分析可知,《四书大全》特别留意经文结构分析、文句涵义,北山一系学人于讲论之中厘清文本内涵,体证与诠释并进,尝试在经典诠释当中揭示儒学工夫与境界,确立朱熹学术的价值与方向,提供给了后人诸多的思考成果,值得参考。
  • 《师·彖》“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解
  • 对《周易·师·彖》“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此句之关键在一“毒”字。王弼注云:“毒犹役也。”孔颖达疏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占又何咎矣’者,毒犹役也,若用此诸德使役天下之众,人必从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责乎?”朱熹曰:“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高亨先生更是博引清代训诂学家的说法,释之曰:
  • 帛书《二三子》新释三则
  • 帛书《二三子》篇,孔子所引《鼎》卦上九爻辞作“鼎王 ”,今本作“鼎玉铉”,“ ”为“璧”之形省,“王 ”即“玉璧”。从孔子之释,推知此爻辞本当作“鼎玉 ”,义为以玉饰之、插鼎耳两孔而举鼎的鼎杠。“ ”以与“鼎”形近而误为“鼎”,“鼎”通“璧”,即《二三子》之“ ”。“ ”以与“扃”音义皆同,而通作“扃”,又写为今文“铉”,即今本之“铉”。孔子释《屯》九五爻辞,解“小贞吉”之“小”为“小民”,解“大贞凶”之“大”为“大人”,颇为新颖。孔子此释,至三国魏时仍有流传。其中“年毂十壹”读为“年谷十一”,指十取其一之田赋。孔子释《艮》卦辞,言及“精白”,“精”谓刚健中正、纯粹良善的初始先天之元。“精白”的内涵,当谓政治人物修养其心,去除邪恶,使心地洁白,从而使刚健中正、纯粹良善的先天精元呈现出来。“能精能白,必为上客”,谓能呈现其精元,能洁白其心地,必为尊贵之大臣。“能白能精,必为古正”,谓能洁白其心地,能呈现其精元,必为显贵之高官。
  •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
  • “义利之辨”是内在于孔子思想中的根本话题之一,它所关涉的乃是人在“依于仁”而行道的过程中如何衡估与裁断“利”的问题。具体说来,由孔子所开启的“义利之辨”是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的:一个是对人在“富”与“贫”、“贵”与“贱”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一个是对人在“生”与“死”之间进行取舍而作的“义”或“不义”的价值裁断。从根底处看,以价值裁断为其内在枢机的“义利之辨”显然不是一个诉诸思辨的知识论话题,而是一个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
  • 论孔子“里仁”思想
  • “里仁”思想蕴合并显现了孔子对仁的源初领会。但是由于受到对象式、知性化思维方式的影响,“里仁”思想在现今往往被误解或忽略,因此就有重新揭示并澄明这一思想的必要。孔子是在一种实际发问所敞开的源发境域中对仁进行言说的。仁具有本己性,每一个“己”都拥有一个源发的人世境域,孔子强调仁只有在每个人最切身的情境中才能被领会与践行。仁又具有未既性,它并不是有任何既定规定的对象,当入履践于适宜之道时,仁便以其非现成的源初性被鲜活地拥有了。仁还具有时间性,要在特定的时机境域中敞开并在不断的实际践行里成就。上述仁的三重维度都在孔子的“里仁”思想中被收拢并开敞出来。领会孔子的“里仁”之思,与仁重新亲近,反复地践行仁并居于仁,可以为我们向精神家园之回归和朝中国梦憧憬之前行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 荀子“后王”非周之文、武等王者新论——兼与裘锡圭、廖名春、陈礼彰等先生商榷
  • 要荀子的“后王”,既非周之文王、武王,更非成王、康王等西周贤王。在《荀子》中,“后王”不宜作具体而统一的理解。“后”在时间上既然是“与先、前相对,表时间较晚”或“未来、将来”的意思,那么,“后王”就不外乎是指:“在历史上较晚出现而离思想主体自己所处时代较近的王者”,如“近时之王”、“当今之王”;或“在未来、将来某时期将出现的王者”,如“周后之王”、“后之王者”。如果采取历史主义的做法,把“后王”很局限地看作历史上具体的某王者,那荀子特别提出“法后王”来反对一意慕古地“法先王”,其思想意义就不免被埋没了。
  • 春秋时期诸侯“庶女媵妾”的演变
  • 同姓诸侯“庶女媵妾”是西周时期的君婚习俗。春秋之际,在诸侯剧烈兼并的背景下,对非姬姓诸侯来说,同姓诸侯“庶女媵妾”面临困境甚至绝境。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均表明,春秋时期“庶女媵妾”不限同姓诸侯已是主流形态,而《左传》作者囿于传统,视之为“非礼”。《公羊传》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之论流传甚广,但传世文献均与之相违,出土文献于诸侯之婚记载颇多,亦无与之合者,当系汉儒之主观臆测。
  • 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
  • 孔子与《尚书》的关系是《尚书》学史上的一大问题,前辈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是否删减或者编次《尚书》以及为《尚书》作序上。这种讨论延续了两千余年,至今未有定论。《论语》本身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孟子》、《苟子》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汉代司马迁明确指出孔子编次了《尚书》,班固则有孔子删《书》为百篇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后汉时期,孔子删《书》并为之作序的说法很有普遍性。孔子删《书》百篇并为之作序之说创立后,汉唐学者,无论是经今文学家还是经古文学家亦或史学理论家,大体因循而无异议。宋、元、明学者对于孔子与《尚书》关系的认识,怀疑与肯定汉唐学者观点的均有之,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孔子与《尚书》方面,认为孔子编次了《尚书》的意见依旧占主流,而在孔子与《书序》方面,反对的意见开始占上风,许多学者开始否定孔子作《书序》。学术在因循与怀疑之路途中得以演进。
  • 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
  • 三统并建说,意在强调学习西方重视“知性主体”,开发出学术方面之科学与政治方面之民主体制,肯定尊生命、重个体,在体制上对自由、人权加以肯定,可谓抓住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根本,是现当代新儒家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相调适的重要成果。要求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第一义。牟先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照搬西方的价值与制度,他肯定道统、良知的指导与参与,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警惕着浅薄、片面、平面化的“民主”弊病的发生。当代新儒家从人的主体心性中发掘普遍的道德法规,并透过康德式的论证,由伦理通向政治,建构普遍法则之治的法治论述,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
  • 《鲁诗》、《毛诗》篇次异同原因考辨
  • 据熹平石经《鲁诗》残石,《鲁诗》篇次与《毛诗》有同有异。不过对其异同原因,却鲜有学者讨论。许多学者认为《毛诗》篇次错乱,是汉初经师不知《诗经》篇次造成的。此说并不正确。《鲁诗》、《毛诗》师承不同,汉初又在不同地域传播,但二者的大多数诗篇次第相同,甚至各诗章数、章次、各章句数也大多相同,说明《鲁诗》、《毛诗》基本上都传承了先秦《诗》本。郑玄说毛公改动过《诗经》的篇次,系出于猜测。《毛诗》学者在对诗篇阐释时往往曲解诗句、附会历史,或者以伤今思古的思路解诗,恰说明毛公不曾改动过《诗经》篇次。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诗经》是孔子编订的,其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因而也不会出于阐释体系的严密而改动《诗经》的篇次。《鲁诗》、《毛诗》篇次的歧异,有的可能是《鲁诗》失次,有的可能是《毛诗》错简,也有二者都传承了先秦《诗》本篇第失次之旧者。《诗经》在先秦的传播,有变异的一面,也有稳定的一面,但整体来看,稳定性胜于变异,故《鲁诗》、《毛诗》的篇次相同者远远多于相异者。
  • 上博简《鬼神之明》学派考辨——兼论鬼神研究中的思维定式问题
  • 学者们研究《鬼神之明》时,无论是肯定、部分肯定还是否定简文与墨家的关系,均多围绕墨家展开讨论。运用同样的逻辑进行分析,《鬼神之明》也可以是儒家的佚文或儒家别派的作品。春秋战国时期怀疑鬼神的公正、能力,甚至怀疑鬼神存在者并不鲜见,可见《鬼神之明》中“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思想不属墨家特有,而是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因而仅仅凭借“鬼神”思想来判定学派属性是靠不住的。当今学界判定学派属性,出现“鬼神”观念便联想与墨家有关,于是使用各种方法加以论证,甚至不惜“削足适履”。这种思维定式值得我们反思。
  • 简论周立异先生的《易》学研究
  • 周立异先生从事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长达五十余载,在儒学、道学与《易》学等多个学术领域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周先生在《易》学研究内容上主要涵括了象数易、《易》学史、《易》道关系及出土文献等,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发前人所未发,给学界以深刻的启示。
  • 《四书》西行与汉语早期对欧传播
  • 《四书》西行推动了汉语在近代西方的传播。十六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利用《四书》自学汉语;十七世纪,为更广泛地普及汉语,在华传教士完成了中拉双语《四书》节本的刊刻;十八世纪,《四书》成为欧洲学者研究汉语书面语的主要材料;十九世纪,一方面《四书》被化整为零应用于辞书的编撰,一方面随着汉学专业化,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国教会学校都将《四书》教学纳入到汉语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 明清思想与岭南学新知——岭南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15年11月26日,来自两岸三地二十多家高校及学术机构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聚首深圳,参加了由深圳大学主办,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筹划的岭南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以“岭南思想家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主题,围绕“岭南思想家与明代哲学”、“明清思想转型及学术史论”、“岭南地区的历史、宗教和民间文化”等多个论域展开了深入研讨。现综述如下。
  • 儒林大家——李存山
  • 他一直坚持编研结合,尝谓:以编辑工作为“公职”,不敢懈怠;以中国哲学研究为“天职”,绝不放弃。在调入哲学研究所后,他更潜心于中国哲学和儒家文化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涉及先秦儒学、老庄哲学、周易哲学、简帛研究、宋明理学、儒家政治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等方面。
  • 陈初生书法作品
  • [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选载]
    重铸君子人格 推动移风易俗(牟钟鉴)
    人际关系的和谐之道——《尚书·尧典》“五教”之所指及吾人应有的认识(董金裕)
    儒家文化的“常道”与“新命”(李存山)
    程瑶田《论学小记》气之性情观(王俊彦)
    论曲阜孔庙传播六艺文化之道——从台北孔庙的成功再生经验谈起(林素英)
    “工夫”与“境界”:《四书大全》中“北山学脉”义理诠释之考察(陈逢源)
    [易学研究]
    《师·彖》“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解(刘保贞)
    帛书《二三子》新释三则(刘彬)
    [孔孟荀思想研究]
    孔子“义利之辨”发微(孙秀昌)
    论孔子“里仁”思想(赵振羽)
    荀子“后王”非周之文、武等王者新论——兼与裘锡圭、廖名春、陈礼彰等先生商榷(李福建)
    [儒学史研究]
    春秋时期诸侯“庶女媵妾”的演变(李建华)
    从因循之路到怀疑之途:汉至明学者关于孔子与《尚书》关系之论述(何发甦)
    [现代新儒家研究]
    牟宗三先生“三统并建”说及其现代意义——以“开出民主政治”说为中心(郭齐勇)
    [学术考辨]
    《鲁诗》、《毛诗》篇次异同原因考辨(赵茂林)
    上博简《鬼神之明》学派考辨——兼论鬼神研究中的思维定式问题(王红霞)
    [当代学人研究]
    简论周立异先生的《易》学研究(李才朝)
    [经典翻译、比较与传播研究]
    《四书》西行与汉语早期对欧传播(陈树千)
    [学术动态]
    明清思想与岭南学新知——岭南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李辰)
    儒林大家——李存山
    陈初生书法作品(陈初生)
    《孔子研究》封面

    主管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主办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社  长:张树骅

    主  编:梁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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