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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牟宗三对康德最高善说的呼应、批评与超克
  • 最高善说(至善说)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牟宗三先生晚年对康德此一学说的理论意义。对康德“至善在实践上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之解决模式等,提出了基于新儒学立场的批评意见,并试图依据晚年创构的圆教模式。把最高善问题纳入圆教模式中,对问题作出新的规定和说明,牟先生的此系思想是现代新儒学对康德最高善学说的一次批判性超克。
  • 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论牟宗三后期哲学中的“物自身”是价值意味概念的命题
  •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和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中心概念,也是牟宗三后期哲学即道德的形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是在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项诠释既是历史的诠释也是创造的诠释,开启了从价值论的形上学的视角审视与诠释康德哲学的新路,无论是对于康德或者牟宗三来说,伦理学也只是透视与契近物自身的一个支点,因此,物自身作为一个价值界域具有比伦理学更为广泛与丰富的意义,对康德来说,其终极的指向是一个宗教的界域;对牟宗三而言,其终极的指向则是一个价值论的形而上学的界域,即一个“无执的存有论”的界域。
  • 论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发展走势
  • 牟宗三之后,当代新儒学初步表现出了多元开展的理论特色。在继续沿着前辈新儒家的基本精神方向对儒学学理系统作进一步阐释的同时,主要表现出了三方面的发展走势;一是继续倡导开展儒学与人类诸文化系统间的对话,代表了在当代人类文化的多元开展中将儒学的智慧精神进一步融入世界文化的发展走势;二是提出了“中学为用”的观念,表明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学的理论兴奋点已开始向儒家学理在现实层面的推扩转移,三是提出了“后新儒学”的概念,表现出了在对新儒学予以内在批判的基础上力图有所开新的理论意向,上述发展走势表明,而向21世纪,儒学将继续走向世界;如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已成为当代新儒家关注的重心问题之一;以心性之学为主体的现代新儒学将面临可能的转向。
  • 儒法道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以儒,法,道三家为最有代表性,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其核心是“心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其核心是“力治”;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其核心是“天治”。三家治国方略各具特色,亦各有不足,在政治实践中应兼采并用,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三家治国方略虽称发达,却仅属于“治道”,属于管理学范畴,而于“政道”甚少涉及,这与中国古代严酷的专制主义政治有密切关系。
  • “温良恭俭让”与行政决策
  • “温良恭俭让”是孔子在“闻政”过程中所得到的治国五字方针,是为政道德,从行政决策的角度来看,“温”要求决策目标的设定不能过高或过低,要适应持中,恰如其分。“良”要求决策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有益于经济和经济的发展,坚持为大多数大服务。“恭”要求对民要恭,谋事要恭,做事要恭。“俭”要求受惜财物,节省开支,反对铺张浪费。“让”要求礼让为政,既要善于让别人发表意见。又要善于让步和善于让利,以“温良恭俭让”指导行政决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 董仲舒的德治思想
  • 董仲舒在孔子“仁”,“礼”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的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国君必须“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敢有君民之心”;选贤举能,任用清正廉洁之人,实现吏治的清明;要求为政“德治为主,刑罚为辅”,董仲舒的“德治”思想既渊源于孔盂儒学,亦深受阴阳家的影响,当然还与西汉初年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
  • 德治及其中国路径的比较与反思--兼论原始儒学现代化的一种选择
  • 德治之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不但必然同人治,法治相对照,而且也不可还原为政治统治,我们必须把它同政体类型和文化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政体上说,按照盂德斯鸠的论述,只有共和模式才适合于德治,或者说,德治是共和的内在要求;从文化上说,孔子和柏拉图分别建立两种不同的德治模式,柏拉图的道德结构体系是现代社会得以发生的根本动力,原始儒学在此则具有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障碍,实质上,从历史图示来看,原始儒学只有与共和政体结合起来,实现由道德统治向道德治理的转换,才有可能充当现代社会的组织资源。
  • 论《周易》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影响
  • 《周易》对中国古代乐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观,为中国古代乐论家探讨音乐本源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二是易象蕴含了艺术思维的精髓要义,古代乐论中乐象说的基本思想和理路多与易象相关联,即以“观物取象”为方法,以“立象尽意”为目的;三是《周易》易简原则植根于天地自然之性,着眼于王道教化功能,这又使得它与乐简理论发生了内在联系。
  • 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历史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
  • 朱熹首倡并躬行的“以《诗》言《诗》”说是对《诗序》“以史证《诗》”以及后儒“以《序》解《诗》”的否定与批判,同时又体现了对《诗经》文学本质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深刻认识,贯彻“以《诗》言《诗》”的原则,实现传统《诗经》学的重大变革,是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赋予宋代学者的重大使命;而文学名家与经学大师的一身兼任,历代文学与历代经学的双轨集成,是朱熹实现《诗经》学变革的主体条件与客观基础。
  • 从《诗集解》和《诗集传》诗旨差异看朱熹《诗》学观念的转变及原因
  • 朱熹注《诗》凡两易稿,初稿名为《诗集解》,后稿名为《诗集传》,二稿所论诗旨差异很大,这反映了朱熹解《诗》观念的转变,本文首先分析了朱熹注《诗》前后稿诗旨的差异,然后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是朱熹以前说《诗》领域废《序》之风影响所致,二是朱熹从文学角度看《诗》的结果,三是他从理学角度解《诗》的必然。《诗集解》和《诗集传》所论诗旨的差异,反映了朱熹解《诗》思想的巨大变化,勾勒出他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轨迹,代表了两宋《诗》学发展的方向。
  • 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史学的繁荣
  • 明清时期的实学与史学呈现出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态势,一方面,“经世”,“资治”的史学为明清实学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载体,某些重要的史学流派甚至成为明清实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明清实学的基本精神和学术取向,文化立场和知识信仰等等,又深刻地规定和影响着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走向和面貌-如实学思潮中的人文启蒙精神与“程量今古,独出胸臆”的史评类著作的发达;“学必致用”的实学原则与当代史研究的繁荣;“学必多艺”的实学思想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史学向社会深层的转移。“泰西(欧洲)实学”的传入与外国史研究的兴起……至于明清时期野史稗乘的极度繁荣,乾嘉朴学的盛极一时,史学方法的某些突破性进展等等,更是与明清实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关联。
  • 儒家“六天”说辨析
  • “六天”说是郑玄对周时祭祀制度的一种解释,郑玄依于《周礼》及《春秋纬》。把天分为实体与作用。认为昊天上帝是天的实体,其功用对应于五时而有五个帝,郑玄以为帝就是天,把它们合起来,就有了六个天,王肃把郑玄对周时祭祀的这种解释称之为“六天”,并站在古文学字的立场上对郑玄的解释提出了异议,后儒们则时有附郑,难郑之说,逐渐形成了儒家的“六天”之说。
  • 何谓天?何谓苍天?--对陈Yong明《学术研究的豆腐渣工程》的回应之二
  • 《论语》闲考三则
  • 关注现实 著书立人--读张立文先生《新人学导论》
  • 先秦学术研究:文献和义理的双重进路--读郭沂博士《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
  • 中国气论哲学研究的新开拓--读曾振宇博士《中国气论哲学研究》
  • 《孔子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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