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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
  • 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从书斋引向社会,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 梁漱溟:一种文化自觉
  • 20世纪,在中国社会变革、社会进步的进程中,有一个伴随这一进程始终、几乎是引起所有学者关注和融入他们智慧的思想运动,这就是对自己历史悠久的、处在衰蜕中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作为思想家的梁漱溟先生,应该说是在这场思想运动中立下了第一块历史丰碑的人物。
  • 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审美维度
  • 冯友兰特别重视心的觉解功能,并依据心灵觉解的程度将人生区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其天地境界有着深厚的审美意蕴。达到这一境界必须运用有别于逻辑分析的直觉方法,即冯友兰所说的讲形而上学时的“负的方法”,而“近于道的诗”正是形而上学“负的方法”之一。所以,冯友兰新理学中的人生境界论与审美理论非常接近。这一理论显示出从思维方式上融合中西的学术努力,对于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一定的影响。
  • 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
  • 在论证古文《尚书》是西汉以来长期流传的真古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五个方面详细阐述古文《尚书》珍贵的学术价值,如补充许多历史事实、订正旧籍引文之讹和纠正旧注之误等,用确切事例给予具体说明;同时也指出它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被缀补、改动和增益的不恰当之处。本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古文《尚书》进行全面评论,提出了许多突破传统观点的新见解。
  • 伏生《洪范五行传》对“五行学说”的吸收与应用
  • “五行学说”是一套对宇宙构成及事物之间的联系性予以探讨的学说体系,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对宇宙共时层面的剖析,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宇宙的核心,自然界的万物莫不与之息息相关。二是对宇宙历时层面的剖析,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朝代的嬗替等都可用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正是这两个层面的思维模式启迪了《洪范》的诠释著作——《洪范五行传》,使之把帝王五事、灾异现象与木、火、土、金、水一一相配,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解读灾异之变发生的原因,从而开创了经学史上用“五行灾异”之说解释儒家经典的先河。
  • 在礼与情之间——《颜氏家训》对礼俗风尚的论述和辨正
  •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颜氏家训》是一部流传广、影响深的家训名著,其中《风操》篇,对避讳、取名、称谓、交际、丧事等礼俗文化的具体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和辨正。在礼与情之间,作者颜之推采取了调和、变通的态度,表达了情礼兼顾、以礼为归宿的思想宗旨。《颜氏家训》以情礼调和的方式在世俗社会的日常礼俗中保存了儒家礼教的基本精神,使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通过具体的礼俗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论唐初三帝的宗教政策——隋唐五代宗教政策研究之二
  • 唐朝初年,在思想领域已经形成儒、佛、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统治者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文化政策,使其三家都尽力与皇权保持一致。这一政策由唐高祖确立,太宗、高宗遵循。但他们之间又有些差异。高祖站在道教的立场上,规定“老先、次孔、末后释宗”,从礼制礼仪上抬高道教的地位。太宗李世民虽在个人的思想情感上倾向于佛教,但最终个人情感还必须服从于政治;贞观年间,佛道之间已从“华夷之辨”和谩骂式的争辩转变为对宗教义理的探讨。高宗前期较多关注佛教,后期较多关注道教。总之,宗教教权必须依靠和服从俗世王权政治的需要。
  • 二程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 北宋中叶,伴随着熙宁新政而起的是元祐旧学对荆公新学的批判,而对新学首先发难的是程颢、程颐兄弟。程氏兄弟对荆公新学总体上是否定的,但并不排除在某些方面对荆公新学有所肯定。其否定集中表现在认为荆公新学不知“道”,不合“义”,学术不醇,心术不正,企图通过否定新学来否定王安石变法,并力图以自己创立的洛学来代替新学在北宋中后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 言·意·理——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 《四书》是先秦的历史文本,理学是两宋的时代思潮,它们之间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朱熹将《四书》诠释过程规定为:先达之言一圣人之意一天地之理,就是希望通过“语言——文献”的诠释方法,来解决《四书》诠释中历史性与时代性的差别问题。朱熹的《四书》学诠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理学适应了两宋以后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性需要,同时也因为他的《四书》学重新发现了那已经失传的儒学学统。
  • 从丘浚的科学观看儒学与科学的可容性
  • 丘浚是我国古代自觉提倡并积极探讨自然科学的儒家学者。他将儒学的研究对象分为“性理之学”(相当于“哲学”)与“物理之学”(相当于“科学”)两个部分,并对当时儒者重“性理之学”而轻“物理之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揭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方法与要求。丘浚对研究“物理之学”的积极提倡,使我们看到了儒学与科学之间可容性的一面。
  • 论张居正禁讲学
  • 明代中期,为了纠正官学和科举制度的弊端,王阳明等思想家倡导书院讲学,私人讲学之风再度兴盛起来。但同时,流弊百出,私人讲学发生异变。针对这种情况,张居正起而矫之,严禁那些违背阳明讲学宗旨、为自私自利之计的书院讲学,以加强思想统一,维系社稷安定,维护公众利益,捍卫改革成果。从学术立场上说,张居正禁讲学实质是用程朱理学和经世实学对王学进行的修正。
  • 明清时期儒学东渐日本简论
  • 明清时期是中国儒学东传日本的高潮时期,日本思想家全面接受和吸取了儒学思想,并结合日本国情加以阐释和创新,将传统的儒学思想融入日本社会各个层面,对日本文化发展及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因素。
  • 焦循的数理思想与乾嘉学术
  • 通过对清代乾嘉学者焦循的“理本自然”、“名起于法”、“数在形先”等数理思想的剖析,探讨焦循的数理思想与乾嘉学术的关系,可知他的数理思想是在人类已有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摆脱陈规旧习的束缚.提出新的假设或理论,从而为我们重新评估乾嘉学术提供了新的视角。
  • 与孔子并称圣人的周公
  • 在我国历史上,能够与孔子并称为圣人的,唐宋以前是周公,唐宋以后是孟子。周、孔并称的时候,首先是周公称先圣,孔子称先师,周公高于孔子;后来则是周、孔平起平坐,周公称元圣,孔子称至圣,周公被封为文宪王,孔子被封为文宣王。
  • 《易传》的圣人观及其他
  • 中华文明是世界各大古文明中惟一比较完整地延续下来的文明,其他古文明在历史进程中,不是消失,就是被别的文明所同化。这一现象的产生,当然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历史根源,不过,文化的差异,不仅在于经济基础的不同,还在于文化价值取向的相
  • 一次与时俱进的学术盛会——“儒学与儒商学术研讨会”侧记
  • 学术会议也应与时俱进,走出学术研究的殿堂,同社会实践相结合,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用。2004年5月11日至13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与中国实学研究会主办、北京纳通投资有限公司赞助的“儒学与儒商学术研讨会”,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学者50余人,提交论文和发言稿20余篇。
  • 新的解读,新的开掘——读钭东星著《论语义说》
  • 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钭东星先生,在多年执教的基础上,潜心钻研,写成一部约60万字的《论语义说》(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值得一读。
  • 论周敦颐影响之建立——序杨柱才《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
  • 二程是宋代道学的创立者,但程氏之学在北宋元祐以后受到学禁的持续压制,官方所支持的是新学。宋室南渡以后。程氏之学受到的压力曾短期松弛.甚至在绍兴初年一度受到主政者的推重,但朝廷之上禁伊川之学的呼声屡屡不断,以致秦桧后来严厉打击道学.道学之禁严峻一时。直到秦桧死、高宗退,道学才迎来孝宗前期的发展机遇。
  • 《孔子研究》封面

    主管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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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梁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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