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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关于“儒家思想与科技的关系”问题
  • 儒家思想与科技关系这个问题提得不确切;儒家思想与现代科学之间简单、直接的因果逻辑找不到;“儒家思想”与西方“科技”之间,重叠地相隔多重范畴;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个心理态度的问题;科技是手段.儒家不将手段看得高于目的,而是主张目的与手段统一;儒学更不思考如何去发现上帝(如以宗教为目的的科学)或对它质疑(启蒙运动的理性),其功能全部在于怎样实现一个和谐天下,在于阐述这个目的;相对于手段,儒家更重视目的。儒学之功不在最终发现真理,而在认识、追求靠近万物变化内在联系的无终止过程。儒家思想将宇宙看为互系,就是抽象思维。儒家赞同将科学用于社会范畴,同于以民为本的项目,因为民为天。
  • 宋代:伦理的普遍性何以可能
  • 西周至汉唐,宗族制度或盛于王室,或盛于贵族;而宋以后,宗族制度却普遍下移于平民。汉唐期间,学问教育乃经学之天下;迄于宋,经学衰徽,理学兴盛。由此,教育也出现了由知识向伦理的转向,在宋代,其最具导引性的形式即是书院,与此同时,伦理与教育的结合进而贯彻于族学。最终,伦理直接落实于族训与族规。自宋代起,伦理较之以前任何时间更具有普泛的性质,就社会意义来看,伦理在基层得到了更为切实可靠的发展。由春秋奠定的儒家伦理思想在真正社会意义上获得了推广,思想伦理终于落实为实践伦理。
  • “忠恕”与“通情”——两种人际认知方式的过程与特征
  • “忠恕”是中国文化中的概念,“通情”则多见于西方心理学。“忠恕”实质为“推己及人”,“通情”实际上是“推人及人”。“忠恕”过程是意义认知过程,“通情”则为情感体验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同时运用它们才能达到准确、恰当的人际认知和互动。
  • 德欲之争——早期儒家人性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脉络
  • 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核心问题是“德”、“欲”及其相互关系。由此引发了两条发展脉络,一是三代以降以“欲”为“性”或者说气质之性的旧传统,二是晚年孔子所开创的以“德”为“性”或者说义理之性的新传统。子思提出“天命之谓性”之说以弘扬新传统,将情欲之“性”称为“中”。竹书《性自命出》不但发展了子思的“中”论,而且将其恢复为“性”,并为之建构了一套独特的外在道德先验论,从而使旧传统发扬光大。孟子起而纠正这一趋势,力主只有“四端”才是“性”,而情欲之“性”只是“命”,从而将新传统推向极致。唐宋之际以前,中国人性论的主流一直是旧传统,而新传统不过昙花一现。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事实上是在继承旧传统的同时遥绍新传统,并将二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中。
  • 上博藏楚简《鲁邦大旱》“踵命”试解
  • 楚简《鲁邦大旱》中“踵命”的意思是追寻“山川”之所以称名。子赣对孔子的答辞,即紧扣“踵命”而作据名求实的逻辑分析。对“踵命”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对《鲁邦大旱》全篇主旨以及逻辑结构的不同分析。
  • 郭店简书“信情”解读
  • 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儒家文本的性情说,实质上是持“生之谓性”的立场。由此,郭店儒家简书突出地强调“情”的主要特征在于实然性的“信”,即真实、真挚。简书对于“信情”的崇尚,是儒家思想内在理路的发展和“情”之语义学历史演进双重影响的结果,它体现了先秦思想家由神本转为人本的致思趋向。而且,提倡“信情”,也是孔、孟之间一般思想家(主要是儒、道)的共同的德性诉求。
  • 传统与现代之间:犹太教改革及其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犹太教改革采取了“兼顾彼此”的态度,其结果是在帮助犹太人融入西方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又存留了犹太教,进而保信了犹太人的族性。犹太教的经验为中国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经过革新的传统仍然可以成为现代人的价值观。有鉴于此,中国人生在传统和现代的抉择面前不应“非此即彼”,而应该取道于两者之间,即在实现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同时,继承和革新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使之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安顿和族性。犹太人的经验之所以可被借鉴,乃因为当代中国人和当年的犹太人面临类似的文化危机,面临同样的实现现代化和改革传统以保存族性的双重任务。
  • 康德、牟宗三对自由意志的解读歧异及中西人性论比较的伪公度性
  • 康德以自由意志作为比性善/性恶论更本质的属性展开其全部道德哲学的论述,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基本坚持。牟宗三、康德自由意志说的最大歧异是“呈现”和“悬设”之别。牟宗三先生是要以传统儒学“圣贤人格”的道德生命来消解康德学的现象界/本体界的两相悬隔。但是,牟极力与康德的呈现说对扬的不过是“道德原型”的概念,而该概念在康德是属于经验世界的消极的、负面的概念,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德原型”)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法则是互相排斥的,牟先生的呈现说实际上意味着自由的自我取消。牟先生以“天人合一”的预设作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之呈现的自由意志说的唯一理解规则,说明他无意疏通一条儒学与康德学之间可以互容共通的方法管道,而是设置了一条仅供接受心性儒学的观念图式的人通行的“单行道”,这与他借康德学的主体性构架来阐发传统心性儒学普世的思想性和时代感的普遍性致思是相悖的。
  •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的孔教观
  •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孔教的态度是:认为孔教有种种弊害,否认孔教为宗教,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能科学地分析看待孔教,但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反对孔教。陈独秀的这种孔教观有其时代合理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其合理性是使新文化运动达到了空前的历史高峰,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其局限性是把繁杂的思想文化问题简单化,完全割裂旧文化,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之基本精神,带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
  • 对德性之知的再阐释——论杜维明的体知概念
  •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是在默会知识与儒家思想的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下对儒家的德性之知传统所作的一种新阐释。体知是那种与认知相对、与实践结合、体现人格尊严的认识,具有认识的意义和实践的意义。杜维明对体知概念的论述与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观上的建构工作有不少相近之处,两者都对传统科学知识观念提出质疑,为知识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徽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 朱熹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朱熹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又着重从子思中和论的角度作了广泛的阐述和发挥,其要点包括中庸与中和、以体用释“中”、以“平常”释“庸”、“中”与“庸”、“大本”与“达道”、中与正、中与权、中与折衷、中与知行、致中和等。经朱熹的改造,孔子以来的中庸思想被完全纳入了理学的轨道,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中庸学说,
  • 征稿启事
  • 《孔子研究》封面

    主管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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