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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罗从彦的内圣外王之道
  • 罗从彦是道南学派的杠鼎人物,他上承程杨,下启李侗、朱熹。他发挥程颐、杨时的“仁体义用”说,主张体用不离,仁义兼隆,爱畏并施。内圣工夫的目标,是求道明道,即由内圣的心性修养到外在的忠义道德品行,其过程是合一的。他以静中体验未发,即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收敛心性,探索本源,以洞见道体。他撰《道尧录》,即遵尧舜禹汤王道之治,反对霸道,辨王霸的标准是“以德行仁”,抑或还“以力假仁”。但自孔孟以后,王道就中断了。怎样行王道之治,关键是为君品德,首务是正君心。人君自正心,就应淡而无欲,无欲而心正。君心正就可正朝廷;朝廷要尽教化之责,营造知廉耻的社会氛围;朝廷正就可正百官,官应以正直忠厚为本,立身以名节忠义为本;百官要以爱民、爱国、爱君的情怀,而正天下,国家就会兴旺发达。
  • 秦汉政治文化整合中儒学思想的变异
  • 秦汉政治文化整合是对先秦的思想文化资源进行选择、取舍、加工、改造,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思想发生了变异。变异的外因是社会变革使士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因是儒家思想的分化。这一变异主要是遗失了先秦儒家的真精神,包括社会批判精神的遗失,君臣关系的扭曲、礼乐传统的变异、民本思想以及人间真性情的遗失等。但也有个别儒者对儒学真精神进行着不懈的追寻和努力的拯救。
  • 东亚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四种“身体”:类型与议题
  • 东亚儒家思想传统所见的四种“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社会规范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展现场所的身体;作为隐喻的身体。在东亚儒家思想中,“身体”在空间上处于社会政治脉络之中,并在时间上受到历史经验的召唤与洗礼,因此而成为一种既是理性又是感性的主体。“身体”有其不完整性,但是从不完整臻于完整之关键则在于“气”。在东亚儒学中,“身”与“心”虽具有互相依存性,但仍以“心”居于首出之地位。
  • 重诠与开新——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对《大学》文本的解读
  • 《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 蒙文通对晚清《公羊》学及董仲舒的批评——兼论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影响
  • 蒙文通通过探讨今文经学的革命说,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批评了晚清《公羊》学讲改制而不讲革命之说,并对晚清《公羊》学的思想渊源——西汉董仲舒今文学亦提出批评。从中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以来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对经学的深刻影响。
  •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 “存人”与“原人”——颜元《存人编》与宗密《华严原人论》中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 儒学与佛学都在关注“人”,但其所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儒家颜元的《存人编》和佛家宗密的《华严原人论》中表现得很明显。在《存人编》中,颜元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其答案是只有实践了儒家“人伦”关系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在《华严原人论》中,宗密则探讨“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答案是“人本来是佛”。可以看出,颜元着眼于人的实践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儒学的价值判断,而宗密则着眼于人的本来形态,是要对人作出一个符合佛学的事实判断,两者的这种差别体现了儒佛两家“人学”思想的不同进路,即儒学的实践进路和佛学的形而上学进路。
  • 本刊启事
  • 论礼对巫术的改造——以《仪礼》士丧礼中的巫术因素为中心
  • 经过系列改造,巫术行为在形式上更为礼仪化、程式化、正规化,价值取向强调宗法情感和道德伦理等,功能上突出政治教化,而根本性改造是对巫术因素重新以礼的精神诠释,移入周礼的价值观念。这一改造,使巫术性的宗教仪式服务于政治和伦理意义,成为整体礼乐文化架构的一部分,巫术色彩逐渐退色,而礼的人文精神凸显,更趋理性化。
  •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经学开山
  • 董仲舒是两汉公羊春秋学的宗师,其所撰《春秋繁露》则较早提出,并探讨了儒经排列顺序、托古改制、孔子为素王、张三世与存三统、常义与应变等经学的基本问题,对经学的治经方法也多有阐述,确立了经学的重要范式和框架,是经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
  • 西汉“独尊儒术”政策下齐鲁的人才资源优势
  •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政策,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人才评价标准和官员选拔标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齐、鲁作为儒学的发源地、儒家学派的大本营,在人才资源上明显占有优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学官”多出自齐鲁,在太学中占有席位的经学大师75%是齐鲁籍人士;二是百官之长多来自齐鲁,从宣帝到西汉末年,共有15位丞相,属于齐鲁籍的多达8位,占53%,任相时间占总年份的66%。
  • 张申府的文化综合主义和新启蒙主义
  • 张申府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两大核心观念“大客观”和“具体相对论”,是试图将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主义思想,从中引申出他基于文化综合主义立场反思五四启蒙思想而提出的新启蒙主义的观点,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 牟宗三对孔孟荀思想的理论定位
  • 为了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牟宗三把是否具有客体精神作为评判中国哲学的标准,并藉此对孔孟荀进行理论定位。孔子的精神表现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合一,即绝对精神或天地精神;孟子以主观精神为主导,由主观精神透至绝对精神;荀子则纯是客观精神,但因其客观精神无主观精神作为内在根基,所以非真实的客观精神。在这三种精神表现形态中,孔子的绝对精神是最智慧、最圆融的精神形态。
  • 冯友兰哲学思想和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研究
  • 冯友兰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冯友兰哲学及哲学史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的剖析,寻求哲学和文学的共通之处:即在他的著作里潜隐着一种形而上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文化使命感的追求;其哲学研究方法具有世界性眼光下的中西文化、哲学比较融合的思路;他的“信古-疑古-释古”观念,“正-反-合”的历史意识和贯通古今,融汇中外的学术素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
  • 《孔子研究》封面

    主管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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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梁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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