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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孔子忠恕思想的内涵
  • 忠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对其内涵的界定有所分歧。本文从训诂文献出发,认为“忠”“恕”是在“克己”上统一起来的实现“仁”的心理换位原则。对于“忠”“想”的关系,本文认为“忠”“恕”并非是积极和消极的并列关系,也并非是“因忠而恕”的因果关系。相反。“想”在外延上涵盖“忠”,应该是“忠”的心理前提。
  • 孔子宗教观探析
  • 表面上看来,孔子宗教观具有模糊性和复杂性,交织着理性和非理性、去魅和蒙昧等多种令人费解的矛盾因素。然而,若能用中庸之道去洞察,孔子的宗教观又变得那么明晰而睿智。就其本质而言,孔子宗教观旨在实现人生的意义和庄严。为此,孔子一方面削弱天命的力量,将人从当时神权的普遍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外加于人的他律转化为内在于人心的自觉。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生养死祭”的“孝道”将社会伦理神圣化,使人在自觉践行神圣伦理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这样,在“神圣”光环的照耀下,人生不仅具有了现实意义,而且也获得了终极的关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在这种温情脉脉中趋于和谐。
  • 试论孔子教育性对话言说方式的基本特征
  • 将孔子教育性对话的言说方式与苏格拉底进行比较,首先要把握孔子教育性对话言说方式的基本特征。孔子教育性对话是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之中进行的。孔子根据不同时空、不同人物的不同情况,作出恰当的判断,以正确的行为获取最佳教育效果。其言说方式的情境化特点,充分体现了东方的教育智慧。
  • 孟子让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的寓意
  • 舜“窃负而逃、乐忘天下”不是历史事实,实际上反映了孟子对家与国地位问题的看法。并且这也非偶然事件,而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件,是孟子仁先义后、家先国后理论的必然结果。孟子的基本观点反映出了家与国关系的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是不全面的。
  • 论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
  •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其理论旨趣在于探讨主体在伦理、政治活动中的自由及其实现方式。就“权”的内涵而言,乃是主体对社会规范的变通甚至违背,其依据在于道,道的开放性使“权”成为可能。就“权”的目标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中”;就“权”的方式而言,先秦儒家主张“时行”。“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中的自由,是通过人格境界提升的途径来实现的。对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权”进行辨析厘定,有助于我们把握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也有助于我们从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汲取智慧。为我们构建现代伦理学、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积聚传统文化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家把行权当否的标准内在化。又有可能导致规范意识的缺失。
  • 从中、庸到《中庸》
  • 朱熹以“平常”、“不偏不倚”解释中庸。人们据此认为中庸就是折中调和,抱守常态。又有论者强调中庸是常人皆能实践的道德。对此,本文以文字训诂为依据,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中庸的含义:中、庸本为二德,中为中正之德,庸为恒常之德。孔子赋予中、庸以新的内涵,将二者相结合。其后的《中庸》,围绕“中”阐释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又在“庸”的范畴下阐述了“诚”的思想。诚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慎独是致诚的途径。
  • 先秦儒家忧患意识探源——兼论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形成,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先秦儒家对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理清忧患意识的源头,以及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有助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
  • 儒学对五代吴越国历史的影响
  • 唐宋之际的五代时期是儒学相对衰废的时期,然而在吴越国,儒学的影响却很大。儒学不仅对吴越国的统治思想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吴越国的政治实践同样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吴越国儒风独盛的原因,一是要依靠中原王朝的支持,就必须恪守儒学规范;二是儒学有助于吴越国的统治;三是钱氏先辈和亲人的影响。
  • 儒学与经世:南宋儒者薛季宣的事功精神
  • 事功精神是南宋儒者薛季宣受时代影响最为深刻的精神特质。由于薛氏特殊的身世经历,它在秦桧专权的压制氛围中形成,经历了武昌任官的考验,在地方士大夫群体中疏离政府的倾向与孝宗初期的功利风气之间左右抵挡,彰扬了以儒学经世的实践信念。事功精神能够发挥儒学对政治现实的道义批判性,但对政府路径的依赖成为其内在的限制,造成难以克服的困境。他和朱熹等道学家之间的分歧,则代表了南宋儒学内部迅速而剧烈的分化变动。其中,经世取向的选择对儒家精神的体认具有重要意义。
  • 试析康乾时期清廷对待程朱理学的矛盾心态
  • 康乾时期,清廷一方面利用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为其合法性作论证,凸显程朱理学“正人心”思想;另一方面又打击道统论中所蕴涵的与治统相对抗的精神,难以容忍程朱理学的“正君心”思想。在对待程朱理学的问题上,清廷始终在道统与治统之间处于矛盾心态。为了消除程朱理学的“弊端”,清廷又开始提倡汉学。所有这些策略最终加速了理学走向僵化的历程。
  • 清代《孟子》义理学综论
  • 清代《孟子》义理学,主要关注人性论、理气论、理欲观、仁政论等四个方面。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提倡施仁善政,富民强国;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关注现实等特点。但在解释善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 贺麟的法治观及其当代启示
  • 贺麟作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其哲学思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而对其法哲学思想则鲜有论及。事实上,贺麟的法哲学思想也是颇为精湛的。他的法治观是他的法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贺麟对法治何以存在、什么是真正的法治、法治的类型、诸种法治类型演进的规律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对认为“儒家重德治反对法治”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判,还对其所处时代的法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期望。这些思想对当今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诸多借鉴价值。
  • 《论语》郑氏注的性质与特点
  • 郑玄是汉代重要的《论语》注家之一。有关郑注的性质,文献记载不太一致。通过郑注异文资料的详尽比勘可以看出,郑注是杂糅汉代三种《论语》而成的,并不单纯属于某一《论》。郑玄的注释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注重礼仪制度的诠释,注重交代孔子言行发生的具体背景,同汉代其他《论语》注相比,更有助于再现历史上的孔子形象。
  • 《论语》故训疑误举例
  • 从汉代以来,解释《论语》的文献非常多,其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错误。本文指出了《论语》故训中存在的一些疑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从语言(包括词语、语法、篇章、版本文字等)、思想、心理等不同的层面出发,试图整理和归纳一些特点,以期对《论语》的解读,对训诂学,都能有所裨益。
  • 《论语》“夫子矢之”之“矢”及相关问题
  • 《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日:‘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 本刊稿约
  • 《孔子研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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