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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诠释学视域中的郭象圣人人格论
  • 郭象立足于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在玄学会通儒道的时代背景下,对圣人人格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认为圣人具有无心顺物、游外冥内之德。一方面,传统的儒家圣人被赋予道家的自然性情,成为被老庄化了的圣人;另一方面,又为传统的道家圣人赋予了积极有为的品格,消解了其超越避世的特征,从而在理论上将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解决了魏晋玄学中超世与入世、方外与方内、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等重要理论的内在统一问题,为儒道会通提供了多重视角。虽然郭象的圣人人格论有违庄子的原意,但在诠释学的视域中则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
  • 嵇康与《春秋》左氏学
  • 嵇康曾撰《春秋左氏传音》,今存之条目对于古音韵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嵇氏音》乃由家世儒学熏陶、河东学术影响以及洛阳写经训练三方面的因素合力促成,当完成于洛阳写经时期。清代学者指出《嵇氏音》“间采《公羊》之说”固然可以成立,但不应作为一种治学特点过分强调。嵇康秉持“古学”的治学理念,崇尚兼通,贵在守真,鄙弃“今学”之趋时风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抑引人性”之经学,与其以“自然”为本的玄学思想潜通暗接、交互影响。
  • 仁的工夫论诠释——以朱子“克己复礼”章解为中心
  • 学界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章的解读多从仁之名义、仁礼关系入手,朱子则基于工夫论立场对本章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阐发。朱子的工夫论诠释首先体现于对“克”、“为”、“一日”、“归”等词数易其说的曲折解读,导致后世议论纷纭;其次为凸显工夫的心性和事为两面,以“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节文”对“仁、礼”作出了独特揭示。由此,朱子创造性揭示了克复工夫笃实、亲切、健勇、精细、彻上彻下的“切要”特点,尤其对“理”与“礼”、“克己”与“复礼”、彻上与彻下等问题反复其说,诱发了后世极多争议、误读。总之,朱子本章之解,体现了其致广大、尽精微的学术特质,显现了经典诠释的工夫论目的和现实教化的使命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思想由依傍程门到走向独立的过程。这同时也启示我们,朱子“不用某底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之说,实为准确理解其思想之密钥。
  • 邵雍研究:二十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
  • 邵雍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和史学家。他长期隐居洛阳,创立先天易学,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对其研究的论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近20年来,学术界将邵雍研究推向高潮,研究范围涉及到邵雍的生平与交游、邵雍的诗歌、邵雍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以及邵雍的著作等诸多方面。今年是邵雍诞辰1000周年,为了促使其研究更加深入,对有关邵雍研究的论著搜集梳理显得尤为重要。
  • “安乐窝”的文化阐释——对于邵雍话语及其语境的学术考察
  • 安乐窝”是北宋体制外士人邵雍的一个独创性话语。这个话语看似简单质朴,其实根源于深刻的时代背景,反映着北宋社会诸多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安乐窝”话语是北宋政治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表现,而这则源于宋初政治的文明化、理性化的深刻浸润;其次,“安乐窝”话语是北宋士人良好生活境遇的愉悦表达,而这则源于北宋统治者“以儒治国”的为政理念;再次,“安乐窝”话语是邵雍对儒道两家的“安乐”思想兼收并蓄的产物,而这则源于北宋儒释道融合的社会环境;最后,“安乐窝”话语与洛阳密不可分,洛阳浓厚的人文氛围为“安乐窝”话语的传播提供了先天之便利。
  • 论徐复观的艺术思想
  • 作为现代新儒学大师的徐复观,何以在艺术思想上独钟情于庄子精神并称之为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呢?徐复观艺术思想的核心究竟是儒家美学还是庄子美学呢?此可从儒道思想的相通与相异、台湾的历史文化传承、现实专制政治的压迫及其内心情感的激发四个方面来探讨影响徐复观归向庄子精神的因素,对学界“重庄轻儒”、“根儒道华”、“儒学化的庄子”三种观点提出批判。事实上,徐复观洞察到了儒道艺术精神之间的差异,从而突破了传统的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固有思维模式,从庄子精神的视角去发掘和把握中国艺术精神,体现了他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独到理解。
  • 成德之教——牟宗三儒教思想论
  • 对儒学蕴含的宗教精神进行诠释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应对时代要求以发展儒学的重要理论视阈。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深入开显儒学的宗教精神,正面阐扬为“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的成德之教,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更融会古今、中西,建构起作为哲学之极成与宗教之极成的圆善与圆教说。
  • 龚自珍论“我”
  • 龚自珍提出“我”的哲学命题,使“我”这一概念成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通过揭、示龚自珍思想中“我”的具体内涵,可知“我”体现了对“人之存在”的关注,包含了对主体的主宰、主动作用的注重,虽缺乏“与物对立”的品格,但是更多地指向了道德主体和历史主体。同时,龚自珍的“我”具有沟通“形上”与“形下”的意义,具有“通”的品格,从而对于人不断探索走向自由王国之路有所启发。
  • 南宋韩元吉刻《大戴礼记》非《隋书·经籍志》所著录本考
  • 大、小戴《礼记》是由西汉礼学家戴德、戴圣分别编选的礼学文献汇编。东汉以后二戴所传《礼记》之命运却判若霄壤。小戴《礼记》研习者众多,而《大戴礼记》却乏人问津,日渐式微,至南宋韩元吉刊刻时已亡佚大半。清代学者戴震认为韩元吉刻十三卷本即《隋书·经籍志》著录本,由此得出错误结论。通过分析隋、唐时期正史目录对《大戴礼记》的著录和唐代学者著作征引《大戴礼记》的情况,可以证知戴说有误。这个发现一方面启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以后,书籍由写本形态发展到刻本形态所带来的复杂变化。
  • 上博简《天子建州》与周代的飨礼
  • 上博简《天子建州》“天子歆气”章简文是论大飨礼的饮食礼规,为天子与诸侯以下贵族共食之礼。大飨礼中,天子至尊德厚,歆享食物之气嗅;诸侯位卑,德下天子,则礼节性地食用俎实、脯醢等“亵味”;大夫地位又等而下之,有脯醢之荐而无俎实;士地位最卑,故仅能俊尊者之食余。简文反映了周代“至敬不飨味而贵气嗅”的饮食观念,体现出饮食礼别尊卑辨贵贱的功能。
  • 近三十年来《老子》文本考证与研究方法述评——兼与韩国良先生商榷
  • 近三十年来,随着帛书和竹简《老子》的先后出土,《老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在文本考证上,学界考察了筒帛《老子》的文本性质、结构,校勘了文本;其次,在文体考辨与老子身世考证上,学界分析了《老子》等先秦文本的句式、韵脚、修辞手法、体裁,为《老子》文本形成时代提供了新证据。对于竹简与今本《老子》的作者,学界存在老聃与太史儋之争。关于老子故里,河南学者和安徽学者之间争论不止;关于老子的姓氏,学界亦聚讼不已。最后,在《老子》研究方法上,学界历经三个阶段的方法论反思,当前正在自觉探索中国哲学的诠释学。
  • 论儒家思想对梭罗的影响——从“安贫乐道”到“自愿清贫”
  • 通过考察《瓦尔登湖》中十条儒家引语,分析其与《瓦尔登湖》主题的联系,同时梳理梭罗研读儒家典籍的过程,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对梭罗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梭罗借鉴和吸收儒家“安贫乐道”的观点,丰富并阐发了自己“自愿清贫”的思想。
  • “仁”与“绝对命令”——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比较研究
  • 孔子依据“仁”而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以发展完善其道德人格,并“践仁知天”,达至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境界;康德依据绝对命令而禁绝种种感性欲望之诱惑,从而纯化道德之动机而彰显理智世界之人格。孔子与康德的道德人生观虽在德与福如何一致等问题上存在不同,“仁”与“绝对命令”自身也有一定不足,但它们都强调了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彰显了人的道德生命和内在的人格世界,体现了一种超越的、终极的人生价值追求,这对于越来越“物化”的现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 儒学:推动人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简评涂可国著《儒学与人的发展》
  • 20世纪初以来,围绕儒学与人的发展问题,学者们作了诸多视角不同、立场各异的深刻反思,其中既有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针对儒家纲常名教导致人畸形发展而提出的“新民说”,又有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激进派人士将所谓国民劣根性、“礼教杀人”等归罪于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文化批判学说,也有林语堂等人以客观公允态度对儒家文化影响人的发展所作的思想分析。
  • 踵继前贤 垂范后世——读《论语歧解辑录》
  • 高尚榘先生主编的《论语歧解辑录》一书(以下简称《歧录》。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1年6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从《论语》诠释学史的角度看,此书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重视:
  • 本刊稿约
  • 一、《孔子研究》是国际性中文学术期刊,园地公开,凡有关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题研究之作及学术动态和书评,均所欢迎。
  • 《孔子研究》封面

    主管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主办单位:中国孔子基金会

    社  长:张树骅

    主  编:梁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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