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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建设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助推人民检察事业传承发展
  • 2015年11月20日,中国检察文献中心在国家检察官学院正式挂牌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为中国检察文献中心揭牌并发表重要讲话。现将曹建明检察长讲话要点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 以审判为中心与检察工作
  •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一主题的研讨会议也相继召开。北京市检察机关、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市诉讼法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审前关系和刑事检察工作模式转型”研讨会,国家检察官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检察工作发展”,均邀请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本刊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与文章集中刊发,以进一步丰富对该问题的研究。
  • “以审判为中心”视野下的诉讼关系
  •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首先厘清诉审、诉侦、诉辩的相互关系。新型诉审关系,应当以控审分离为前提,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从而推动庭审实质化;新型诉侦关系,应当将侦查阶段视为公诉职能延伸与拓展的主要方向,探索检察介入侦查、公诉指导侦查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强化侦查监督与动态制约机制;新型诉辩关系,应当在合理的诉讼构造之下各尽其职、各负其责,达成对抗而不对立之共识,在诉讼进程中形成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并进一步落实检察机关维护律师合法权益之重任。
  • 以审判为中心的认识误区与实践难点
  • 以审判为中心的作用和意义具有明确性,但其内涵有一定的模糊空间。通过对这一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认识误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具有相当的伸缩性和纵深度,因此存在进一步拓展的可能。在审理案件时实现庭审实质化不难,但要将以审判为中心制度化、固置化则有很大难度。以审判为中心的落脚点是防范冤假错案,当前推进这一改革还需要着手实施相关的改革措施。
  • 检察官参与命案现场勘验制度研究
  • 我国当前的命案现场勘验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一方面勘验人员法律程序意识淡漠,执法操作不规范、不科学;另一方面,现场勘验主要服务于“抓人破案”,对证据的收集呈片面性、碎片化倾向,以致后续诉讼中无法以证据定案。引入检察官参与命案现场勘验制度能够实现检察官对于重大、有影响命案的事前介入、同步监督、证据引导,对于规范命案现场勘验、保障证据收集的“量”和“质”、从源头上减少“瑕疵案件”、遏制冤假错案大有裨益。当前,创设该制度须明确检察官参与命案现场勘验的基本原则,其与公安等侦查人员在勘验中的职责分工以及参与命案的范围边界。作为被参与的一方,公安等侦查机关应当转变思想,积极合作,实现“双赢”。另外,公检之间还应建立信息通报和互联互通等配套反应机制,保证双方在命案现场勘验中的无缝对接。
  • 军事司法的建构基础与类型化分析
  • 对军事司法的理论认知可概括为管理工具论、司法权延伸论和调和论三种模式,三者以界定权力本质为研究基础,缺乏共识、难以推进。通过强调活动形式的司法性,聚焦于军事司法这一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程序法与军事社会的共融问题。不同于普通司法,军事司法与救济对象的公法关系并不是单向度的。其特殊性在于,军事司法权与军事指挥权在权力对象上是一致的、在法益上联系密切,因此在前者的制度设计中必须将后者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基于两种权力作用方式的不同,将军事司法划分为四种类型,并着重探讨介入军事法律关系的军事司法权、保障军人一般社会权益的军事司法权两种制度类型的正当性基础、职权范围和制度设计问题。
  • 行政机关与第三人共同致害的责任分担
  • 以公法为中心所构筑的行政法体系并不完美。在行政机关与第三人共同致害的案件中,所产生的混合责任方式在《国家赔偿法》中未予明确,但该类案件在行政实务中层出不穷;对此,法院的审判实践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创制的司法解释,实质上都隐含了对相关民法规范的准用。通过对“黄玉河案”的分析与展开,可以明晰,在处理公私主体共同致害的案件时,若无从适用国家赔偿制度的相关规范.且基于法益基础与规范基础的考量,可以准用相关民法规范,以积极实现权利救济与法制完善;在实体法上厘清责任分担的同时,仍需区别公私法之间诉讼程序差异。
  • 破窗理论与犯罪规制模式的重构
  • 破窗理论以实证的方式使人们相信,无序、违法和犯罪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主张把零容忍政策作为犯罪控制的基本策略。强化积极预防乃是破窗理论作用于刑法理念的产物,而积极预防要求立法者重视对微罪的治理,以防止微罪演变成为重罪。既如此,中国刑法那种结果取向的犯罪认定模式就值得反思,不仅无法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而且不利于有效防卫社会,因此应当予以修正:应建构我国的轻犯罪体系,并明确积极预防的适用对象。
  • 刑事法律援助实证研究
  •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刑事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和诉讼阶段。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实践状况来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有所增长,援助的及时性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与理论的预期和理想的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根据对F市刑事法律援助实践状况的调查,实践中的刑事法律援助仍然以“通知型”为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比例较低。从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性来看,援助律师大都能够完成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但在调查取证方面相对缺乏主动性。
  • 电子数据庭审证据调查模式识辨
  •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司法审判中证据调查的方式形成深刻影响。电子数据是一种特殊的新类型证据,如何界定其属性,目前在法理上争议较大。对电子数据属性的界定影响着当事人如何在诉前收集证据、保存证据和提交证据,同时也关系到法院如何根据这种新类型证据的性质来确定庭审证据调查的方式,以便查明案件事实。
  • 劳动法上的劳动义务拒绝给付权
  • 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是劳动者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而功能在于保护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劳动义务拒绝权,也是劳动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影响劳动者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人权。但法律上的认可和理论上的研究并没有保障劳动义务拒绝给付权的行使。人权存在的三种形态理论为该权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独特分析视角,从这一角度研究发现:劳动义务拒绝给付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再向实有权利转化时会发生必然的“折损”,如何最大限度减少这种必然“折损”是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制定及实施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 《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框架与写作场景
  • 法律解释学是关于法律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认知和学科知识体系。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架构涉及法律解释原理、法律解释技术和法律解释制度三个部分。对法律解释原理的探究,需要基于法律解释的操作定义,对“什么是法律解释”这一问题作全面深入的追问。法律解释技术是在操作意义上具体回答在法律实践尤其是个案裁判中如何解释适用法律的问题,涉及法律解释方法的获得,以及运用解释方法提出、择定和展示解释主张的操作。法律解释制度则要联系中国现状在体制上反思和回答谁有权解释法律及解释的权威性问题。对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应该内嵌或关联于由认识论发展、法学学科演进、法治发展以及司法裁判证成等组合而成的一个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之中。
  • 韩国影子陪审团评议过程实证研究
  • 通过对2010年至2011年发生在韩国的18起真实案件的影子陪审团评议过程的观察和评议录像的内容分析,研究了陪审团裁决的约束力、陪审员数量、定罪和量刑方面的陪审团评议以及法官对陪审团评议的介入。总体来说,影子陪审团轮流发言积极参与评议程序,并且陪审员在辩论过程中彼此尊重,出现误解法律、混淆定罪和量刑事实的情况比预想的少。陪审团规模与评议质量之间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尽管令人鼓舞的和有待改进的方面并存,但是韩国陪审团评议的整体质量还是不错的。随着时间流逝,韩国的陪审制度有望逐步发展为一种能够加强普通民众的民主参与并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稳定的制度。
  • ABSTRCTS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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