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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若干问题
  • 商业贿赂行为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渗透到商业交易活动的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治理商业贿赂应当说有法可依,但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立法相对滞后,商业贿赂犯罪在司法中认定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衔接机制不完善;商业贿赂法律和政策界限不易把握。治理商业贿赂必须把握好政策界限,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认真贯彻惩防体系要求。
  • 论商业贿赂的认定及处理
  • 商业贿赂不是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指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类行为。商业贿赂有典型的商业贿赂和权钱交易型的商业贿赂。目前需要重点整治经营者与公权力掌握者之间进行的权钱交易性质的商业贿赂。应准确把握商业贿赂的构成特征,区别商业贿赂与相关正当行为的界限,商业贿赂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尤其是区别可能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和违法但不能以犯罪论处的商业贿赂行为。对商业贿赂的预防与惩治应做好以下工作:健全企业财会制度,强化经营者抵制商业贿赂的责任意识;保证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从源头减少商业贿赂发生的机会;完善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制裁体系;完善惩治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建立查处商业贿赂的协作机制。
  •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依法治理商业贿赂
  • 商业贿赂犯罪可以界定为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有重点的发案领域,并且同国家公务员利用行政审批权、执法权和司法权索取、收受贿赂紧密相关。检察机关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主要承担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加强诉讼监督以及结合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协助有关行业或者系统、领域建立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完善立法以及法律政策界限的厘清,将是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有效途径和保障。
  • 谈商业贿赂犯罪的惩治
  • 在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要正确区分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中正当交易行为和违法交易行为的界限,把在商业交易中暗中给予和收受回扣商业贿赂行为,作为查处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点之一。检察机关应立足检察职能,重点查办权钱交易型的商业贿赂案件,依法批捕起诉,强化诉讼监督,积极开展犯罪预防。要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根据辖区经济发展情况及商业贿赂的情况,客观地掌握立案标准,以体现党的“打击少数、教育和挽救多数”的刑事政策,使治理专项工作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 浙江温州检察研究与检察改革情况报告
  • 一、检察研究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温州市检察机关按照“检察长统一领导、职能部门组织协调,各部门广泛发动,全体检察干警积极参与”的检察研究运行机制,深入系统地开展检察研究工作,为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推进温州检察工作又快又好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理论环境。全市检察机关呈现出检察研究工作与检察业务工作齐头并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思考
  • 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既是检察机关履职的需要,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的体现。但法律监督能力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在实践中长期努力和不断探求。为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须就法律监督能力的内涵、影响法律监督能力提高的因素及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 检察官遴选制度研究
  • 检察官是社会高度分工、司法进化的产物。检察官是执行法律监督的司法官员,它担负着专门法律监督的重任,因此,必须强化对这支队伍的管理。尤其是在我国检察官队伍的遴选还存在不足和缺陷时,建立科学的、规范的、有序的检察官遴选制度就显得更为紧迫和重要。要做好检察官遴选工作,不仅需要我们对现行检察官遴选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相关配套措施进行冷静分析和理性反思,而且更应深刻剖析现行检察官遴选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 社会效果视野中的轻罪和解机制研究
  • 可和解轻罪是指主要针对私人利益,发生在平等主体间的轻微犯罪行为。轻罪和解有着社会基础和司法实践基础,也是符合世界刑法发展潮流的。建议在立法上要扩大亲告罪的适用范围和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缓化处理,在司法上要加强起诉裁量权和缓刑的适用。
  • 论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与作用
  • 认识和把握检察职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既要看到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围绕着促进和保障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建设,调整检察政策,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也要看到检察事业的科学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也是我们党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必须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开拓创新,加强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提高执法水平,为检察职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条件。
  • 检察人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养
  •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要引导广大检察人员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基本观念,为严格、公正和廉洁执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纳入到检察教育培训中、融会到检察宣传工作中、贯通到检察工作实践中。
  • 从新西兰陪审团制度谈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 堪称普通法系国家司法基石的陪审团制度,蕴含了司法民主、权力制约与公民权利保障之理念,其在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文明、司法廉洁和普法教育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我国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内在精神之所在。通过对新西兰陪审团制度现状的详细介绍,对其特点和发展趋势作出了评价,以期对完善我国检察机关的人民监督员制度有所借鉴。
  •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 谈侦查法律规范的完善
  • 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法律规范仍然有一些问题,应当按照侦查权力“充分但有限”,侦查行为“高效而规范”的要求,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完善侦查法律规范。
  •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论争
  • 应将法律监督作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不宜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笼统地称为法律监督,甚至简单等同起来;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定义为: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授权,按照法定程序,采用诉讼手段及其他手段,对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实施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性的检察以及督促纠正违法的专门性国家活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其它法律监督相区别的两个本质特征是程序性和权威性;检察改革应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和带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特征的法律监督权性质。
  • 论文化、教育权利的属性
  • 文化、教育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它们在权利属性方面存在着下列特点:文化、教育权利具有同质性;文化、教育权利是一种复合性的权利,既具有自由权的特点,又具有社会权的性质;文化、教育权利作为宪法权利决不仅仅是一种“指导规范”,而是可司法性的法律权利。
  • 论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
  • 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认为,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创设了不被容许的风险,该风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了,并且该结果存在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时,由此行为引起的结果才可以客观地归属于行为人。客观归属论是对传统刑法理论的重大挑战,并在刑事政策上针对刑罚扩张适用提出了有说服力的限制标准,研究客观归属论对推进因果关系思考有很大裨益。
  • 美国法人刑事责任的“集体认识”原理
  • 美国的法院根据“集体认识”原理判定法人犯罪,为了认定法人具有构成犯罪必需的主观心理状态,将法人中所有或部分雇员的认识集合起来归于法人自身。该原理可以防止法人通过划分雇员的职权、分隔信息,以及故意避免得知法律要求来规避刑事责任。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的刑法理论,完善我国法人犯罪的刑事立法。
  • 司法场景中的证人作证
  • 通过对某些中级、基层法院证人作证情况的调查,发现法院在对待证人问题上同样存在一定的责任,而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诉讼体制和司法组织结构的羁绊。要在司法的场景中实现证人作证制度的良性循环,法院可以在自身权力范围内通过更公正合理的程序规则,维护被告人和证人的基本权利。
  • 美英辩诉交易与诉讼价值振荡规律
  • 美英辩诉交易制度的存在与发展是有条件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完善的辩护制度以及沉默权是其产生与发展的条件。系统论与拉卡托斯的哲学观点为我们全面认识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辩诉交易所反映的诉讼价值曲线在公正与效率形成的箱体中反复振荡。
  • 比较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 近年来,俄罗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对其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其改革表现出几个共同特点:均以政治民主化和宪法修改为先导,均体现为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型,均受到本国法律传统的影响,未能实现向对抗制的彻底转型。我国在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与之相似的难题,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 董事信托义务的司法化
  • 董事信托义务的建构,应从立法论角度出发。对董事的信托义务予以司法化的解决,是一项对公司造成损害最小而又最有效的方案。由于法律的不完备性,董事的信托义务也必须予以司法化的解决。为了使董事的信托义务更加顺畅地进入司法领域,赋予股东以衍生诉讼权、明确界定董事的内涵和外延和适当加强法官断案的能动性是其必经之路。
  • 论我国商主体的法定化
  • 商主体法定化原则是世界各国商主体法律制度的普遍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商主体法定化在观念、理论、制度、经济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障碍,我们应当在我国市场交易安全、高效、制度创新、鼓励创业等价值实现的基础上,以法定化原则为指导重构我国的商主体法律制度。
  • 我国公司归入权制度的缺漏与弥补
  • 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均对公司归入权制度做出了规定,这有利于防止公司的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滥用权利谋取私利,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但较之以国外立法,我国法律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建议在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团体诉讼机制,以激励中小股东的诉讼热情,使归入权制度切实地发挥作用。
  • 基层司法官断档与司法考试制度改革
  • 2002年司法考试制度确立和实施以来,逐渐出现基层司法官断档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司法考试应当区分两个层次,一方面满足现实需要,另一方面选拔“法制精英”。在考试模式上,区分为甲、乙类考试,甲类考试由中央组织,乙类考试为各省自主组织。在报名条件上和考试范围上,两类考试应各有侧重。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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