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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严格证明的映射:自由证明法则及其运用
  • 为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法学界的学术交流,促进两岸刑事诉讼法学及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由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和韩忠谟教授法学基金会主办的“第四届两岸三地犯罪学暨犯罪侦查”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5月28日至6月5日在祖国宝岛台湾成功举办。由国家检察官学院党委书记刘佑生教授任团长的大陆代表团一行16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来自大陆、澳门和台湾法学界的代表们进行了多场学术研讨。以下根据在台湾大学法律学院举办的研讨会录音整理而成。
  • 检察权谦抑性的法理基础
  • 郭云忠: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界定一下检察权的谦抑性。“谦抑”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然后传到日本,后面又从日本,主要从刑法理论界又传回来。关于它的意思,学者的观点不太一致,我简单地把它概括成克制、妥协、宽容。克制就是在启动阶段要忍一忍、放一放,妥协就是在过程中能合议就合议,能协商就协商,宽容是在结果上能差不多就算了,
  • 欧洲人权法院对逮捕、羁押刑事被告的审查重点
  • 杨云骅: 我今天主要报告欧洲人权法院对逮捕、羁押刑事被告的一些审查重点。为什么特别挑这个题目,我想先做一个背景说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今天,关于国际人权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许许多多人权公约的诞生,比如联合国的《人权公约》,各区域性的人权公约纷纷成立。其实我们观察这许许多多的人权公约,
  • 关于刑事司法趋向的综合讨论
  • 刘佑生: 好,谢谢各位的精彩报告!下面进入综合讨论阶段,请各位畅所欲言。
  • 江苏苏州检察研究与检察改革情况报告
  • (一)积极开展检察理论研究工作 苏州市检察院于2006年初成立了检察理论研究指导委员会,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检察调研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了奖励机制、课题制、年会制、成果转化机制等相关机制。此外,通过不断完善调研网络,把一线业务干警吸纳入调研队伍中,注重理论研究与办案工作的结合。
  • 不起诉案件的实证分析
  • 依法适用不起诉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途径,但司法实践对不起诉严格控制,不起诉率偏低。不起诉率偏低的原因既有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又有现行制度的约束。不起诉制度完善需要强化人权保障观念,取得社会支持,调整现行工作制度,扩大不起诉适用范围。
  • 宽严相济视角下的刑事程序选择权
  •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区别对待,在刑事诉讼中体现为刑事程序选择权,即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当事人有对重大的程序与程序性事项进行选择适用的权利。刑事程序选择权依行使的主体,可分为国家当事人选择权和诉讼当事人选择权;依内容可分为对程序性事项的选择适用权和对具体程序的选择启动权。检察机关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应当注重“以简应宽”的原则,推动宽严相济政策目标的实现;诉讼当事人运用刑事程序选择权可以最大程度地限制公权力在宽严适用方面的恣意。
  • 刑事复议制度初探
  • 行政复议制度既是一项快捷、及时的救济制度,亦是一项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刑事诉讼中也有类似的刑事复议制度,但是存在很多缺陷,应模仿行政复议制度尽快加以完善。当然与行政复议为行政诉讼前置程序的特点相比,刑事复议是在刑事诉讼中进行的,有很多不同之处,其完善也应符合自身的特点。
  • 民转刑案件的轻缓思路
  • 民转刑案件是指因民事、民间纠纷处理不当或矛盾激化转化而成的刑事案件,起因主要有婚姻、家庭、恋爱矛盾、邻里纠纷、债务纠纷、经营矛盾等几类。检察机关在办理民转刑案件时应更多地考虑从宽、从轻的轻缓刑事政策,坚持以教育、调解为主、打击为辅原则。同时应借鉴国外成功立法经验,创新民转刑案件处理机制。
  • 外来务工人员处刑轻缓化考察
  • 2005年、2006年度某市检察院受理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的实证统计数据表明,外来务工人员被告人的非监禁率水平偏低,非监禁化没有得到应有体现,主要存在文化理念、客观现实、司法成本障碍。建议严格执行高检院慎重适用逮捕措施的精神,加强司法机关的科技办案能力,增加财政投入,制定外来务工人员轻刑案件轻缓化实施意见。
  • 论构建中国特色检察制度
  • 中国检察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关,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与西方三权分立下的检察制度具有本质属性区别,因此,确立和完善中国检察制度必须考虑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是中国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责,也是检察制度的核心内容。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中国检察制度还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同时也要放眼世界,应当从健全法制、改进领导体制以及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去努力。
  • 当代中国检察官的角色
  • 现代检察官制度构建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在分权制衡原则和法治理念的支配下,检察官分担了指控犯罪的职责,站定于守护法律的立场,负载着保障民权的使命。我国检察官是集指控官、护法官、保民官三种角色于一身的法律监督官。
  • 人民监督员制度深化发展的路径
  • 从试行三年的实践来看,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自主创新的一项改革已取得一定的实效,但在制度运行中也在不同层面暴露出一些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应寻求其解决并深化发展的路径,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主体、客体、监督方式及监督体制方面实现转变。
  • 行政抗诉证明标准问题浅论
  • 行政抗诉证明标准既具有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多级性、中间性和复合性特征,又具有不同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复查性、救济性、监督性的特点。行政抗诉应当综合考虑被诉行政行为类型、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影响程度以及行政抗诉工作的特点,构建包括优势证明标准、一般证明标准、严格证明标准在内的多元证明标准。
  •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与行政诉讼制度相结合的实践产物。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机制的检察制度,是不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没有中国特色社会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机制的行政诉讼制度,也是不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
  • 中国宪政建构的合作主义制度图景
  • 单纯的改革口号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民主化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是后改革时代的基础性工作。宪法作为利益妥协与斗争的根本性文件应当成为改革的根本共识。在社会已经分化和断裂的情势下,寻求社会共识、稳定与和谐有赖于利益分配制度与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通过完善利益表达与沟通、竞争与博弈、妥协与合作的宪政机制,为各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
  • 制造毒品罪疑难问题探析
  • 制造毒品罪在我国刑法中与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相并列,制造的内涵及外延是该罪客观方面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出现的一些关涉“制造”的情形产生了较大分歧,司法实践中需要对毒品的分包、在毒品中搀杂、从毒品原植物中提取乳汁、提纯或稀释毒品等较为常见的行为进行准确界定。从实定法的角度出发,在制造毒品罪的本质属性——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基础上展开讨论,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 酌定减轻处罚刍议
  • “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 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及其借鉴
  •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惩治黑道犯罪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台湾地区刑法第154条、《检肃流氓条例》和《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组织犯罪防制条例》系在前两者基础上修订而成,对组织犯罪的定义、处罚量刑以及特殊的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等方面作了比较完善的的规定,对我国大陆地区增设特别的证据制度和刑罚制度,制定惩治黑恶势力犯罪的专项立法,提高“打黑除恶”斗争的实效可资借鉴。
  •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理性思考论纲
  •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的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又出现了一些亟待修改的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过程中要坚持理性的要求,具体而言包括:以斗争哲学为指导转向以和谐哲学为指导;国家本位转向国家、社会与个人本住并重;一元化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权力治人转向权利保障;有罪推定转向无罪推定;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重实体轻程序转向两者并重最终转向程序本位;高压从重转向宽严相济;国内优位转向国际优位。
  • 科学鉴定证据的采信
  • 科学鉴定证据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科学鉴定证据专家不是科学的法官,法官裁决也不是科学鉴定证据的翻版。纵观两大法系,其科学鉴定证据制度的形成有不同的成因,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警示,如何合理地引进、吸收和构建,不仅是一种技术或者事实问题,也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
  •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因此,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目前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犯人身权利的过失犯罪案件、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对重罪案件则应当以民间同事纠纷、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人身损害、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宜;适用的诉讼阶段,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应当仅适用轻伤害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均可适用;达成和解的法律后果,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仍应当从严把握,对其他案件则可依法从宽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
  • 两类公诉政策适用之比较
  • 在三个基层检察院的实证调查表明,检察官在适用青少年保护公诉政策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公诉政策进行公诉裁量时,有不同的行动机制。表面上,不同的行动机制与检察院推行的目标考核机制有关;本质上,却因为实践中针对前者的政策明确,针对后者的政策不明确。由此,为了激发检察官政策性公诉裁量的动力,有必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明确与统一的公诉政策。这除了可以实现通过公诉政策调控公诉制度运作的目的之外,更为现实的意义还在于可以阻隔种种非正当性因素对公诉制度的渗透以及增强公诉制度运作的透明性。
  • 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研究
  • 被保险人的期待应当是客观而合理的,客观指的是一个“理性外行人”所理解的内容,合理则考虑被保险人的实际期待、保险人的了解等因素。合理期待源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误导及法官的授予,前者在实践中出现最多。其适用受到保险人充分告知、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条款、个人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等方面的限制。
  • 内地民事抗诉制度与香港司法制度的区际冲突
  • 香港回归前后,内地民事抗诉制度开始进入香港司法界的视野。由于香港普通法强调判决的终局性,民事抗诉制度(以及整个审判监督制度)曾经影响到内地民事判决在香港的承认与执行。然而,随着内地与香港在司法制度上的交流与互动,香港司法界对民事抗诉制度的认识开始产生新的思维。2006年7月,内地与香港签署了相关文件,表明到目前为止,抗诉制度并没有成为两地相互认可和执行民事判决的障碍。但将来的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 财产权损害的国家赔偿标准
  • 《国家赔偿法》确立的抚慰性赔偿标准不能为财产权受到国家侵权行为损害的受害人提供全面的救济,应当适时修改《国家赔偿法》,确立补偿性原则,增加惩罚性赔偿,并对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以及给付赔偿金等方式的具体适用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度征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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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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