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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论我国反恐怖主义犯罪特别诉讼程序的构建
  • 反恐怖主义犯罪也是我国刑事法制的重要任务,由于生命安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恐怖主义犯罪所具有的特点,我国也应当建立一种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别诉讼程序。在立法原则上,应当遵循国家主权原则、非歧视原则、人权保障原则、承担国际义务原则、法治原则等。特别诉讼程序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管辖、侦查、程序公开以及司法人员与证人的保护等方面。
  • 反恐法庭的比较与借鉴
  •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确立的反恐法庭样式不一而足。既有特别法庭,也有普通法庭;既有军事法庭,也有平民法庭。结合我国国情,我国不应设立特别军事法庭,不宜另设专门法庭,也不宜由既有的军事法院实行专属管辖,而应在遵循现有普通法院管辖与专门法院管辖的基础上调整恐怖主义案件的级别管辖。
  • 恐怖主义案件刑事程序立法模式探究
  • 在当前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有关恐怖主义案件的刑事程序立法模式有“刑事诉讼法典模式”、“反恐法典直接模式”以及“反恐法典间接模式”三种。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没有对恐怖主义案件诉讼程序作出特殊规定。借鉴“反恐法典直接模式”,在我国反恐怖法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特殊刑事程序,不仅符合当前我国同恐怖主义犯罪的斗争形势,有利于预防和惩罚恐怖主义犯罪,而且也符合我国反恐怖法的发展现状。
  • 反恐的国际合作
  • 反恐需要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反恐的国际合作包括引渡、刑事侦查中的互助合作程序、文书送达、庭审、执行、涉案财产处理等与诉讼程序密切相关的措施,以及与恐怖主义预防有关的行政性质的国际合作措施。研究并借鉴这些反恐的国际合作形式有助于我国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 《2005年美国爱国者法修改与再授权法》介评
  • 《2005年美国爱国者法修改与再授权法》主要内容包括:为保障人权,从国会监督、司法审查和执法部门内部监管三个方面加强了对爱国者法中所确立的反恐措施的监督和制约;由于反恐形势依然严峻,爱国者法中确立的主要反恐手段和措施得到维系。甚至个别地方有所加强;从刑法角度提高了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处罚力度。谊法案的修改动向能为我国的反恐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 浅谈检察学的性质、特点与体系
  • 检察学是以检察制度和检察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法学学科。检察学体系应当以检察制度为逻辑起点,以检察权为核心范畴,以检察理论为基础支撑,以检察制度、检察活动及其规律性研究为体系范围,用发展、开放的思维和方法来构建。
  • 对检察权行使的监督制约
  • 一个行使法律赋予的国家职能的国家机关,其自身又很可能是这一职能的调整对象。认为检察机关拥有强大的诉讼监督权而以“谁来监督监督者”对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正当性的质疑,是不能成立的。对检察机关权力的行使,并不存在监督制约缺位的问题。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履行监督职责的方式不同于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主要是启动相关程序,一般不是最终处分,因此没有必要由专门的机关对其进行监督。
  • 法律解释原理(下)
  • 探求法律解释的正当性是法律解释活动孜孜以求的目标。正当性不仅体现于解释活动是在一定制度框架和法律文化传统中所从事的规范化操作,更彰显于确定性和妥当性的关系之中。在两者的关系上,确定性是优位的。然而传统上对确定性的理解遭到了诸如规则怀疑主义和疑难法律问题的质疑和挑战。为此法学界通过修正确定性概念来维护法治之权威。德沃金提出了“整合法学”的概念,波斯纳则在本体论和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之外,提出了交谈合理性的概念。无疑,两者都是极富洞见的。认识法律的确定性,实需采用全面的视角:即要消除波氏所言之“采样偏见”,又要坚持在疑难案件中探求法律确定性之可能性。这也是一个法律家理应坚守的法治之道。
  • 公民受教育之权利与义务
  • 关于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义务,各国宪法中的规定并不一致。从宪法规定、宪法判例和国际人权法上看,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义务,事实上包括双重的权利义务关系。
  • 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探析
  • 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能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有权主体,自治区、省或者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刑法的解释性条文、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的规定以及对刑法的起草说明或修订说明不应是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具有同等效力;刑法立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应该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在将来可以适当限制刑法立法解释。
  • 我国受贿罪概念之最新考量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立法、司法实践的变化,我国刑法受贿罪概念的内涵及处延一直处在变动的过程当中,1997年刑法典明示了受贿罪的罪名及其内涵、外延,但由此带来受贿罪概念当中的诸多矛盾。从比较法的角度,更能看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不足。基于这些历史的、形式逻辑的、比较的考量,可以进一步勾勒出我国刑法受贿罪概念规范的前景。
  •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
  • 商业贿赂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普遍性违规现象,是由于支持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缺乏和我国传统人情社会中商业贿赂的“集体意识”所导致的。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政策必须在市场稳定和社会正义之间求得平衡。因此,刑法应基于“相对合理主义”的司法理念,重点打击严重的商业贿赂犯罪.而对轻微的商业贿赂犯罪实行“赦免”政策。
  • 在校未成年人犯罪调研报告
  • 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近5年来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抽样,进行统计和多角度的数据分析,总结出在校未成年人犯罪在犯罪类型、犯罪年龄、犯罪人员组成结构、犯罪地点、侵害对象等方面的规律性特点及新趋势,探讨了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采取的措施,并提出包括学校、家庭、共青团、文化教育部门及司法机关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防控的系统对策体系设想。
  • 刑事审判对象变更机制实证考察
  • 审判对象发生变更,主要表现为控诉方起诉变更和法官变更罪名,其过程往往体现为控诉权与司法控制两种力量的交错运行,表现为一种权力关系。为了避免变更行为的恣意,就要合理配置变更过程的权力关系。审判对象变更不可能纯粹是控审两种权力间博弈与分配利益的行动,被告人的权利同样构成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在我国,检察官有权撤回、变更甚至追加起诉,法官有权直接变更罪名,审判对象变更往往表现为审判机关与控诉机关的一种“沟通”,在该权力关系视野下,被告人防御权利极容易被忽略。为此,应当理顺审判对象变更机制中的权力配置关系,设置变更的合理限度和保障程序,明确法官的司法控制职责,完善撤诉、延期审理等具体制度,从而构筑一种完善的审判对象变更机制。
  •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的实践形态解析
  • 刑事证据相互印证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证明模式、采证、认证规则和法官个体潜在的自由心证的表达等形式,甚至等同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实践表明,正确地运用印证模式证明案件事实,应该变革现行的证据采证、认证的判决书说明理由方式,变革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同时严格掌握证明模式与证明标准的区别。
  • 检法适用刑事证据规则的差异与统一
  • 在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具体适用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客观上存在着差异,原因既有立法层面的,也有主观层面的。应把证据规则正式纳入立法之中,从完善刑事诉讼法及统一司法解释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差异,同时,检察官和法官必须树立基本一致的执法理念、遵循基本证据原则、提高执法素质,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 取保候审制度运行现状调查
  • 区域性调查结果显示,适用率低、律师难以发挥作用、监管流于形式、脱保现象严重等,是取保候审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其主要原因来自观念、机制和制度三个层面。改革与完善取保候审制度应当更新两种观念,建立三种机制。完善四项制度。
  • 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 现行国家赔偿归责标准已经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国家侵权现实。实践中暴露出了对“违法”含义的不同理解、实际可操作性不强、不符合一般的侵权责任原理、不能够适应国家职权行为实际范围以及过于侧重对国家机关行为的法律评价等问题。要解决国家赔偿归责领域的这些问题,就必须构建起行政执法行为适用违法或过错归责原则、行政事实行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刑事司法行为适用结果归责标准、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责任适用危险责任归责原则、国家合法行为造成损害适用公平原则的多元化归责体系。
  • 知识产权的执法衔接规则
  • 知识产权执法衔接发轫于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双轨制”结构,它与我国当下普遍存在的行政执法衔接规则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知识产权执法衔接中存在的体制和机制相对滞后、法律依据缺乏整合、证据转化规则的缺失、知识产权刑事追诉标准的适用存有漏洞等问题,既需要有体制和机制的外部保障,还需要证据规则、追诉标准以及移送程序的完善与创新。
  • 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构建
  • 我国应选择以《商事通则》为统率,以商事单行法调整具体商事关系的商事立法模式。在此立法模式下构建我国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应当遵循保守与超越的基本理念,这是由于新时期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模式和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关系所决定的。《商事通则》中商事主体的概念应以商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为要素,超越传统商法中商人概念的确定模式;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消极资格,放宽对商事主体营业能力的要求,超越传统商法对商事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商事主体的范围上,以民事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为基础,尊重我国的社会现实,不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范围。
  • 民事诉权学说探析
  • 在民事诉权诸学说中,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和纠纷解决请求权说由于强调各自的诉权要件,因此克服了抽象诉权说过于笼统、内容空洞的缺陷。但是其必然会导致对诉权本身的审查成为诉讼程序的内容,诉权成为程序内的诉权的结果,从而丧失了解释缘何可以开启诉讼的问题的能力。实际上诉讼要件并不是诉权构成要件,诉权应当是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利。
  • 关于本证与反证之再思考
  • 对本证与反证的界定,我国学界是从单纯的证据分类学的视角进行的。然而这种分类方式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上的缺陷,即其所能包括的证据数量过窄,只能在直接证据中进行再次分类等,这显然违背了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证据分类原则。本证和反证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证明学领域,所以对本证与反证全面而准确的界定应该是从证明学和证据学同时着手进行。与此相关的间接反证理论中所凸现的仍然是具体的提供证据责任,而非证明责任,所以反证方当事人对间接事实负担证明责任的提法是有瑕疵的。在有相反证据推翻不同种类的推定时,应该根据客观证明责任是否转移而使用反面证明和反证。单纯使用反证一词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分歧。
  • 从“严打”到“宽严相济”
  • “宽严相济”是我党明确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在各种语境下如何使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如何,在实际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当前“宽严相济”的要点在于现阶段实行的刑事司法政策要努力实现刑罚宽缓的这一面,从“严打”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转变是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盛世气象的反映。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度征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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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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