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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
  • 《人民日报》2010年1月13日刊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的文章,题目是《依法行政与构建和谐社会》,现予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 新型证券、期货犯罪若干问题
  • 证券、期货犯罪案件具有数量不多、危害严重、以单位犯罪为主、手段多样、隐蔽性强和被害人具有无意识性和不特定性等特点。应当从本质上判断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内幕信息以及内幕信息敏感期的判断应当客观和准确。办理证券、期货犯罪案件是否需要作出违法行为行政认定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证券、期货犯罪行为的证据标准应当结合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把握。违规批露、不批露重要信息罪中损害结果应当以股票市值下跌量为依据。
  • 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的构成与认定
  • 对于社会危害性严重、违法数额巨大的恶性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行为应当由刑法加以惩处。该罪的客体是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管理秩序及其相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客观要件包括: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或者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其他方法”包括利用职务便利抬高或者压低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和扎空等。判断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行为包括异常现象的监控和调查。应当注意行为人操纵故意的把握。
  • 地下金融期货交易的刑事评价
  • 社会公众对财富增长的巨大渴望和狭窄的投资渠道限制了社会公众的正常投资方式,催生了地下金融期货交易案件的出现。地下金融期货交易行为应当由刑法加以规制。目前可以将这种金融期货交易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或合同诈骗罪。
  • 证券犯罪中的电子证据问题
  • 证券犯罪案件中的电子证据是指犯罪嫌疑人在利用电子信息系统实施涉及证券行业的犯罪行为中,电子系统运行时产生的以其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数据,其表现形式多样。证券犯罪电子证据具有高科技性、无形性、多样复合性、易破坏性和分散性,主要存在于证券犯罪的信息沟通环节、资金转移环节、执行操作环节和危害后果环节,应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等进行审查判断。
  • 人民检察博物馆感言
  • 站在人民检察博物馆前,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词:检察情结。堆翠砌绿的群山问,一眼望到红色的屋顶,最高处金字塔形的尖顶使这座建筑看起来有一种玲珑感。建筑的主色调是白色,草木葱茏之中显得格外洁净。走近这座建筑,刘复之题写的“和谐苑”三个字赫然在目——这就是人民检察博物馆。
  • 从最高检工作报告看近三十年的反腐败工作
  • 通过对最高人民检察院近三十年工作报告所公布的腐败案件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腐败案件立案数、大案数、涉案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变化呈现三个显著特征:腐败案件立案数与大案数变化方向相反;大案数与涉案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存在正相关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1986年、1988年和1989年三次反腐败行动对这三个指标的影响十分显著。为更有效地反腐倡廉,应建立长效反腐机制,尤其要完善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
  • 检察委员会决策历程考
  • 检察委员会是我国独创的内部决策机构,六十年来随着人民检察机关的发展而完善。新中国初创的检察机关实行检察长负责制和检察委员会议民主制相结合的机制,设立的检察委员会议是议决有关检察工作政策方针、重大案件及其他重要事项的机构,在委员会议上以检察长为主席,决策意见不一致时取决于检察长。1954年颁布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委员会改为在检察长领导下,处理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但没有再规定委员意见不一致时,取决于检察长。1979年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施行后,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或上一级检察院决定,实现了决策从不完全的民主集中制发展到完全民主集中制。
  •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研究
  •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由来已久,但因法律规定欠缺,一直处于虚置状态。自2004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出要健全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后,全国各地检法两家开始了对完善、规范该制度的探索和实践。由于认识和操作上的分歧,导致该制度在落实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制约了其积极作用的有效发挥。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举措,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遏制司法腐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项极具生命力的制度,应该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
  • 大赦经纬
  • 大赦是古代帝王发明的一项治国之术,虽倍受争议,但由于其常常能取得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危机和巩固皇权的显著效果,所以盛行于中外古代帝王统治时期两千多年而不辍。到了当代,大赦或相关的特赦经现代法治、宪政的改造又以新形式赓续下来,在当代中国和外国都有建制或实行。大赦作为一项超时代、跨国域的奇特制度,之所以有如此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它蕴含着独特的价值与功能。现在是我们重识大赦的价值与功能的时候。
  • 犯罪论体系在中国的论争与发展
  • 犯罪论体系具有指导功能、限制功能、检验功能、展示功能等四方面的功能。以功能论的标准衡量,可以发现我国四要件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些基本功能,因而有必要进行改造。目前的改造方案,大致有坚持平面思维的改造、进行阶层式改造、移植说三种。随着各种改造方案的提出,四要件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犯罪论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呈现两个基本趋势:一是进行阶层化改造的努力得到更多人赞同;二是在满足控辩对抗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 共犯责任的例外与终结
  • 只有在法律设定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前提下,被害人才能以此为理由主张自己成立共犯责任例外;对于法律没有将对合行为规定成犯罪的对合一方,不应因其对合行为而承担共犯责任;如果诱捕行为制造了犯罪,那么诱捕人不能以诱捕为理由主张不应承担共犯责任;正犯被诱捕并不是共犯不承担责任的抗辩事由;在共犯退出的情况下,共犯对于退出后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及其结果不再承担责任,但是对于退出前的行为仍然要依据具体情况承担不同的责任。
  • 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质疑
  • 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对相同罪名的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并不一致,这种差异违反了罪刑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追诉标准的不一致同时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应当借鉴国外立法模式。修改单位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使之与自然人犯罪的处罚标准和追诉标准一致。
  • 治安拘留和劳动教养纳入刑法的思考
  • 正如刚才荷方依拉斯姆斯大学的校长先生所说到的,荷兰现在从刑法转向行政法,而中国好像是相反,从行政法转向刑法。我想这样一个判断,总体上来说是对的,而且也都是符合本国国情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的转向呢?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彼此犯罪圈的大小不同,比如说,在中国,对盗窃罪的规定要求数额较大,否则不构成犯罪,但在荷兰,至少从立法上没有这种限制,这样荷兰的犯罪圈就比我们要大出许多,因此他们现在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
  • 域外法医鉴定机构设置的特征
  • 近年来我国媒体批露的多起轰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都因当事人对公安机关法医鉴定结论不服,导致群众与当地政府的矛盾逐步激化而引起。法医鉴定机构附属于公安机关确实可能导致鉴定人员被迫甚至故意迎合办案人员,出具符合办案人员主观预期而违背事实的鉴定结论。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警察机关虽然大多设置鉴定机构,但警察机关鉴定机构通常只进行法医鉴定以外的鉴定,法医鉴定必须委托警察机关以外的机构进行。在我国,要想增进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法医鉴定结论的信任,必须将法医鉴定机构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
  • 少年司法改革中法官与公众认知之比较
  • 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目前面临着诸多选择,人们的认知和态度对于少年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公众和法官两组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将他们对少年司法改革的认知态度进行比较分析,结合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对我国的少年司法改革会有较好地推动。
  • 股东知情权诉讼基本程序问题探析
  • 股东知情权诉讼是当前我国法院受理的最活跃的公司诉讼类型之一,由于公司法规定过于原则化,一些基本的程序环节尚需进一步明确。股东知情权的保护需要妥当处理多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同时关注我国股东权保护的现状与实际的司法需求。在此指导思想下,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诸程序问题包括诉讼性质、请求权范围、诉讼主体安排、证明责任分配、审理程序设置以及裁决执行等得以合乎逻辑地展开。
  • 违反诉讼契约之救济
  • 诉讼契约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救济方式之不同。对于诉讼性质诉讼契约之违反,法院依照双方约定的有关程序继续进行或者对双方约定的诉讼行为直接予以认可;对于私法性质诉讼契约之违反,法院在审查双方关于实体部分的合意是否合理履行基础上判定该违反行为是否有效。对于诉讼契约之违反,首先由当事人提出抗辩,在当事人未提出抗辩时,法官负有一定的释明义务。
  • 民事检察权的立法完善
  • 在我国,民事检察权是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和法律对民事法律的实施所进行的法律监督权。然而,这个权力在民事诉讼法中却被缩小为民事抗诉权,只体现在审判监督程序里并缺乏具体的程序保障。因此,民事诉讼法赋予的法律监督的手段和范围不能实现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目的。民事检察权与民事诉讼要交叉对接。交叉必须解决好民事检察权的立法完善问题。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既要补充和完善法律监督的手段和范围,让其实现民事法律监督的目的,又要使我国民事检察权的行使符合司法规律和民事诉讼基本原则。
  • 侦查执法规范化建设与侦查信息化建设——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 2009年10月8日至9日,为期两天的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登封举行,近百位全国侦查学界、法学界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围绕“侦查执法规范化建设”和“侦查信息化建设”两大主题,在“侦查执法规范化建设专家论坛”、“侦查实务特邀专家论坛”、“侦查实务特邀专家论坛”、“侦查信息化建设专题论坛”、“侦查实务论坛”、“侦查基础理论论坛”和“侦查教育教学与学会建设论坛”等六个单元中,结合如何积极推进刑事司法改革进程,
  • 企业社会责任的商法考量——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综述
  • 2009年9月26日至27日,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暨成都学术研讨会在l~lJll成都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商法学界、法律实务界的近四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会议。此次年会的主题为“商法视野中的社会责任”。
  • 马来西亚的检察制度
  • 马来西亚深刻的殖民法律文化背景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系行政权,属于政府行政序列的组成部分。马来西亚检察机关由国家检察总署、联邦各州13个检察署组成,检察机构的管理与运作具有自身的特点。马来西亚检察机关一般不具有《联合国检察官作用准则》所强调的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腐败案件的侦查权,与其他行政机关是相对独立与平行的关系,对行政机关最高首脑负责。
  •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的改革
  • 相对于将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上提一级”改革方案的改革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对刑事诉讼活动的影响较小,因而易于进行。作为一项制度性改革,能够达到监督者也被监督而且监督力度更大的改革效果,还使得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审查决定逮捕的外部监督模式的有效性凸显。实施“上提一级”改革措施后,审查逮捕的主体、报请审查逮捕的程序、审查决定逮捕的程序、逮捕执行程序等将发生变化。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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