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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及其争议
  • 环境公害案件中,传统侵权案件中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平等性、对立性及特定性已荡然无存,环境公害案件的加害人往往为具有特殊经济能力及地位的企业,而受害人则常为欠缺专业知识与经济能力的老百姓。在地位及利益格局失衡的情况下,法律应彰显对弱势主体及弱势利益的倾斜保护功能,体现"差别原则",以实现失衡利益的矫正与衡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正是这种实体法的需求在程序法上的反映。2010年5月11-12日,国家检察官学院与中国政法大学联合主办了"中美环境犯罪惩治与环境公益诉讼研讨会",以下选取了几篇文章,希望能有助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探讨。
  • 关于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几个问题
  • 在我国现行的诉讼制度下,能够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各类主体,在提起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上,均受到法律的限制。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属于诉讼制度方面的创新,应由立法机关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认真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作出公平合理的规定。
  •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之制度构建
  •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目前没有法律明确的规定,但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实务部门也已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借鉴国外的经验,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益诉讼,并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诉讼制度。
  • 望城县人民检察院环境公益诉讼案简介
  • 一、检察院是如何介入的2008年,湖南省望城县坪塘镇花扎街村(以下简称花扎街村)十几户农户和企业反映,从2007年下半年以来,长沙某水泥有限公司(下称水泥公司)新建的水泥厂投产后,使居住在附近的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一是噪音大。生产时的噪音使人非常的烦躁和不安;二是空气污染(灰尘)严重。
  • 法律监督关系的结构
  • 法律监督关系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与相对方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检察实践的表现形式,也是检察理念的根基。本文撇开了以往仅仅从国家职能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监督的传统方法和视角,在理清"法律监督"和"法律监督关系"等概念的基础上,对法律监督关系的结构性要素进行了系统的、开拓性的理论分析,明确了法律监督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从而为深入研究法律监督关系的性质以及法律监督与其他国家职能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拓展法律监督的理论基础。
  • “法律监督”探源
  • 法律监督关乎当前我国检察机关的定位,也是检察学的基础性问题。但这一术语既非我国特有,也非我国所独创。回顾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李六如为首的学者对苏联检察功能的概括,"法律监督"其实是"法律守护人"的流传和改造。
  • 自侦案件逮捕方式改革的思考
  • 目前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方式改革在实践运行中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如提高了逮捕质量、强化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提升了执法规范化水平等。但改革后的自侦案件逮捕方式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当深化自侦案件逮捕方式改革,以充分发挥该项改革的制度优势。
  • 不捕案件跟踪监督机制
  • 对不捕案件的跟踪监督,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的薄弱之处。其中缘由,既有立法上不完善的原因,更有侦查工作和侦查监督工作本身存在的不到位之处。建立对不捕案件的登记跟踪制度,提升对案件不捕后侦查取证工作的指导性,加强对不捕后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适用监督,是当前完善对不捕案件跟踪监督机制的现实路径。
  • 民生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 民生问题转换成宪法学话语实际上就是人权的实现与保障问题、政府的职能定位与责任问题,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政策选择中的价值取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也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过程,而宪政建设则为促进民生提供着坚实的制度支撑。既有效地规范政府权力、防止权力的异化与错位,又充分发挥其在公共服务、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民生命题下我国宪政建设的双重使命;在一个成熟而发达的宪政体制内,二者应当各得其所、相辅相成。
  • 转型中的人民法院——中国司法改革回顾与展望
  • 很长时间以来,诸多因素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各级法院。政治干预破坏了司法公正和独立,业务素质优良的法官极为稀缺;更普遍的是,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行政国家,传统上无足轻重的司法权尚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现行司法体制因无法保持中立而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因为只有保持政治中立才能巩固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经济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地的情况和地方利益存在巨大差异,各级法院和当地政府之间联系紧密,这些因素也损害了法治统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紧迫性已无需论证,但是具备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思路尚不清晰。
  • 作为义务:从形式的义务论到实质的义务论
  • 作为义务是不作为成立的逻辑前提,对于正确认定不作为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义务在不作为犯构成的体系性地位问题应该从"因果关系说"、"违法性说"、"构成要件相当性说"三种学说的嬗变中加以考察。作为义务经历了一个从形式的义务论到实质的义务论的演进过程。实质的作为义务论不是对形式的作为义务论的否定,二者间存在一种逻辑上的位阶关系。形式的作为义务是存在论意义上对作为义务的形式判断;实质的作为义务是价值论意义上对作为义务的实质判断。
  • 刑法解释之哲学理解初考
  • 对于解释学源流的理解与辨析,分解对比若干相似概念,并由此延伸到具体的刑法解释学领域,从一个较高的层面重新审视刑法解释学研究现状,明晰相关概念的具体含义,扭转当今刑法解释偏离其哲学本源的趋势。
  • 统一正犯体系之评估
  • 统一正犯体系以扩张正犯概念为前提,不作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分,如此做法,能化解德、日区分制体系下正犯与帮助犯之界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界限、过失共犯等诸多难题;且从外观表现上,显得更为经济、便利,逻辑上亦更为通畅。但其在着手之标准、特定参与类型的除罪化、量刑事由等方面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 监禁刑的未来趋势
  • 监狱是在刑罚以死刑和身体刑为代表的肉体折磨向以监禁为代表的灵魂控制转移的过程中诞生的。监狱运用规训技术,最终目的是要转变灵魂。而规训只是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刑罚实践的某些特征而非未来发展方向。监狱的未来必定超越惩罚与规训,是以尊重与保障受刑人人格为特征的社区;必定要实现从灵魂控制到人格尊重的转变过程。在未来,监禁刑的适用趋于消亡,矫正社区趋于替代监狱,政府行刑权趋于向多元社会主体让渡。
  • 审判、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职能的整合
  • 根据当前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际,审判、检察机关共同做好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审判、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职能,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好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工作应当兼顾积极赔偿与真诚悔罪的统一,还要正确处理民事赔偿与刑罚适用的关系、正确区分因民赔达成协议被害人方谅解予以从轻、减轻判处与"以钱买刑"的界限。同时还要处理好对于被害人亲属在接受赔偿方面意见分歧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不成后案件的处理以及留有余地判处案件的民事赔偿、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赔偿与量刑的平衡、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在调解工作的衔接等问题。
  • 减刑程序之模式化检视
  • 我国现行的减刑程序建立在实体优先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通过行政决策方式解决减刑问题的模式。无论是制度设计本身,还是程序运作环节都存在很多问题。对此,有人主张进行诉讼化改造,仿效诉讼程序提升减刑程序的正当性。尽管这在理论上无可挑剔,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制度障碍。许多地方实务部门则自发改革,在减刑程序中推行"公示听证"制度以增强程序运作的公正性。减刑程序三种模式的并存,反映了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显示出司法实务部门自发推行的改革的旺盛生命力,值得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予以关切和回应。
  • 刑事抗诉未改判案件实证研究
  • 刑事抗诉未改判案件的成因集中表现为检、法关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形成既有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审判权运行偏差和检察机关抗诉权亟需规范等主观原因。为提高抗诉案件质量、维护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必须更新抗诉案件质量评价标准,加强对案件证据体系的审查、说理和论证,不断拓宽抗诉案件范围,健全抗诉工作内外监督机制。
  • 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看司法解释
  • 通过梳理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可以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工作分为初步开展、消弱和停滞、恢复和发展、繁荣和规范化四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建国以来逐步重视司法解释对审判实践的监督指导作用,在司法解释工作中自觉引入民主程序和外部监督机制,司法解释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具有鲜明的特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加强立法工作和制定《法律解释法》。
  • 案例指导制度建构中的问题
  • 案例指导制度的核心和物质基础是案例,案例不应局限于裁判文书,而应包括指导性裁判、裁判要旨、法理解析这一有机整体。案例指导制度应定位于"准司法解释",以其明确的针对性、实践性、时效性等特点,弥补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
  • 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规制
  • 法律上的见义勇为一般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或减少国家、集体、他人的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利益的损害,行为人不顾个人安危而积极实施的危难救助行为。要完全避免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中见义勇为法律规定的矛盾和立法重合,其根本方法是对民法、行政法和刑法在调整见义勇为中的功能定位,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解决见义勇为不同方面的法律问题,只有准确的定位才能避免三个部位法之间的冲突。
  • 商事登记行为的法律性质
  • 商事登记制度是现代商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商事登记行为的准确定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商事登记机关的职能、登记程序等,其对研究商事登记制度,从而构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需求的规范化、程序化和现代化的商事登记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商事登记行为在性质上兼具公法与私法双重属性,属于以行政行为为主的复合行为,即商事登记是行政行为与民商事行为的复合行为,其主要体现为行政确认,商事登记行为应实现从监管行为向服务行为的回归。
  • 本刊技术要求
  • 一、注释要求1文内注释采用页下注,全文连续编码,注释序号用〔1〕〔2〕〔3〕……表示。2引证文献的类型标识参照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引证文献需加类型标志:普通图书-M,期刊-J,报纸-N,论文集-C,网上电子文献-EB/OL,学位论文-D。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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