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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新形势下切实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群众工作
  •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强调,把服务群众贯穿于执法工作全过程,把政法工作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全国检察长会议也明确要求更加注重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借此机会,我重点就检察机关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谈一些想法和体会,与同志们交流。
  • 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理性思考
  • 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达到正当、科学的水准,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要注意与时俱进,吃透国情,修改要有针对性;司法改革,成效显著,改革的成果要进法典;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程序的设计要落到实处;放眼世界,遵循规律,修改的内容要正当、科学。
  • 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健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
  •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和意义,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健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我们应努力推动立法修改,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手段,提高突破职务犯罪大案要案的能力;增强检察机关发现和纠正诉讼违法的能力;完善监督程序,为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能提供程序保障;完善检察机关监督范围的规定,使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体系更加严密。
  • 辩护权视角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 以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来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在辩护制度方面,应从辩护权的一般规定、辩护人的职责、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强制措施中的辩护、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辩护、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辩护律师的豁免权、辩护律师的请求权、指定辩护、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辩护权的救济等方面予以修改、充实和完善。
  • 理性、务实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正当在全力推进,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势在必行。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并由此进而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的会见一般不受限制、监控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知悉控方证据的权利;重新界定辩护人的职责,取消辩护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并增加和强化程序辩护的内容,承认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和地位;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突破刑事辩护的现实瓶颈。
  • 论反贪局的建设和发展
  • 反贪局是检察机关行使反贪权的机构,承担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具有法律监督特性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反贫局具有自身的职能、机构设置和工作体制。反贪局的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应该进行改革和发展,推动反贪局持续健康发展。
  • 行政检察基本体系初论
  • 现代检察权主要是围绕诉讼进行配置的。在我国,检察机关监督行政诉讼的制度与活动通常被称为行政检察。然而,从检察权与行政权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出发,行政检察应当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由于缺乏这样的视角,过去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是比较分散的。系统地研究行政检察理论,对于改革完善检察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设定行政检察权,应当按照系统的分权理论而不是个别人的分权学说研究检察权与其他公权的关系;按照民主原则的要求,避免检察监督权与社会监督权相脱节或者相重叠;在行政检察程序的设计上,应当遵循其他救济程序优先等原则。对行政行为的检察监督、对特定行政活动的检察监督、检察职能在刑事程序中的行政法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都有必要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展开。
  • 主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理论
  • 虽然主权概念将继续长期存在,但是主权的意涵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不再是终极的、神秘的、不可名状的权力.而只是政府或人民在实际统治过程中行使的具体权力之总称。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主权”也具备不同的结构和特征.但是一旦进入具体制度领域,主权概念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单一制国家的“主权原子”可以和联邦制国家具有同样复杂的结构,甚至可以比联邦制国家更“分裂”。关于主权理论的探讨表明,“主权”在当代基本上只是表征国家核心权力的一种方便的称呼。在传统的民族国家日益衰微、新型国家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的国际环境下,主权概念的实际意义必然不断下降。与其在理论上纠缠不清,不如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国家权力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分配。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都必须谨慎考察和处理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的关系。单一制和联邦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地方自治是否具有宪法地位。实践表明,单一制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立法赋予和联邦国家同等程度的地方自治。究竞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更能促进地方自治.目前并无定论。只有告别传统主权的概念范式之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研究才能开启一个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新时代。
  • 政府的执行性与行政性辨析
  •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政府的性质有执行性也有行政性。二者的区别是,执行机关和行政机关存在于不同的关系之中,“执行”体现的是从属性,其管理性较少,责任相对明确;“行政”体现的是相对独立性,其内容主要是管理,责任相对模糊。政府的执行权与法院的司法权也有不同,表现在是否与诉讼案件有关,是否只是执行议会的法律,是否只是执行行政法律等,这不同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区别。政府集行政权与执行权于一身,互相渗透,交错行使。
  • 医事刑法学中医疗行为概念的新界定
  • 医疗行为的界定是认定能否构成医疗过失犯罪的关键要素。医疗行为应当具有目的性、主体特殊性、理论技术适当性、对象特定性、损伤性五大特征,医疗行为的界定必须体现出其特征与本质。医疗行为是指取得相关医学资格或以诊疗服务为职业的自然人或单位以人体形态、构造和生理机能的优化、变更或恢复为目的,以适当的现代医学理论和技术手段为准则,对医疗需求者进行具有损伤性的医学过程。
  • “感情投资”与间接故意型受贿罪
  • “感情投资”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以“感情投资”为名行贿赂犯罪之实的不在少数,刑法应当对此类现象作出反应。通说认为受贿罪的主观方面仅限于直接故意,而“感情投资”型行贿受贿行为是对通说的最大挑战,间接故意型受贿也是客观存在的;应立足受贿的本质,简化受贿罪主观方面的认识要件。
  • 近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演变与刑法改革
  • 近现代西方国家不同时期在不同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刑法进行了相应变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刑法改革主要体现为刑罚严厉化与个别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体现为社会防卫思想的法西斯化,二战后至今主要表现为注重人权保障与刑罚轻缓化和重刑重罚的双向倾向。
  • 刑事和解主体论
  • 关于刑事和解主体的确定,应当以主体性要素为基准,包括基础性要素和必要性要素。以上述要素作为基准,刑事和解中的主体应当包括加害人、被害人和公权力机关三方,其中公权力机关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刑事和解三方主体的关系应属典型的公法契约关系,其关系模式应定位为平等关系为宜。
  • 有组织犯罪案件中污点证人豁免制度的引入
  • 污点证人豁免制度是犯罪嫌疑人作为捡控方证人出具重要证言,从而得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目前,美、英、德、加等国和我国港、澳、台等地区都设立了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对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应当引入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并结合本国国情将其本土化。
  • 农民集体所有权和集体成员权益的侵权责任法适用
  • 农民集体所有权受到侵害时,为了确保被侵权的集体及时行使侵权责任请求权,应当建立各集体的侵权责任请求权行使的代表制度、代位诉讼制度和诉讼支持制度。所有权被侵害的集体提起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请求的,应当按照有利于维护被侵害人权利实现的原则适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及其他另有规定的法律。侵害集体所有权与侵害集体成员权益是密切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民事案由,侵害集体成员权益是指侵害集体成员在集体所有权行使过程中的共益权和利益分配的自益权,不同于集体成员独立享有的财产权,应有不同的类型划分。
  • 隐名出资的法律关系及其效力认定
  • 投资者向公司隐名出资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对其性质和效力的认定应关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我国实务中,大多数隐名出资人都有独享投资收益并保留实质控制权的内心意思,对此,依其他当事人是否知情,分别构成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关系或隐名代理关系。相关的法律规则亦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构建。
  • 《刑法修正案(八)》解读
  •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对刑法的修改,是我们国家刑法史上非常重要又十分重大的一次修改。它在刑法理念和刑法制度方面都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学习这样一个法律修正案,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对刑事立法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刑法修正案(八)》尽管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但是也将面临实践的检验。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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