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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检察改革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 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工作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检察机关进行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完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新的职责,必将引起检察工作机制的变革和检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检察改革视域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 在实质上建立并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总结实践试点的经验、吸取地方性立法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终于通过两个证据规定和2012年刑诉法得以真正确立。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当就其在非法证据线索的发现、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和非法证据的审查等方面的活动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 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 新刑诉法在吸收司法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诉讼监督制度作了重大修改,扩大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范围、增加了诉讼监督的手段、明确了诉讼监督的效力、完善了诉讼监督的程序。但是,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制度尚存在诉讼监督范围不能覆盖全部诉讼活动、对有些诉讼活动缺乏具体的监督手段、诉讼监督的效力缺乏全面保障、有些诉讼监督的程序不完善等问题。要完善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制度,应当扩大诉讼监督的覆盖范围、丰富诉讼监督的手段、明确所有诉讼监督的法律效力、完善各种诉讼监督的相关程序。
  • 量刑建议改革的回顾及展望
  • 在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量刑建议如何与其衔接成为焦点,诸如量刑建议的提起时间、方式、内容等问题都引起了热议。由于实践中法官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较高,为保证量刑裁判的公正性,必须建立量刑调查制度和证据开示制度;同时,应当增强辩方权利,避免削弱量刑辩护的效果。
  • 检察机关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重大检察改革举措,是检察机关顺应法治进步的时代要求、强化检察机关自身监督制约、适应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需求的理性选择。经过从试点到全面推广的实践,该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立法、技术、观念等方面的原因,该制度也凸显出若干问题。这为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完善提供了有益借鉴。
  • 案件快速处理程序的改革与立法发展
  • 1996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刑事简易程序在实践运行中逐渐出现适用率低、适用案件范围窄、程序启动手续繁琐、公诉人不出庭影响诉讼职能等问题,难以实现其“分流案件,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对此,检察机关进行了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刑事公诉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以形事二审简易审等改革探索。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吸纳了检察改革的有益经验,更好地配置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
  • 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历史传统的理性与经验
  • 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建立起一整套刑事审判监督机构和制度,包括皇权对审判的最高监督、基于行政管理关系的审级监督、专门机构进行的外部监督以及审判机构内部的分权监督等。通过对我国刑事审判监督传统的考察,总结出注重“慎刑”理念、确立较为完备的监督依据、保持监督主体的相对独立性、采取多元化监督手段、设置专门监督机构、采取诉讼与监督一体的职权配置模式等经验,对当今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 刑事诉讼监督的机遇与挑战——第三届刑事诉讼监督论坛综述
  • 2012年6月16—17日,中国检察学研究会刑事诉讼监督专业委员会在山东省枣庄市举办了第三届刑事诉讼监督论坛。论坛以“刑事诉讼监督的机遇与挑战——以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为主题展开,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考。
  • 多维视角下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面临的三重矛盾
  •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语境下的多维视角是探究我国法制和法学发展战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点,透过多维视角对法哲学理论的梳理与探索,有助于寻找一种正义的范式来解决目前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的困境。当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发展凸显为“法制与法学的断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共存”、“本土化与全球化”三重矛盾。把脉我国法制与法学发展的症结需把握法律多元价值的内在规律,开放理论的话语权,把握住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契机与推动力,实现由“主权的中国”到“主体的中国”的关键性转变。
  • 司法调解与机制设计理论
  • 机制设计理论是研究怎样通过分散的个人行为达到规定的制度目标。司法调解的博弈机理契合了机制设计理论,在法律早于法律关系出现的条件下,司法调解能够塑造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突破中国法治困局。
  • 福利国家与中国行政法发展的新趋势
  •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由国家包揽、单位负责的“单位保障制”向政府、社会、个人分担的“社会保障制”转变,城乡二元格局被打破,政府致力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给付行政的扩张促使中国行政法从以秩序行政为核心的单线结构向秩序行政和给付行政的双中心结构发展,行政法理论基础、法律原则、行政立法、政府监管、行政程序、行政诉讼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亦不断深化。
  • 反思刑法保障法
  • 传统理论认为,刑法性质包括阶级性质和法律性质。目前,法律性质是保障法,但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看尚难成立,并与刑法谦抑性、超立法原理与刑事立法的区分、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分离、刑法与刑法规范的界分、刑罚的契约性、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野、空白罪状属性不合。而刑法的事先性已显端倪。
  • 公司资本制度变革中的刑法保障
  • 2005年我国修订的《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方面进行了大幅改革,顺应了当代公司资本制度缓和化改革的国际潮流,公司资本制度的刑法保护与公司法的衔接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原有犯罪的设置在新公司资本形成制度的框架内,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保护作用。因此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刑法保护的立法需要作出相应调整:废除虚报注册资本罪,将虚假出资行为非犯罪化;改抽逃出资罪为抽逃公司财产罪;增设欺诈增资罪。
  • 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是什么
  • 刑法分则第四章规定的“民主权利”与注释宪法学上的“政治权利”的内涵和外延相同。政治权利的本质是公民直接参与或者影响国家权力运作的权利,其直接对应的是国家权力而非社会权力等非国家权力。以法条排列顺序确定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的范围是不可靠的。从宪法权利属性分析,只有报复陷害罪、破坏选举罪两罪属于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
  • 程序性争议的庭前听证程序
  • 新刑诉法首次规定审判人员可以在庭前召集控辩双方听取有关程序问题的意见,这被学界认为是针对程序性争议的庭前听证程序的雏形。庭前听证程序的性质与庭审程序具有相似性,但因裁判对象不同也有其独有的特征。英美及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均建立了针对重大程序性争议的庭前听证程序。我国现阶段由法官在庭审阶段行政化处理程序性争议,这一方式所存在的缺陷也催生了新刑诉法庭前听证程序的初步确立,但具体的实施规则尚需完善。
  • 刑罚执行变更程序改革考察
  • 我国现行刑罚执行变更程序存在很多问题,刑诉法的相关修改仍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对样本监狱减刑假释提请、裁决程序和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过程予以考察,以及对监狱民警、服刑罪犯、罪犯亲友对刑罚执行变更程序公正性的评价和满意度予以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刑罚执行变更过程中的司法公信力强弱与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的正当化程度呈正相关,完善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的关键在于提高其正当化程度。
  • 占有制度溯源与现代民法之借鉴
  • 民法上的占有制度具有罗马法、日耳曼法“混合体”的特点。罗马法在占有与所有权关系的基础上,将占有作为财产法的补充及调和性制度,从占有心素构成入手,通过“诚信”、“善意”将道德因素引入占有制度,并通过占有保护方式上的多变性,满足罗马人基于物尽其用的公共政策及稳定社会制度的需要。日耳曼法以利用为核心的占有观念,由此形成多重占有以及由此导致财产交易方式上的特点,“以手护手”制度由此形成并成为现代民法交易制度的基石。占有溯源对于明晰我国物权法有关占有的种类及保护方法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该制度及法的价值追求进行背景性解读及分析。
  • 特别要件及其成就前合同效力的新诠释
  • 《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中“未生效合同”这一新名词的出现,在合同法学界重新掀起了一轮关于合同效力的讨论热潮。众多学者在分析合同生命历程中所谓“成立后生效前”的阶段之余,还将对此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某种要件列为关注对象,并争相对此阶段与要件的性质予以界定。面对诸多学说削弱意思自治精神、割裂合同效力体系的扭曲倾向,应该重新树立并坚持合同在合法合意的基础上成立即为有效的观点。在此论点基础之上,厘定特别要件的类型与范围,借鉴英美契约法中强制执行效力理论,重新将特别要件成就前合同的效力状态诠释为仅欠缺强制执行力。
  • 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 从《合同法》与《公司法》相结合的二元思维考虑,股东优先购买权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有限。《合同法》应当关注相关规范的性质与立法目的、受让人的主观善意等要素,《公司法》应关注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发展规律与非法定权本性、股权变动模式对合同效力判断的影响等要素。认定未满足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并辅之考察受让人善意与否的效力判断模式,能够同时实现满足理论自足、遵循公司规律以及符合社会实际的多重目标。
  • 德日非讼程序审理对象介评
  • 非讼程序审理对象相当广泛,既包括无争议的非讼事件,也包括存在争议的真正诉讼事件。这些事件多以公益性强、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法官裁量性、需迅速处理、具有形成作用为主要特点。就审理界限而言,德、日最终虽然都接受了形式界限说,将其委诸于立法者的政策,但受各国整体法制环境影响具体表现并不相同。我国民事程序法应注重非讼程序多重功能的发挥,如此既能避免诸多事件转化为纠纷后再以诉讼程序解决,又能解决大量不适应诉讼程序解决的争议。
  •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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