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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研究
  • 由吉林大学商学院院长、“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经济预测与国家经济风险管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金全教授投标的《“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研究》被立为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生存性智慧模式”——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
  • 就市民社会研究而言,"生存性智慧模式"的基本理论预设是:由于统治体系内部的利益分化、政府失灵,特别是统治体系本身的"理性有限"和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性智慧"的实践运行,市民社会组织有可能在当下的分类控制体系中"未意图扩展",进而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独特的、符合"中国理想图景"要求的市民社会发育及民主转型模式。
  • 城市化与“村落终结”
  •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后果,城市"过密—过疏"的两极发展使得传统的乡村世界开始面临空前的挑战。村落终结的形态是多元的: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而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则是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而走向"终结";在政府社会规划工程的主导下,通过村落合并等形式,亦使村庄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城市化"。故所谓"村落终结"已远非简单的"空间变迁"和"关系变动",亦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迁过程,其间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辨析"村落终结"现象的实质,并对其社会后果进行再评价。
  • 超越结构与行动: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及其出路——以上海郊区的调查为例
  • 结构与行动是社会学理论中的基本研究范式,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二元困境,而当代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也同样面临着这种困境。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民市民化已经迈开了坚实的步伐,但在社会制度、文化以及个体自身等方面还面临着诸多困难。新世纪的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作为一种国家实践,是架通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重要桥梁。它不仅有助于消解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困境,也为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风险社会的刑事政策方向选择
  • 按照风险社会理论,我们当下所处的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环境中危险因素的增加,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新的要求。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治理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适时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引领刑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功能。风险社会要求刑事政策在强化防范意识、突出多元性、注意前瞻性以及积极审慎应对风险方面做出有力回应。适应风险社会的要求,刑事政策的选择应注意安全与自由的统一、立法谦抑与刑法扩张的统一、刑事打击与社会防范的统一以及放眼世界与立足本土的统一。
  • 我们如何走出人的自身生产带来的自身毁灭的危险——回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评论
  • 海德格尔在晚期的讨论班上断言:人的自身生产带来自身毁灭的危险。他把这种危险与马克思人的学说联系起来,提出了对马克思的批评。而马克思认为只有超越资本逻辑的支配才能避免人类自身生产带来的自我毁灭的危险,这其中,人才是事情的根本。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为马克思辩护,可见,马克思就处于超越海德格尔的思想位置上。
  • 论《共产党宣言》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离不开《共产党宣言》的照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宣言》的指引。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背离了《宣言》的基本原则。为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真正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目标,当今急需要做的就是进行《宣言》的启蒙教育。当年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实现民族的解放与实现《宣言》的伟大理想结合在一起,当今我们要把实现民族的振兴与实现《宣言》的伟大理想结合起来。
  • 探寻马克思与韦伯综合的可能性视域——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重新定位
  • 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存在着从商品拜物教批判到合理化论题的转向,包含着马克思与韦伯两大理论支援背景,对其理论归属的探讨必须建立在反思马克思与韦伯思想关系的基础上。青年卢卡奇以"物化"理论为中介,来探寻马克思与韦伯综合的可能性视域,并创造性地将韦伯的合理化论题引入马克思开创的现代性批判的话语传统中,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之一。但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又具有不同的哲学根基,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物化"理论的指归不是具有新康德主义色彩的韦伯,而是与黑格尔哲学具有紧密关联的马克思。
  • 现实社会问题的时代转换与中国当代形而上学建构的指向
  • 一切哲学存在的价值在于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中国现实问题已经发生了时代性的转向,以"社会公正"为核心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的反思与批判必然成为中国当代形而上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和重新建构的逻辑指向。
  • 汉语字词典字条义项的词性标注问题
  • 字典有字头,词典设字头,字头是字词典的条目,称字条。字条因义项多寡而分为多义字条、单义字条,多义字条下辖的诸义项存在着孰为词义性质的项孰为语素义性质的项的分别。对这一问题的纷争近年来也随一些字词典纷纷标注词类而愈演愈烈。字词典的字条义项究竟应否标注词性,如何标注词性,不仅反映出学者们对此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理念,也反映出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从语素、词,语素义、词义的分别中寻找思考的切入点,可能会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
  • 时空环境和言语交际类型
  • 言语交际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状态中,时间空间状态决定了言语交际的类型和特征,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从言语交际传输的媒介通道区分的各种交际方式追究其根本也与交际的时空状况有关,因而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
  • 19世纪末北京官话背景下的两部朝鲜汉语教材
  • 19世纪末域外汉语学习的重心是北京官话,系列域外北京官话教材应运而生。朝鲜汉语教材《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语言基础具有当时域外汉语教材的鲜明时代性和官话特点。这两部书中25个口语词不仅在今天东北官话里使用,而且在明清尤其是清末文献中出现。这正说明了北京官话的地域性有传承和传播上互动等复杂特点。词的通行地域随时在变,在关注官话形成的地域性同时,必须注意到官话也有"流动"性的事实。
  • 《韵诠》与早期韵图模式演进之关系
  • 《韵诠》作为一部后出韵书,改造了《切韵》系韵书的模式,给学者用图表形式表现韵书语音以启发。《韵诠》编写过程中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这种经验有助于韵图发展模式的研究,如对韵图开合分图的探索、《韵诠》中隐含的"摄"的概念和"阳入相配"的思想等等。依据残存下来的《韵诠》材料,我们推测、构建出了《韵诠》的编排原则和方式,这对探讨早期韵图出现及走向成熟的轨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霸权与帝国: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与逻辑
  • 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两种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后冷战时代的学者又一次将帝国这一理念置于学术争论的平台之上,而多年来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对霸权的抵制和反抗,又使霸权成为一个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概念。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演进风云变幻,学者们的推测和判定层出不穷,但都摆脱不了帝国与霸权这两个古老而又模糊的概念的"阴影"。厘清两个歧义纷呈、争讼颇多的概念,避免简单化的理解,特别是弄清楚两者的联系与差别及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与把握国际关系史演进的阶段性与延续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 东方与西方的“天下”
  • 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堪比地中海及其后的大西洋在西方的地位。中国是前现代亚洲的"固相中心":一个广袤、富饶、物产丰富的文明,并与四邻保持着非对称关系。相比之下,西方则存在一个"液相中心":竞争性帝国兴衰于地中海沿岸,并使得远程贸易和殖民成为可能。作为现代西方中心的大西洋取代了作为帝国液相中心的地中海。传统中国通过学习处理其与较小邻邦之间的关系而调适其中心地位。这些较小邻邦是难以被消灭的。在西方,大国之间的竞争形成了霸权周期。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当代,中国处理非对称关系的经验仍具有重要意义。
  • 英国学派与世界史本体论问题
  • 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布赞与利特尔一道,把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史结合起来,建构起了较为完整的国际体系本体论。他们不但利用世界史检验和发展了这一本体论,而且还试图把这种本体论提供给世界史。他们的国际体系本体论只是国际关系本体论中的一种,也许还可以作为世界史本体论的组成部分,但并未能在世界史本体论中获得优先权。英国学派的本体论自觉,对我们思考和解决世界史本体论问题具有重要启示。在他们的分析层次、分析部门以及解释变量等思考路径的基础上,我们改变了他们思考的理论内容并增加了时间维度,从而初步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世界史本体论。这也许将成为建立世界史的中国学派的重要切入点。
  • 传统与典型:英国学派的历史叙事
  • 英国学派传统叙事的思想内核和基础是由基督教与西方价值观筑就的,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欧洲历史或国际关系史,其写作的重要方式是历史比较方法。英国学派的典型叙事与一个概念、两位学者和三部著作密不可分:即国际社会的概念为英国学派的历史叙事提供了一般性的行为规则;两位学者——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利用国际社会这一概念讲述了欧洲国际社会扩展和演进的历史故事;三部著作都试图使英国学派的历史叙事超越传统的以欧洲经验为中心的叙事方式,将目光投向了世界历史的宏阔舞台。传统叙事和典型叙事的特征和局限常常纠缠在一起,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颇令人困惑的情形。首先,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进行抉择,是历史叙事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其次,国际关系"元理论"的取向制约了英国学派的传统叙事和典型叙事向更广阔的空间扩展。第三,无论是传统叙事还是典型叙事,都需要借鉴和参照其他文明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叙事传统。无论英国学派的传统叙事和典型叙事面临着怎样的困惑和"纠结",它们对世界历史或国际关系史的考察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中国与国联关系研究
  • 一战后国际联盟建立,此后,国联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参与主体,以自身的国联盟约和组织程序为依据,在推进国际合作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发挥作用。中日争端产生后,双方在与国联的关系上,就日本而言,其一方面表现了与国联的合作,而另一方面在涉及国家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关乎其亚洲扩张政策时,则表现了对国联的保守与质疑态度。就中国而论,一方面虽与国联有政治及技术的合作,热切地寄希望于国联这种新秩序帮助中国摆脱受帝国主义侵害的境遇;但另一方面又习惯性地将国联视为帝国主义维持其统治秩序的工具,因而对国联抱有不信任的谨慎态度。国联自身在处理一战后中日争端问题上,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表现出其解决国际争端能力之低下。
  • 金融危机后期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估计与经济政策启示
  • 菲利普斯曲线机制对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我们利用GMM估计对我国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经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存在"产出—价格"关系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形式。通货膨胀率不仅与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产出缺口有关,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此我们在应对加速通货膨胀时,需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间接税对我国行业产出和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 以我国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为基础,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我国间接税税率的降低对各行业产出和进出口以及城乡各阶层居民收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间接税税率的降低使我国的总产出和总出口增加,总进口减少,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城乡居民的要素收入和总收入。其中,城市居民的中低等阶层和农村居民的中等阶层的收入提高较多,而城市居民的最高等阶层和农村居民的最低等阶层的收入提高的较少,这说明间接税税率的降低对缩小城乡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有利。如果政府能特殊解决农村最低阶层居民的收入,那么间接税税率的降低可能是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好政策之一。
  • 中国与国际证券市场的动态相关性分析
  •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和深化,中国已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与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我们采用TGARCH模型捕捉了中国上海、香港、日本以及美国股市波动率,用BEEK-TGARCH模型刻画了中国沪市同香港、日本、美国股市动态相关性的时变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BEEK-TGARCH-VAR模型,研究了波动率对相关性的非对称影响。实证表明:沪市同港市的相关性最大,同美国股市的相关性最小;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发现不同市场走势下波动率对相关性具有非对称的影响,并对此进行了定量刻画和定性分析。
  • 我国亲属法应当回归未来民法典
  • 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处理亲属法与民法典的关系。这不但会影响到我国民法自身体系的合理化、科学化,影响到它的社会功能发挥,同时也会对我国的亲属立法以及社会亲属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该采用潘德克顿体系,在此基础上,亲属法应该作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加以规定,完成我国亲属法向民法典的本源性的回归。
  • 国际人权法治初探
  • 人权领域中,平等性、规范性和司法性等国际法治要素与国际人权法律保护成就的契合,表明国际人权法治由理想转变为现实。但是,受到国家主权的影响,国际人权法治现状与国际法治要素之间仍有歧异,国际人权法治的充分实现还有待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继续努力。
  •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的重构——建立以“司法权”为中心的刑法有权解释主体
  • 我国现行刑法有权解释的多头拥有造成许多矛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主体的争议性,二是主体分工界限的模糊性。多元存在的刑法有权解释造成"法出多门",从而影响公民的价值判断。从制度的价值判断出发可见,现行刑法解释权的改革必须从多元归于一统。建议取消刑法立法解释,建议以司法权为中心、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二级的刑法司法解释主体。
  • ABSTRACTS
  •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研究
    “生存性智慧模式”——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邓正来)
    城市化与“村落终结”(田毅鹏 韩丹)
    超越结构与行动:论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及其出路——以上海郊区的调查为例(文军 黄锐)
    风险社会的刑事政策方向选择(张旭)
    我们如何走出人的自身生产带来的自身毁灭的危险——回答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人的学说的评论(孙利天 史清竹)
    论《共产党宣言》在当今中国的意义(陈学明)
    探寻马克思与韦伯综合的可能性视域——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重新定位(郑飞)
    现实社会问题的时代转换与中国当代形而上学建构的指向(叔贵峰)
    汉语字词典字条义项的词性标注问题(周荐)
    时空环境和言语交际类型(吕明臣)
    19世纪末北京官话背景下的两部朝鲜汉语教材(张美兰)
    《韵诠》与早期韵图模式演进之关系(李红)
    霸权与帝国:两种不同的组织形态与逻辑(刘德斌 孙兴杰)
    东方与西方的“天下”(布兰德利·沃麦克[美][1] 杨晓聪[编译][2])
    英国学派与世界史本体论问题(张乃和)
    传统与典型:英国学派的历史叙事(任东波)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中国与国联关系研究(陈景彦 崔海波)
    金融危机后期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估计与经济政策启示(刘金全[1] 姜梅华[2])
    间接税对我国行业产出和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石柱鲜[1] 张晓芳[2] 黄红梅[2])
    中国与国际证券市场的动态相关性分析(周佰成[1] 王添[2] 符宁[2])
    我国亲属法应当回归未来民法典(李洪祥)
    国际人权法治初探(刘雪斌[1] 蔡建芳[2])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的重构——建立以“司法权”为中心的刑法有权解释主体(黄瑞敏 王仲兴)
    ABS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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