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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弘扬中国法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
  •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意味着立足中国国情,深入发掘和科学地总结中国法文化的精髓,从优秀的法文化传统中汲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所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融入到当下的法制建设中,这样的法律秩序才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秩序。
  • 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
  • 中国传统社会未将自由与权利概念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人无自由与权利。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在整体上应当被改造、被置换,但并不意味着古人积累的技术智慧与程序艺术不可被承继,更不意味着支撑法文化传统的基于人性又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原则可以被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
  • 醉驾入刑诸问题新探讨
  • 醉驾入刑一年多来,其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显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法律与政策精神上,司法机关对醉驾行为的处理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态度,同时也要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醉驾的情形多种多样,对醉驾入罪应根据其情节的不同区别对待,同时合理理解和正确适用醉驾的标准,并从立法上完善醉驾入刑的规定。
  • 精神损害赔偿绝非侵权法所独有
  • 我国的司法实务和通说,只承认侵权场合的精神损害赔偿,而否定违约场合可以成立精神损害赔偿,并提出了种种理由。可这些理由均不成立或说服力不足,在旅游、观看演出等以旅游者、观众等权利人获得精神享受(愉悦)为权利内容的合同场合,必须成立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产妇到医院生产、婚庆典礼、拍摄结婚照、洗印照片等合同场合,亦应承认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
  • 保险本质和功能的法学分析
  • 保险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关系,不宜简单地归入合同或商业行为。保险以向被保险人提供保障为目的,有别于投资工具和射幸合同。在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具有独特的地位,是保险法律关系的核心主体。被保险人的地位取决于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内容却要兼顾法定主义调整方式的适用。学术界常将被保险人列为保险合同关系人,此种做法不利于准确表达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现代保险法思想。
  • 税务和解的正当性分析
  • 税务和解现象之出现,缘于税务确认、税务处罚和税务诉讼过程中特定法律事实之缺失,其具有普遍性;税务事实之复杂性和税务实践之限制性的客观矛盾构成了税务和解的正当性基础;协商民主论、税收债法论以及既有执法领域的和解操作分别为税务和解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税务和解的制度化可以消弭这一现象本身的异化倾向,从而实现税务和解在我国的正当化。
  • 论民法对单方法律行为的控制
  • 单方法律行为,尤其是涉他的单方法律行为,是对法律行为的核心——意思自治的侵袭,但单方法律行为又对现代民法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是一种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为了确保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和民事制度的内部平衡,需要对单方法律行为进行控制。控制的主要对象是涉他单方法律行为,控制的环节应当在法律行为成立前和生效后,控制的方式包括对法律行为的类型和内容予以法定化,以及赋予相对人拒绝权。
  • “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规则中“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以对传统民法形式逻辑的检讨为思路
  • 在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中,登记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登记公示的对象不仅有物权人和债权人,还有潜在的债权人和利害关系人。对抗的涵义包括不相容权利之间的竞争,也包括某种权利的主张。“对抗”所针对的问题不仅是对物的归属的确定,同时还包括对信赖利益的保护。物权变动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包括通过登记才可以对抗的第三人和不经登记也可以对抗的第三人两种类型。确定了哪些第三人是不需要登记也可以对抗的,将这些第三人排除,即可得出必须通过登记来对抗的第三人之范围。
  •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研究
  • 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在行政权力制约、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方面发挥了较好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行政诉讼法》已经很难有效地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进行救济,亟待修改和完善。本文针对行政诉讼的“五大门”问题,即受案范围狭窄、受理“门槛”过高、司法不独立、纠纷解决能力差、制度存在漏洞等,分别提出立法建议,为有效解决行政纠纷、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提供智力支持。
  • 公益行政诉讼及其在我国的构建
  • 本文主张在本次修订《行政诉讼法》中引入公益行政诉讼制度,与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宗旨的现行制度并行设置,划分为针对规范性行政规则和针对客观性行政决定两大类。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受到民事诉讼的极大影响,本文认为作为公法制度的行政诉讼需要独立的公法诉讼理论。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及其诉权理论,本文对行政公益诉讼及其嵌入式制度进行了分析。
  • 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立法探析
  • “区域”开发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我国缺乏调整“区域”开发的国内立法。法律的缺失于我国“区域”开发的发展不利,也无助于我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及有关规章的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更有可能引发国家责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主体的“区域”法律制度,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我国“区域”开发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提供了指引。采用专门立法来调整“区域”内的活动是国际上通行的模式,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应为我国所采纳,以推动我国履行该《公约》赋予的义务,提升我国在“区域”国际法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规范我国在“区域”内的活动,维护与拓展我国在“区域”的利益。
  • 论专属经济区刑事管辖权的行使
  • 对专属经济区行使刑事管辖权是保护主权权利和法理维权的需要,我国一直疏于行使该项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沿海国行使刑事管辖权既予以肯定又予以限制,我国应在该《公约》规定的范围内积极行使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在附属刑法中对外国人侵犯我国主权权利及其附属权利的犯罪行为规定刑罚罚则,避免刑事立法空洞化。同时我国应对权属无争议专属经济区依法行使刑事管辖权,对权属重叠或争议的专属经济区根据对等原则行使刑事管辖权.并严格遵照《公约》规定保障当事国、当事船舶、当事人的权利。
  • 《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与《销售合同公约》货物风险转移原则的牵连性与独立性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作为国际贸易的统一实体法,创设的货物风险转移原则较为笼统性,因而为最新的国际贸易术语统一惯例《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尽管强制法限制惯例的约定,但两种规则并不冲突,彼此之间相辅相承。秉承公约的传统,同时利用国际贸易惯例的功能。改革与完善国际货物买卖和运输交接货的责任界定与风险转移,是国际商会对《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杰出奉献。
  •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法律监管问题探讨——以信息监管为视角
  • 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风险与利益并存的矛盾体,我们在享受国际化带来利益的同时应该加强防范风险意识。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了资本市场的脆弱性,这需要我们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证券市场做为资本市场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当然是监管的核心。本文以证券信息监管为视角,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信息监管方面的缺位,比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采取的信息法律监管措施,结合我国证券信息监管的现状,分析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必须加强证券信息的监管,提出完善我国证券信息法律监管的对策,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保驾护航。
  • 《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评析
  • 2010年9月29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试图通过修改其1930年《关税法》,授权主管机关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本文分析了该法案出台的背景,简述了其主要内容,并剖析了其立法动向,指出人民币汇率问题对美中经贸关系十分重要,以立法干预贸易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 论我国民事庭审前程序的功能
  • 我国长期以来秉承庭审中心主义,对于庭审前程序的功能仅定位为为庭审做准备。但当下审前程序的功能已经由单一的准备功能发展为包括准备、化解纠纷等在内的复合型功能,即由为开庭审理做准备以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发展为提供了一个无须审判而结束案件纠纷的解决途径。由此,我国的民事庭审前程序应当具有疏松减压、导向庭审、化解纠纷、整合救济资源与保障社会救济以及彰显庭审前程序价值的功能。
  • 我国农民地权保护问题探析
  •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人为本、权利在民理念下,农地制度更应向着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方向演进。扩大农民地权则成为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权是多元权利的集合,扩大农民地权不应直接置于所有权层面,而应依据现行制度安排,以形成地权体系中的具体权利内容为对象,将农民现实的土地权利予以强化,进而由下至上取得逐步改造。
  • 论平等权的一体保护
  • 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从平等的意识到平等权的确立,反映了人们对平等认识的深化,这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需要认真思考并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平等权的主体是谁,平等权的范围的确定以及平等权的保护等,弄清了这些问题,就有利于对平等权的一体保护。
  • 加班控制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 劳动者休息权是一种宪法权利,我国劳动法对用人单位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性规定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由于我国有关延长工作时间的规定执行不力,导致用人单位违法延长工作时间成为常态,这不仅危害了劳动者的休息权,还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利后果。我们必须依据现有国情,通过立法,完善相关制度,限制用人单位延长工作时间的行为,以确保宪法对劳动者休息权规定的实现。
  • 刑事抗诉实证研究——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的刑事抗诉案件为视角
  • 本文依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近五年来的抗诉实践,在比较借鉴国外部分国家刑事抗诉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目前的刑事抗诉制度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的刑事抗诉制度的合理化建议。
  • 死缓变更死刑相关立法问题研究
  • 目前理论及实务界对死缓制度的关注始终集中在死缓裁量的法律适用,对死缓执行变更关注较少,《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50条作出了必要的修改,但是并未改变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条件过苛的现状,围绕死缓执行变更法律适用的司法困惑依旧存在。改变“故意犯罪”作为死缓变更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完善相关问题立法成为趋势使然。
  • 论危害结果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 危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在我国死刑裁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危害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的形态存在的,其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充分发挥危害结果情节在限制死刑适用中的作用,应当力戒死刑适用“唯后果论”的倾向;物质性的危害结果不是特别严重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危害结果的发生系存在介入因素的场合,应当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 从法的价值角度看共同隐私保护
  • 家庭自古以来是最大的秘密区,保守家庭秘密反映到法律上是对共同隐私的保护。通过剖析隐私权中的共同隐私的概念及其法律关系,结合法的目的价值及其冲突解决原则,得出共同隐私保护应从法律限制、公共利益限制和特殊群体限制三个方面来平衡共同隐私保护中的系列冲突。
  • 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分析——兼评《侵权责任法》第63条
  • 防御性医疗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基于“经济人”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的理性选择。风险厌恶与预期效用最大化是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学基础。医疗过失判断的不确定性及巨额的责任风险是防御性医疗的法律制度基础。信息的不对称性及供给与需求的非市场性是防御性医疗的市场基础。它是医疗过失诉讼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剥离的副产品。纯粹的禁止性立法不足以制止防御性医疗。《侵权责任法》第63条很难收到预期的立法效果.建议对医疗过失诉讼制度的运用及医疗损害赔偿的额度进行合理限制。
  • 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国际比较
  •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相关市场界定的方法、维度、权衡因素方面呈现出高度的趋同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充分表明了相关市场界定的相对客观性。我国应当深入地借鉴先发国家和地区在相关方面经验,进一步健全我国相关市场界定制度。
  • 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重构
  • 证明标准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指证明主体对案件事实及其他待证事实的证明所应达到的程度,是一个与自由心证密切联系的范畴。它不仅是衡量当事人是否切实履行证明责任的最低标准,同时也是法官根据既有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心证标准,是一个具有主客观双重性的法学概念。本文以证明标准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比较法的视角审视两大法系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特点以获取关于建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有益启示。最后在分析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所存在的问题的前提下,结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特征,提出在法定证明基础上的自由心证证明模式下,建立多元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 涉黑企业财产的处置探讨
  • 涉黑企业财产的处置是有效打击黑社会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国内外对涉黑企业财产处置的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我国目前涉黑企业财产处置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即完善我国财产刑的设置和财产处置的具体适用机制。
  • 行政权视域下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适用困境及应对
  • 尽管侵犯知识产权罪属于刑事规范,但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行政刑法本质决定了其刑事实体规范构建于行政规范之上,由此导致其司法适用程序受到了行政权的制约和影响。解决这一困境的路径是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确立刑事司法优位权,弱化行政权的影响与制约,确保刑事司法程序的顺利进行。
  • 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问题研究
  • 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的扩展是立法对风险社会的回应,也是经济犯罪立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近年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在大量增设经济犯罪罪名的同时,经济犯罪的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同时,出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预防社会风险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在经济刑法中设立抽象危险犯颇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基于维护经济秩序安全的需要,可以考虑在经济刑法中谨慎地规定过失危险犯。
  •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转型都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和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即从“国家、社射个人”模式转向“国家/社会、个人”模式,其实质是从国家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导致了刑事诉讼本质观、目的观、价值观、构造观和刑事证明理论的变迁,而这些观念和理论的变迁又反映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 李仁玉教授
  • 李仁玉,男,1961年10月生,安徽省太湖县人,现任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理事、
  • 北京市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九届律协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陆续组建完成
  • 2012年4月26日至28日,北京市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在北京稻香湖景酒店隆重召开。北京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王安顺,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司长杜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周正宇,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于泓源等出席大会。
  • 北京市司法局与市律师协会共同举办“榜样的力量——北京市律师 行业创先争优活动颁奖典礼”
  • 为了对北京市律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三年来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继续巩固和深化创先争优活动的成果,全面推进首都律师行业科学发展,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师协会开展了“北京市律师行业创先争优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活动,并在“七一”前夕举办“北京市律师行业创先争优活动颁奖典礼”,对获奖个人和单位进行了表彰:
  • [法治文化专题研究]
    弘扬中国法文化建立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李青)
    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齐延平 孟雯)
    [专题访谈]
    醉驾入刑诸问题新探讨(赵秉志 袁彬)
    [各科专论]
    精神损害赔偿绝非侵权法所独有(崔建远)
    保险本质和功能的法学分析(叶林[1] 郭丹[2])
    税务和解的正当性分析(颜运秋)
    论民法对单方法律行为的控制(李和平)
    “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规则中“第三人”范围的界定——以对传统民法形式逻辑的检讨为思路(李文涛[1] 龙翼飞[2])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研究(杨小军 宋心然)
    公益行政诉讼及其在我国的构建(于安)
    中国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立法探析(张湘兰 叶泉)
    论专属经济区刑事管辖权的行使(童伟华)
    《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与《销售合同公约》货物风险转移原则的牵连性与独立性(王淑敏)
    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法律监管问题探讨——以信息监管为视角(朱绵茂[1] 黄徐前[2])
    《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评析(范晓波)
    论我国民事庭审前程序的功能(胡晓霞 唐力)
    我国农民地权保护问题探析(韩学平 刘兆军)
    论平等权的一体保护(孙建国)
    [司法实践与改革]
    加班控制制度法律问题研究(王林清)
    刑事抗诉实证研究——以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的刑事抗诉案件为视角
    死缓变更死刑相关立法问题研究(郁勇 曹玉江)
    论危害结果与死刑的限制适用(彭新林[1] 周强华[2])
    从法的价值角度看共同隐私保护(戴薇薇)
    [青年法苑]
    防御性医疗的经济分析——兼评《侵权责任法》第63条(肖柳珍)
    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国际比较(丁茂中)
    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重构(曹恒民)
    涉黑企业财产的处置探讨(付其运)
    行政权视域下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适用困境及应对(肖扬宇)
    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问题研究(涂龙科)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孙锐)

    李仁玉教授
    北京市第九次律师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九届律协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陆续组建完成
    北京市司法局与市律师协会共同举办“榜样的力量——北京市律师 行业创先争优活动颁奖典礼”
    《法学杂志》封面

    主管单位:北京市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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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编:赵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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