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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海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
  •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海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为视角,分析论述了该省政务服务中心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全面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加强行政审批的阳光政务建设,强化权力监督制约,确保廉洁高效审批;努力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实行网上行政审批,全面提升行政审批的效率和群众满意度,初步形成了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海南模式”。
  • 我国信访制度的法治走向
  • 信访制度萌芽于建国初期党的群众路线,承担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性功能。到今天已经演变成一种解决纠纷、救济权益的重要制度。对信访的适用应加以限制,应该对人大与司法制度进行法治国家方向的改革,提高其政治地位,发挥其在表达利益诉求和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主渠道作用,逐渐压缩信访适用的空间,直至其成为正式制度的补充。
  • 裁量基准制定权限的划分
  • 关于裁量基准制定权限的划分,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从本质上来说,裁量基准是一种同时具有行政自制和规则主义两种属性的新型控权技术。过分提升基准的制定权限,可能与其行政自制的实质属性有所背离,过分放开基准的制定权限,亦可能与其规则主义形式属性有所背离。结合裁量基准的双重属性,较为理性的做法是在同时尊重行政自制和规则主义的基础上,将制定权限确定在省级行政机关以下、县级行政机关以上的闭合区间内加以分配,它本身亦源于行政机关的执法权,而不是立法权。
  • 论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概念与特征
  • 瑕疵证据已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由于某些研究过于强调“中国的司法国情”,过分追求实然效果,忽略了从证据法学的理论对瑕疵证据作出严谨的逻辑论证,从而导致有关瑕疵证据的基本定位出现偏差、概念界定不清、特征描述混乱。其实,瑕疵证据属于不适格证据中的一种形式,其主要解决证据能力问题,而判断证据能力的标准是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因此,证据的三个属性才是瑕疵证据研究的逻辑起点。
  •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审判认证方式探讨
  •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前案卷全部移送制度、庭前会议制度、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或机制的确立,会对刑事审判认证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应因势利导,积极探索完善认证制度,确立当庭认证为主、延迟认证为辅的认证模式。
  • 论我国诉讼协商制度的探索与构建
  • 诉讼协商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之后被其他国家相继借鉴,因其具有众多的优越性,一直到今天都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大量的诉讼协商因素,但是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规定,且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研究和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诉讼协商制度必将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被告人认罪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附条件不起诉、量刑建议、自首、坦白等制度的推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诉讼协商制度已呼之欲出。
  • 正当程序视角下侦查讯问程序改革
  • 正当程序作为指导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性原则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机理。包括权利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权力应当受到严格的制约和监督、程序本身应当符合人性的基本要求、程序运行过程应当有主体的参与、经由正当程序产生的结果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正当性的程序应当是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程序,等。在侦查讯问程序中引入和推广“三项制度”符合正当程序的有关基本原理,是侦查讯问程序正当化的必由之路。
  • “会见不被监听”律师职业伦理的挑战及应对
  •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中的“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应当理解为“在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侦查、检察和审判机关不得通过任何电子设备获取或者派员在场旁听其谈话内容。”“会见不被监听”在赋予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秘密自由交流权利的同时,对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提出了挑战。为保证辩护律师不滥用会见权,我国可以建立司法行政机关驻看守所监督律师会见制度。
  •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 中菲知识产权刑法立法比较研究
  • :菲律宾知识产权刑事立法采用混合型模式,有利于调节刑法典的稳定性与其对频繁变动的社会关系的适应性;罪名体系比较完整;原则上任何故意侵犯知识产权行为都构成犯罪,仅将犯罪目的作为个别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要素,并且该目的要素并非唯一的选项,相对而言比中国著作权犯罪“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要宽松;行为方式可谓形式多样、种类丰富,而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方式则比较狭窄;虽然都规定了一定的刑事门槛,但中国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等情节设置不科学,不利于司法认定;两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设置以短期自由刑为主,并设立罚金刑,有利于该类犯罪的惩治与预防,但在罚金数额的设定上,都需要借鉴限额罚金制与倍比罚金制相结合的方式。
  • 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之死刑究问
  • 制售伪劣商品犯罪毕竞属于非暴力犯罪,不应过分凸显死刑在防治这类犯罪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可以通过司法或立法举措剥离两种制售伪劣商品犯罪的死刑,使原本符合其死刑适用条件之情形转以相关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来论处,从而在避免造成社会震荡之前提下,架空甚至即行废止其死刑。
  • 我国弹性退休制度的法律规制探讨
  • 弹性退休的法律规制应该以人权理念导向的强制与自愿结合为目标,以公平基础上的分类设置、利益衡平下的可操作性为基本原则,选择最相适宜的立法模式,保障男女平等的劳动权与退休权,规定男女平等的退休年龄,合理确定最低及最高法定退休年龄,以及相应的法律救济方式。同时,要求公正、稳妥的法律规制程序,并有配套的制度与措施的跟进。
  • 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理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基础
  • 经济法自产生以来,就肩负着坚持社会责任本位,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其本质是强调国家从社会整体、长远利益出发,通过经济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促进市场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我国目前社会管理的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直接目标是社会稳定,且稳定是社会管理的基础。由此可见,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理论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之间存在契合之处。以社会责任本位的理念指导和主导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意义深远。
  • 我国村镇银行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可持续发展为视角
  • 村镇银行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的产物,它给农村金融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在规范发展的道路上也遇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需要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等多方面对我国村镇银行相关法律制度加以完善。
  • 食品安全监管视角下的民事责任制度研究
  •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缘于食品领域侵权行为的特殊性,要明确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核心是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判断规则。由于食品领域事故的多发性和损害结果的范围广、后果严重,所以在制度上确立连带责任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极为关键。
  • 立法后评估标准的概念、维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立法后评估标准对评估结论具有决定性影响。立法后评估标准是评估主体对正在实施的法律规范进行质量和影响状况评价所依据的准则或尺度。立法后评估标准涉及多种视角与维度,是应然与实然、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对立法后评估标准的设定具有主要影响的因素是评估主体和评估对象。
  • 利益平衡、规范协调与社会纠纷的解决——以一起城乡居民之间的冲突事件为例
  • 城乡居民之间发生纠纷的深层原因多是风俗习惯与法律之间的规范冲突,以及人们之间以不同社会规范为依据的利益冲突。这是我国社会发展中规范多元、利益多元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特殊现实,也是人们分析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立足点。因此,在由城市所主导的市场化、信息化向乡村强势推进的过程中,对农村居民仍在延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生活方式及利益诉求,社会应当给予必要的尊重与宽容,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与排斥。
  • 有缺陷的仲裁协议及其补救
  • 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础,仲裁协议有效与否直接关系着仲裁程序能否正常进行。有缺陷的仲裁协议是指仲裁协议中当事人约定的事项不清楚、不规范或内容不符合法律对仲裁协议的要求等缺陷。在仲裁实践中,有缺陷的仲裁协议随处可见。正如合同法的任择性条款是为弥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不足而存在,仲裁法也具有与合同法相同的功能,即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完善、有缺陷时,推定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弥补仲裁协议的缺陷。
  • 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主体适格性
  • 对于海洋资源共同开发的主体适格性,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就国内法层面,主体适格性应由各国的国内法进行规定;就国际法层面,只有主权国家具有共同开发的主体适格性。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即争议海域的开发与非争议海域的开发。对于非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主体资格由各国自行决定,而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中,适格主体为南海周边的六个国家,但由于南海的海域特征,并非所有的主体都有权对整个南海提出共同开发的要求。明确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主体适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不但可以排除南海区域外国家以及东盟干预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活动,同时也利于南海油气资源开发中各类争端的有效解决。
  • 外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经验及挑战
  •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各国环境司法出现一个新趋势,即环境司法专门化,环境案件被集中于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审理。这种纠纷处理模式的建立伴随着环境案件管辖权、环境纠纷审理规则、审判人员组成和知识结构、纠纷处理方式以及案件管理方式等的调整和创新。环境司法专门化有力促进了环境法的司法化,也促进了环境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但是环境司法专门化也面临许多困难及挑战,环境法庭并不是环境纠纷解决的唯一场所,也未必是最好的场所,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建立环境法庭及其运作规则。
  • 超越与突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兼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的构建
  •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的专门化和独立化只是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一体化的前提,未检职能的一体化,即未检业务的承办以实行同一办案组(或承办人)全程负责的“一站式”处理为原则,以特殊未检案件的“小分站式”处理为例外,才是未检业务一体化的核心和未检制度改革的关键。而由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原则所决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工作,实行由检察机关启动、委托司法局下设的社会矫正机构具体实施的方式,不仅合法,而且更为科学合理。而未检运行目标的社会化,则应当成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重构的方向。
  •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地位和职责
  •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具有刑事审判程序、对物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及无刑事定罪程序的法律特征。检察机关在该程序中作为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其权力性质仍属于公诉权,同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 引入ISO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检察执法规范化探讨
  • 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一环,是树立司法机关良好社会形象的客观要求,是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标准、高水平检察队伍的迫切需要。ISO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代表着国际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水平,在检察机关的执法规范化建设中,借鉴ISO的管理理念,探讨如何完善管理机制、规范执法环节,对改进机关工作作风、提升监督能力、提高检察工作效率,有着许多现实意义。
  • 检察机关群众工作的现实困惑与路径选择
  • 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是实现法律监督价值的内在要求、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治安腐败问题交织情况下群众工作艰巨性的增加,思想观念和利益需求多样化带来的群众工作复杂性的加大,检察机关要从查找执法理念和执法实践中存在的偏差入手,夯实思想基础,改进方式方法,提高工作素能,完善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机制。
  •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 困境与完善:论我国通缉制度
  • 通缉作为一项强制性措施,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能够有效地打击犯罪、防止犯罪蔓延、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当前,我国通缉制度面临通缉对象模糊、行使主体不明确、发布范围尴尬、撤销程序有瑕疵、救济机制缺失等困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能的发挥。因此,欲完善通缉制度,需要界定通缉对象、明确行使主体、调整通缉范围、完善撤销制度、建立救济机制等。
  • 侦查人员作证的制度困境
  • 尽管2012年我国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确立了侦查人员作证制度,但是就目前的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而言,我国侦查人员作证将面临一系列制度性的困境。首先,在缺乏传闻证据规则跟进的情况下,公诉人员凭借各种书面材料足以证明控方证据的合法性,因而根本没有必要提请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其次,尽管侦查人员应该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但是基于侦查人员的特殊性质,现行的证人作证制度尚不足以保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最后,在侦查人员存在各种思想顾虑以及侦查人力资源配置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目前的司法管理制度无法为侦查人员作证提供足够的支持。
  • 《北京公约》中的“非法运输危险物品”犯罪分析
  • “非法运输危险物品”犯罪是《北京公约》制定过程中最具争议的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是否超越了“民用航空安全”的限度、是否与其他公约类似规定保持统一以及是否明确了行为人的“知情条件”三个方面。与此同时,这一类罪名涉及到与国内刑法衔接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基本能涵盖公约中非法运输危险物质的犯罪种类。但是,当前《刑法》一方面缺乏对“核材料”等概念的明确界定,另一方面“危险物质”种类与公约存在一定差异——难以涵盖生产特殊裂变物质的设备、材料或生化核武器的重要设备等物品,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
  • 法律监督职能与化解社会矛盾关联性研究
  • 法律监督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检察职权,与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系统工程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从价值追求、根本属性、机制运作等方面审视,法律监督职能在实际履行中与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还不相适应,需要从执法理念、执法机制、执法效果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
  • 浅论刑事诉讼的价值与目的
  • 刑事诉讼价值与刑事诉讼目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正确、科学地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以及各自内部的逻辑关系对立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存的刑事诉讼程序在控制犯罪、保障人权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要求也不断增强。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价值与目的应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完善。
  • 法学人物 刘隆亨教授
  • 刘隆亨生于1936年8月,湖南祁阳人,从1958年-198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政策研究室、法律系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为北京联合大学资深教授,是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早年表彰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两次被政府评为市级先进工作者,现任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法学杂志》顾问。
  • 北京市刑事侦查学研究会简介
  • 北京市刑事侦查学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7月,2006年7月,经北京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办公室批准,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团法学会。目前有个人会员651名,单位会员41个。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会员来自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干警,还有来自军队系统的官兵和大专院校的师生。刑侦学研究会秘书处为常设办事机构,办公地点为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半步桥街44号A座1211室、1212室。
  • 北京国际法学简介
  • 北京国际法学会建立于1997年,是在北京民政局正式登记的学术团体,名誉会长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大法官,会长是北京大学李鸣教授,常务副会长是中国政法大学梁淑英教授,另有副会长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3人,常务理事50人、理事100人。学会有会员200余人,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首都数十所高等院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外交部、商务部、公安部、人民法院等政府机关、司法机关和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法学专家、学者、官员和法律工作者。
  • [行政法研究专题]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海南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李林)
    我国信访制度的法治走向(姬亚平)
    裁量基准制定权限的划分(同佑勇 熊樟林)
    [刑事诉讼法研究专题]
    论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概念与特征(周欣[1] 马英川[2])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审判认证方式探讨(陈伶俐 陈杰)
    论我国诉讼协商制度的探索与构建(李钟[1] 金霞[2])
    正当程序视角下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夏红)
    “会见不被监听”律师职业伦理的挑战及应对(陈学权)
    [法治文化]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孙季萍)
    [各科专论]
    中菲知识产权刑法立法比较研究(肖中华 付晓雅)
    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之死刑究问(阴建峰[1,2] 付丽凌[1,2] 姜勇[1,2])
    我国弹性退休制度的法律规制探讨(夏利民)
    经济法社会责任本位理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基础(王雨本)
    我国村镇银行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可持续发展为视角(李蕊)
    食品安全监管视角下的民事责任制度研究(朱珍华[1] 刘道远[2])
    立法后评估标准的概念、维度及影响因素分析(王称心)
    利益平衡、规范协调与社会纠纷的解决——以一起城乡居民之间的冲突事件为例(魏小强 刘同君)
    有缺陷的仲裁协议及其补救(侯登华)
    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主体适格性(张丽娜)
    外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经验及挑战(李挚萍)
    [司法实践与改革]
    超越与突破: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兼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诉体系的构建(田宏杰[1] 温长军[2])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地位和职责(时延安[1,2] 孟宪东[1,2] 尹金洁[1,2])
    引入ISO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检察执法规范化探讨(潘松萍 朱临)
    检察机关群众工作的现实困惑与路径选择(陈绍纯)
    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张翠松)
    困境与完善:论我国通缉制度(王秋杰)
    侦查人员作证的制度困境(王超[1] 牛向阳[2])
    [青年法苑]
    《北京公约》中的“非法运输危险物品”犯罪分析(张君周)
    法律监督职能与化解社会矛盾关联性研究(谭泽林)
    浅论刑事诉讼的价值与目的(孔红波)

    法学人物 刘隆亨教授
    北京市刑事侦查学研究会简介
    北京国际法学简介
    《法学杂志》封面

    主管单位:北京市法学会

    主办单位:北京市法学会

    主  编:赵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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