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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唐代民事法律主客体与民事法源的构造
  • 从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契约文书中,可以概括并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唐代民事主体、客体和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唐代民事主体是一不同类别的多层次结构,这一结构是相对开放的等级社会在民事法上的投影。民事客体由物、人(奴婢)和行为三类组成。民事法源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并以礼(理)为指导,各种法源因此具有相通一致之处。
  •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形上智慧——说明立法的合法性
  • 中国古代在法律和法律解释中,对法律合法性的阐述被置于对“天人”之关系的追问中,及“通古今之变”的追求中。中国占代追求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调整中人们的“身心之和”,通过两造的道德内省实现对两造的道德约束。“求实质公平”为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结果旨归。
  • 谈《庄子·天道》中关于裁判方法与司法调制的几个问题——兼议先秦道墨两派裁判逻辑之争
  • 在现今裁判方法的研究中,传统方法论鲜受重视。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充分展示了《天道》所含原省模型乃传统裁判理论的核心,呈现了道墨两派判案逻辑的不同,及道家批评墨家的原因,揭示了道家反对机械的逻辑实证手段,以求索“法意所随”达到个案公平的合理性。展示了道家以司法调制取得客观认识的基本模型。
  • 沈家本的历史法哲学
  • 沈家本的历史法哲学可以用三个短语表述,即“权时应变”,“融会贯通”,“保守经常”。其目的在于建立起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特色的西方化的法律体系。他认为,对传统法律既要有所保留,更要大力变革;对西方法律既不应也不可能全盘移入,更不应也不可能拒之门外。其历史法哲学表现出稳重性、建设性、时代性、进步性的思想特征。
  • 中国古代刑官的权力解析——法律人职业化的历史透视(三)
  • 中国古代的刑官群体在身份上都属于国家官吏,身份的复杂性远远低于现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可以被称之为“权力的共同体”,但权力的内容、结构、分工、内在的运行机制等则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探讨古今中西之别,会给当代中国的法律职业发展带来重大的启迪。
  • 主流范式的危机: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整
  • 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合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方法来评价法律权利的不同分配所带来的一致性和效率,其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有关原理,包括“普通法的效率假说”及其中所包含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主流法律经济学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是缺乏对政治过程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忽视了政治过程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法律决策中的重要影响。为了弥补上述缺陷,应当建构一种“法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范式”。
  • 社会转型与法律制度创新研究:“发展中法治”图景的描绘——问题的由来与研究进路
  • 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虽然可以从多个角度人手,但其中社会转型是一个颇有意义的独特视角。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便开始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尽管其中经历了各种挫折甚至倒退,但人们仍渴望通过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与进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场持续了百年的社会变革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关键阶段,体现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学术界对这一变迁也有了学术自觉。广大知识人都开始有意识地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和立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社会转型”成为了学者们描述、界定和揭示这一时代特征的普遍用语.但法学界的话语仍然显得比较微弱。法律制度创新不仅意味着政治法律的成功转型,而且也是社会转型目标最终实现的标志和保证。“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法律与社会研究”课题组从法学理论的几个不同方面,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性意见和观点。
  • 反思与——也说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超越制度创新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 有些重要的历史年头和历史事件是我们不应忘记的,譬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8年的百日维新,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等等。这些年头乃是历史转折的重要标志——它们意味着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华夏文明遭遇亘古未有之巨变的必然,意味着这场巨变的深度与广度,意味着这场巨变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
  • 制度创新与最佳政制——对革命、政治共同体与宪政的一个初步反思
  • 近年来,关于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的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开始关注并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和立场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实践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开始试图从理论的层面总结近二十年来社会变迁的经验和模式,以便能够指导新的制度创新。
  •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法哲学立场——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之划分谈起
  • 对我国社会进行类型学划分并纳入西方古典社会理论考察的研究者之一是费孝通先生。他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迪尔凯姆的话说:前者是‘机械的团结’,后者是‘有机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 从“臣民”到“公民”了吗?——兼论话语符号对社会转型的意义
  • 近代伊始,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制度道路成为思想界和实践界的核心问题。尽管存在多种方案,但今日中国已选择宪政作为制度创新目标,对此应无太大争议。中国近百年来持续进行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伴随多部宪法文本生产的过程。特定的宪法文本应该可以集中或部分反映特定时期的中国知识界、政界的所思所想。
  • 司法解释对社会转型的反映——以1994-2002年予以废止的六批司法解释为对象
  • 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控器,根据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制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修改或废止。通过分析一定时期法律的修改和废止,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轨迹。在我国,由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司法解释,与法律在内涵和应用上有着内在的一体性。因此,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已废止的主要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方向。
  • 皇帝的新衣?——意大利行政法中的“合法利益”简析
  • “合法利益”是意大利公法领域中对公民权利进行保护的重要概念,是提起诉讼的重要事由。“合法利益”的内涵和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当事人依据“合法利益”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也在司法实践中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
  • 论刑法解释中的利益相关性
  • 刑法解释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利益的影响。刑法解释主体,解释案的请求者,解释对象所代表的不同利益,解释结论具有不同的烙印。刑法解释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取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构之间的冲突,出现人权保障和法益维护等刑法不同机能的冲突。因而必须确保不同机能的平衡,促进刑法解释过程中的参与民主性。
  • 论定罪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解读刑法理论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
  • 我国定罪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以我国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为基本逻辑支撑点,是犯罪成立条件体系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因此,其与在犯罪本质论层面上所出现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无内在的逻辑关系,也不是对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缺陷的扬弃。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是关于犯罪本质为何物的理论争论,因此不应在犯罪成立条件层面上对它们进行解读。定罪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是静态的要件之统一,而是定罪过程中复数主体间的共识。
  • 契约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研究
  • 契约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始终贯彻契约法的发展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两者的地位并不相同,它们更多的从属于政治、经济等要求。两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融合的关系。主要的民法典文本或契约法文本没有任何一个完全贯彻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我国未来民法典也没有必要在两极之中选择一个,而是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
  • 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界分
  • 奥斯汀以来的法律学人,虽试图在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之间踩出清晰的路径,却终未获取如意的结局。迄今,无论英美欧陆抑或中国学界,仍然普遍混淆两者的界限,以致把不是法的东西视为法,把未然的法和已然的法、可能的法和正式的法混为一谈,在法律生活中就经常淡化法和非法的边界并由此遁离法治原则。历来法学流派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现在对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取不同态度方面。然而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的确不容混淆,它们本是两种事物,内涵两种价值,代表法的形成过程中两个不同阶段和表现形态。
  • 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与特征
  • 司法具有公信力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公信力的概念本身蕴涵着信用与信任两个维度,同时还具有公共权力的属性。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具有权力运行与受众心理两个维度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司法公信力具有三种基本类型:权力威慑型、理解型、认同型。司法权的内在运行与社会公众的心理认同达到高度契合的状态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类型。在理想类型下,司法公信力具有主体交互性、开放性、制度件、资源性与合法性等特征。
  • 法律本体的人文主义基础论析
  • 法律的起源与人类趋向文明的脚步有着不解之缘,也就是说,一定意义上,法律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人类本性的产物,有其坚实的人文基础,并持续于人类文明的岁月递嬗之中。直言之,以人为中心旨归的人文主义旨趣构成了法律的基础,法的经丝纬线均交织在整个人文主义的织锦之中。
  • 智慧之旅 行者无疆——《法律文化史谭》评析
  • 《法律文化史谭》不仅是该书作者多年学术成果的一次汇总与检视,书中各具体选题上的匠心独具、论证上的细致入微以及蕴涵的新观点、新结论等都值得我们用心体味与认真对待。
  • [法律文化研究]
    唐代民事法律主客体与民事法源的构造(张中秋)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形上智慧——说明立法的合法性(谢晖)
    谈《庄子·天道》中关于裁判方法与司法调制的几个问题——兼议先秦道墨两派裁判逻辑之争(周兴生)
    沈家本的历史法哲学(高积顺)
    中国古代刑官的权力解析——法律人职业化的历史透视(三)(任喜荣)
    [法律经济学]
    主流范式的危机:法律经济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整(张建伟)
    [笔谈]
    社会转型与法律制度创新研究:“发展中法治”图景的描绘——问题的由来与研究进路(付子堂)

    反思与——也说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超越制度创新与和谐社会的建立(赵明)
    制度创新与最佳政制——对革命、政治共同体与宪政的一个初步反思(王恒)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法哲学立场——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之划分谈起(熊毅军)
    从“臣民”到“公民”了吗?——兼论话语符号对社会转型的意义(赵树坤)
    司法解释对社会转型的反映——以1994-2002年予以废止的六批司法解释为对象(谢宝红)
    [部门法哲学]
    皇帝的新衣?——意大利行政法中的“合法利益”简析
    论刑法解释中的利益相关性(林维)
    论定罪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解读刑法理论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郑军男)
    契约中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研究
    [理论纵横]
    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界分(周旺生)
    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与特征(关玫)
    法律本体的人文主义基础论析(杜宴林)
    [学术书评]
    智慧之旅 行者无疆——《法律文化史谭》评析(高尚)
    《法制与社会发展》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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