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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安提戈涅》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
  • 西方学者对于古希腊著名悲剧《安提戈涅》的法理学或法理学意义的解释在当代中国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三种,但都有缺憾,且在其中也显现出中国学者在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反对本质主义,坚持语境化进路来解读文本,关注细节,进行多视角的理解和反思,将会避免借助第二手资料做出一种教义化的概括。同时,关注不同文化或学术视角和思路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可在阐释学意义上拓展我们的视野。
  • 论法律形式合理性的十个问题
  • 法律制度的理性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实质合理化,一为形式合理化。法治原则在司法领域必然意味着形式合理性的优先,即,在司法过程中,当个案处理结果的实质合理性与法律本身的形式合理性可以两全时,司法者应当而且必须兼顾这两种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同时实现个案中的实质合理性与法律的形式合理性;然而,当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发生不可两全的矛盾而不得不有所牺牲时,司法裁判则应当以优先实现形式合理性为原则,以牺牲形式合理性为例外。无论是对于持有社会本位价值观念的人们而言,还是对于持有个人本位价值观念的人们而言,只要他们遵循理性的指引来选择达成目的的手段,以优先实现形式合理性为原则、以牺牲形式合理性为例外的司法公正,都是唯一合理的选项。
  • 权利思维的另一面
  • 严格说来,全球范围(中国尤甚)内的对权利的学术理论研究对于权利的现实性或者权利的社会实用性相对较为忽视。两位美国学者史蒂芬·霍姆斯和卡什·R·孙斯坦撰写的《权利的成本》一书则是力图改变上述缺憾的一部力作。书中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的权利思维路径对我们关于权利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构设与操作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 发展权的后现代法学解读
  • 发展权是新一代人权的重心,然而发展权并不为西方国家所认可。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的立意和方法论,从后现代法学的视角对发展权进行解读并对其权利属性、权利重心地位加以证成;指出发展权是超越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进而证明发展权是后现代人权的基本形式;在这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权是后现代人权法的权利重心,是后现代法学视野中人权实现的必由之路。
  • 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分析
  • 法家有其独特的重刑思想的逻辑。以“民性”、“民情”为法家重刑理论的归宿,基于人性发展起“以刑去刑”的理论,着眼于轻罪重刑。法家总是把“富国”放在首要地位,否定了“富民”、“足民”的意义,只是单纯使用重刑。法家讲求“胜民”、“制民”、“弱民”,高度发达了告奸理论。法家重刑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被说成是善良的,是基于“爱民”、“亲民”而达到“利民”的。法家的重刑思想到秦灭亡前夕,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致使其二世而亡。
  • 古代祭祀礼仪的法律规制与文化内涵
  • 中国古代祭礼,历史悠久,内容宏富,颇具特色。其程序之复杂,仪节之细致,规矩之严格,场面之宏大,也堪称一绝。它位居“五礼”之首,是古代礼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其秉承“神道设教”的宗旨,蕴含“天人合一”的观念,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世俗化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 古代中国“天学”视野下的天命与法律价值革命
  • “天命”是古代中国“天学”中的一个极重要范畴。在“天学”视野中,“天命”观突出表现为“可知不可改”和“可知可改”两种。二者虽互为交叉,在古代中国却有不同的主流时段,并在法律价值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目和内容。殷商之际由天象昭示的天命发生转移,法律价值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革命,即从“非人性”转向“人道性”。特别是天学视野下天命观中的“天德”之本,即“民之所欲,天必行之”的思想,使得法律价值于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尊重有了理论甚至实践上的终极表达和保障。
  • 最高法院出版物:功能解读与成因分析
  • 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方式和技术手段,最高法院的出版物通过承担一定的功能(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对于最高法院审判职能以及其他延伸职能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反馈的信息来看,最高法院出版物的积极效果较为明显。最高法院出版物的生成及其规模化运作,同中国特定的政治控制模式、法院管理体制和法院制度的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最高法院出版物的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与审判独立原则存在矛盾和冲突。虽然如此,最高法院出版物仍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
  • 再论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一种基于“方法论”的扩展性思考
  • “类型化”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思考方式,并未引起刑法学界的应有关注。与概念式的思考不同,类型化的思考是一种同时容纳了归纳与演绎两种流程的双向度思考,是一种“中等抽象程度”的思考,是一种开放性的思考,是一种关系化的、结构化的思考。类型化思维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使得我们对刑法中的诸多难题获得了更具说服力的认识和理解。
  • 立法责任引入我国宪政制度建设之思考
  • 立法责任制度是保证各位阶立法质量的预防性机制,也是为公民提供救济的一种制度性保障。立法责任在性质上属于法律责任,其法理基础在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立法责任的成立需要具备一定的要件。在我国的宪政制度中有必要引入立法责任制度。
  • 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哈贝马斯解决法律合法性问题的一个尝试
  • 通过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与当代“福利国家实质法”两大主流法律范式的分析、解剖,哈贝马斯指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法的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必须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一个合理的民主程序即沟通程序的建构,建立起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通过平等的交往对话,实现法的事实性与有效性的统一。
  • 知识:开放与封闭——《知识与法律》序言
  • d眼前的这部文集《知识与法律》,与其他论文集相比较,其独特之处在于:第一,它所辑录的乃是一些论者根据特定安排、针对若干特定文本、在认真阅读的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性书评;第二,除了这些学术性的书评文字以外,它实际上还记载着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一个由年轻学子组成的读书团队——第一期“小南湖读书小组”——的胎生、成长、困顿和进步的全部过程。
  • 一般法理学的“乌托邦”——述评《全球化与法律理论》
  • 全球化对传统法理学体系结构的封闭、研究对象的狭隘和理论视角的片面提出了挑战。特瓦宁教授提出要复兴一般法理学,为描绘世界的总体法律图景提供适当的概念工具,为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审视法律现象选取有效的观察视角,为提炼和概括超越特殊法律文化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探求实际可行的道路。尽管他的理论设计是完美的,却难以付诸法理学研究的实践。
  • 全球化时代的法哲学——第22届IVR世界大会综述
  • 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第22届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全球社会中的法律与正义”。大会讨论了全球化与法理学的变革、全球化与法治、全球化与民主、全球化与宪政、全球化与正义、全球化与人权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法哲学的轮廓。
  •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综述
  • 如本次论坛的发起者张文显教授所指出的,自1978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国法学日渐清晰地展露出它应有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也日渐充分地显豁出它内在的矛盾和缺陷。在中国和世界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时代挑战的今天,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法学研究,深入反思中国法学的知识形态、理论范式、概念结构,检讨中国法学2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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