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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法治宣言 法学文献——十七大报告的法学解读
  • 胡锦涛同志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以下简称“十七大报告”)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描绘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继承、丰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文献。透过法治和法学的视窗,十七大报告也堪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光辉文献。
  • 从“四个维度”理解科学发展观
  •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地位和意义,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指出了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四个坚持是科学发展观的新内涵;提出了基本路线、和谐社会、改革开放、党的建设四个要求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价值巨大。我认为,要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实质,至少要从政治的高度、系统的深度、世界的广度和方法论的角度等四个维度来理解。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发展道路
  •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对近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做了全面而深人的总结。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普遍性结论当然适用于法制建设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制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
  •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 教育刑理念的彰显与背离:近代中国假释制度考论
  • 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的最后环节,行刑法律的运作直接关涉刑罚功能与目的能否实现。假释作为行刑制度之一,其运作效果是刑罚观念的集中体现。近代以来假释制度完成了由恩典到权利的制度转化,因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假释制度在清末刑事立法中虽然得以确立,却未能实践。其后的立法与司法虽对于假释制度有着较多的践行,但民众的法律情结却仍停留于报复惩戒,教育刑理念仍然未能深入人心,法律观念、法律文化的转型任重而道远。
  • 试论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
  • 指导性意味着权威性和一般性;指导性案例目前在我国其实是一种非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作为一种法律渊源它既具有形式合法性,也具有实质合法性。作为非正式的法律渊源,它具有辅助性,即效力上的说服性和参考性、功能上的从属性、效力位阶上的次级性和产生方法的有限性。为了保证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需要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确定选择指导性案例,注重判决中所确立的法律观点或对有关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以及对该观点或该方案的法律论证;应当采用“一元、二级、多层次”的案例制作、确定与选择体制,编辑出版新型的具有统一性、普遍性、系统性和便利性的指导性案例汇编;应当鼓励、引导对指导性案例的规范性使用。
  • 案件事实,还是叙事修辞?——崔英杰案的再认识
  • 作为审判依据的案件事实并非纯然得自证据,而是一种在修辞中完成的故事。证据所能得出是零散的、片段化的事件,事实则是情节化、戏剧化的全景叙事,根据相同的证据和已经获得确认的事件,可以形成不同的事实文本和判决结果。崔英杰案提供了一个细致的实例,展示出解释、挑选等修辞手段在案件审理中形态和作用,以及最终的情节化、戏剧化的案件事实如何得来。更进一步,修辞并非仅仅是语言的装饰或者说服的手段,实际上修辞本身就是事实的建构,而不同的叙事文本背后又隐含着修辞者的立场抗衡。
  • 回到中国——转轨经济法的存在及其价值
  •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法抛弃了早期的计划经济法范式,转向西方寻求资源,形成了市场经济法范式,认为经济法是弥补市场缺陷之法,而当下中国还处在计划权力经济向市场法治社会转轨过程中,中国的问题不是市场高度发达到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缺陷,而是市场发育不全,经济发展处处受到权力因素的掣肘。市场经济法范式与转轨现实脱节,存在严重的正当性危机。如果要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经济法学的回答是:回到中国,回到转轨现实。中国经济法学需要也正在进行第二次范式转换,转换到转轨经济法范式,推动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轨。
  • 论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 国际私法的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注重相关实体法的具体内容,而不像形式主义法律选择方法那样强调立法管辖权的选择。12世纪意大利后注释法学派代表人物阿尔德里克的“结果选择理论”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早期形式,20世纪美国著名冲突法学者利弗拉尔的“较好法律说”则是实质主义法律选择理论的典型代表。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法律选择方法的对立的实质在于法的确定性与公平性之间的矛盾。在调和两种价值追求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德国1999年《民法施行法》修正案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相比更加有效。
  • 论国际法上的国家身份建构
  • 国家不仅是一种建立在实效性原则上的实体,也是一种国际主体身份的建构与认同。国际社会里的共识观念、秩序和规则对国家身份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在现代国际社会里所逐步形成并可把握运用的主要是一些基本的框架和原则。而建立在客观基础上博弈互动的承认则对国家身份建构具有重要的构成性质、意义和作用。国家作为一种主体身份是可以独立存在和传承、延续的。因而,把实效性要素与主权要素等非实效性要素相结合的国家身份建构是恰当合理的,国家身份的建构不能简单地依靠国际法规则的制订与完善,它只能是在一定的国际法框架、原则基础上由各种因素复杂博弈而成。
  • 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中的数学因素
  • 数学思维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西方文化逻辑就主要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体系之上。由于西方的数学是演绎数学,具有形式化的特点,所以,建立在演绎数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逻辑便具有注重形式化的特点。西方文化逻辑对西方文化中的所有学科都有影响,法律也不例外。西方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演绎数学的基础之上,所以,受思维方式影响的西方法律也必然具有形式化的特点,即注重法律形式合理性。由于数学是理性的化身,所以,近现代西方法律理性化的结果使法律得到了数学理性更深的改造。数学思维虽然不是近现代西方法律形式合理性形成的唯一影响因素,但无疑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 侵权法的经济学理论:一个思想史的札记
  • “法律与经济学”理论运动在4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当今美国主流法学流派之一,这在法律思想史上实属罕见。法律与经济学对法学和法律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通过以“思想史的角度”对法律与经济学之“侵权法理论”展开讨论,重点表现在科斯的成本理论、卡拉布雷西的规则理论和波斯纳的侵权法经济分析理论。
  • 正义、文明传承与后代人:“代际正义的可能与限度”
  • 代际正义是一种新的社会正义形式。现在法学各个学科后代人权利、代际公平原则、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迫切需要使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于代际正义的概念、特征和要素进行明确的界定,以使法学研究能够在一个清晰和确定的学术范畴基础上展开,避免由于对代际正义理解不同而造成理论上不必要的争议。
  • 财政分权制度模式比较与中国的选择
  • 经过对相关国家财政分权实践的考察,可以概括出财政分权的制度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对称型和非对称型。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复杂化的现实背景下,两种制度模式存在融合趋势。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国家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应该选择非对称型作为未来财政分权的制度模式。
  • 反思欧盟制宪实践——哈贝马斯式的视角
  • 在质料意义上而言,欧盟已经存在有宪政雏形。哈贝马斯认为,制宪将会促成欧洲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大辩论,为各国协商对话和沟通创造契机,产生政治公共领域,培育共同政治文化。文章指出,一部形式和规范意义上的欧盟宪法是社会治理系统工程的开端和象征,代表着一种新秩序,无论是在欧盟内部还是在世界舞台上。
  • 法治理想主义与法治现实主义——读《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有感
  • 在法治理想主义路线中,中国民间组织的法治意义被描绘成如下一幅法治秩序的生长图景: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互动中,多元化的民间组织通过协商、谈判参与立法实践,形成被共同认可的、且对国家法律有支撑和补充作用的“民间法”。法律运行方式亦从全能独断式向参与、协商式转变。然而,如此一幅民间法律治理的理想图景却遭遇到现阶段中国民间组织生长艰难的挑战。与法治理想主义以理想性立场为核心的分析进路不同,法治现实主义更关注法治现实进程及其制约因素,在民间组织等相关问题上,更强调分步推进战略,谨慎寻求得近期行动的可行性及其与远期行动之间的协调与衔接。由此,在几个重要方面形成了与法治理想主义不同的理论特点。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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