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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法律道德性:法律,抑或道德?
  • 富勒在批评哈特的承认规则不足以作为法律权威基础时提出了“法律道德性”这一概念。法律道德性内含于法律的内在目的。法律的内在目的决定了一个法律制度存续的基本条件,因而这八方面要求实际上构成了法律之所以是法律的基本要素。法律道德性在实践运用中有“义务德”和“愿望德”两种形式,前者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法律的创造和管理过程,后者则作为法律创制者和管理者的角色道德发挥作用。法律道德性在性质上既是法律,又是道德,在法律实践中它同样既以法律又以道德的形式规范着法律的创造和管理过程。
  • 正当性与合法性概念辨析
  • 正当性概念是法哲学、政治哲学的总概念。在这一总概念之下,证成性与合法性概念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实践价值。在西方思想史上,“证成性”强调法律或国家的道德上的优越性,应理解为正当化的一种进路,是正当性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与社会学意义上公众对法律或国家的认可、遵从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正当性概念。从正当性到合法性是法哲学史上最具深刻意义的转变,“合法性”概念应在狭义上使用,可视为正当性的一种变体,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对立统一是现代法律制度重要特征。尽管在现代社会正当性通常表现为合法性,但合法性与正当性概念不可混淆,更不可互相代替。正当性概念完整的结构、独特的性质、不可替代的功能,使它有理由成为法哲学的核心概念。
  • 自然法思想的起源和它的形而上学本性
  • “自然”和“是”在西方语系的词源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自然法思想必须在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来思考。古希腊人对Themsis、dike、nomos和physis之间复杂关系的思考提供了自然法理论的思想来源。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思想家对它们进行了卓越的思考。并由晚期希腊思想家斯多各学派,特别是西塞罗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
  • 对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透视——以它们成败得失的原因为对象的比较
  • 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有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不仅深入历史还在影响未来。从双方的目标和效果来看,古代日本是相对成功的,著名的律令时代即由此而来;晚清模仿日本变法修律,对国家来说虽不可谓失败,但对清廷来说却是失败无疑的,其间的因素纷繁复杂。从时空、背景和人物三个层面对此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各自特定的条件下,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成败得失自有其因。这对我们正确理解和评价唐与清末中日法律文化的交流,以及更好地开展当下法律文化的移植均有启发意义。
  • 革新法治的孝公难题
  • 古今中外的法治类型可以概括为“守成法治”和“革新法治”。《商君书·定分》中的“孝公难题”提出了革新法治建立的三个基本难题:革新立法的溯及既往、法治权威的时不我待和执法官员的违法乱纪。当代中国与商鞅变法时期面临的相似的现代性挑战和制度建设目标,使得理解、思考和回答孝公难题对于当代法治理论的建构和法治实践的发展具有了重要的学术意义。
  • 礼仪犯罪初探——以明律为中心的研究
  • “礼仪犯罪”是中国古代律典中客观存在的一个罪类,是传统的“礼仪之邦”礼仪规范法律化背景下的一个特有现象。明代的礼仪法与礼仪犯罪制度相对成熟,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一定典型性;明律的结构变化,也为礼仪犯罪的初步探讨提供了便利。
  • “安提戈涅之怨”与中国亲属拒证权的缺失——法的人伦精神解读
  • 本文通过对中西亲属拒证权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从自然法则和中人标准两个角度探究了法的伦理品格,并基于此,提出了人伦精神应该自始至终地融汇于法律之中、成为其道德支撑力的命题。
  • “法”义追寻
  • “法”最初为“刑”之一种,即流放。作为刑罚,其本身就含有惩罚与遏止两重含义。“法”字从“水”,“水”既是一种惩罚的手段,同时又作为永恒的象征。《说文解字》说“平之如水”,强调的是“法”的规范统一特性,而不是其公平性。“法”字的含义经过了“刑”、“刑赏”和以刑赏为保障的各种社会规范三个发展阶段,其完备时期是在战国时期。
  • 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理论的解构与建构——以人为本为视角的考察
  • 无庸置疑,当代中国法学的众多发展理论和思潮为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带来了学术上的繁荣和进步,推动甚至引领了中国法学的发展。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本着解决现实需要而产生的法学,由于核心价值或理念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和远离,而在根本上呈现为一种对策式发展理论,由此,法学发展无疑也就成了冒险的尝试。为了中国法学的健康发展,当代中国法学发展理论必须植入以人为本的理念。当代中国法学也必须围绕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进行相应地重构。
  •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法学求解
  •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命题被称作“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这同对马克思所有制思想的误读有关,更与后人的思想僵化相连。要破解这一命题首先要进行财产法理论的创新,即以“物权二元结构论”和“物权法双重结构论”作为“命题”求解的理论基础,并按“共同所有、分别占有与个人所有”的三重结构来构建实现公有制的具体制度。只有这样,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才可能是一个有解的命题。
  • 行政自制——探索行政法理论视野之拓展
  • 传统行政法理论将对行政权的控制限制在外部主体上不免有失偏颇。若要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形成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协调关系,需要进一步开拓行政法理论的新视野,探索以政府自身为控制主体的行政自制。行政自制是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包括自我预防、自我发现、自我遏止、自我纠错等一系列下设机制,其首要的功能指向在于弥补以单纯的他制为手段的制约模式的诸多不足,完善行政权的控制机制。在基本理论上,社会学、伦理学和文化基础三个方面均能为行政自制提供支撑。重要的是,行政自制与他制之间是互补而非排斥的关系。
  • 权利义务的发展与法治国家的建构
  • 权利义务既是分析法律问题的逻辑线索,也是分析社会关系的基本线索。无论法治国家还是和谐社会,均须厘定什么是公民的权利,什么是公民的义务,并健全权利一义务文化观念。从演化脉络上看,公民权利已从自由权中心转向福利权保护,公民义务已从自然义务转向社会义务。其中,公民权利与利益的区别、权利的复杂化和过程化趋势、公民基本义务的设定理由等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只有厘定公民真正的权利和义务,才能真正保护人权,真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构。
  • 论美国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的司法审查
  • 美国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日益受到了白人社会的挑战。自1978年巴克案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坚持判定肯定性行动合宪。在2003年的密歇根大学肯定性行动录取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判决判定法学院的入学政策合宪,肯定了肯定性行动有助于大学实现学术多元化目标。司法审查对肯定性行动的支持,实现了实质平等理论、体现了司法保护少数人权利和对代议制民主的补强功能、维护了美国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而且通过司法实践,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了高等教育肯定性行动的严格审查基准和三阶段步骤的制度。
  • 法律论证及其在法律方法体系中的地位
  • 作为当今法学研究的新领域,法律论证具有目的性、论辩性、交涉性、合理性、实践性等特征。法律论证既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也是一种职业技术与法律方法,因而法律论证一般被定位为一种法律方法。法律论证体现了当代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如何将法官做出的判决予以正当化、合理化,已经成为当今法律方法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法律论证充实并扩展了现今法律方法的内涵,法律论证范式在整个法律方法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 对我国诉讼时效期间的多维反思
  • 我国《民法通则》确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及其起算方式,并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无法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目标,是应予修正的。诉讼时效制度私人视角的缺失、不良信用环境的现实背景、权利人为中断时效的沉重证明负担、法官自由裁量带来的对确定性的损害造成我国现行法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及其起算方式的危机,而《德国民法典》在2002年的转变并不能够为此提供足够的辩护。我国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应当采取相对较长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加“客观”起算方式的模式,并同时作为例外规定各种较短的诉讼时效期间。
  • 人民调解的现代定位: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第三领域”
  • 人民调解是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相对于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来说,人民调解是国家正式权力与民间非正式权力之间的中间地带,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汇与互动,是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第三领域。纵观人民调解的历史变迁,从政治功能逐渐向社会功能转变是其发展的主要特征。人民调解的未来定位应该是纠纷解决机制第三领域中国家与社会纠纷解决权的良性互动。
  • 论本科法社会学教学的课程安排
  • 中国法社会学课程设置历史较短,目前可供选用的法社会学教材也存在着种类少、内容不充分以及未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等问题。通过对英美法社会学课程安排的考察和借鉴,中国本科法社会学教学可以进行如下创新型的课程安排:首先,使法社会学课程的内容集中在探讨“法律”与“社会”的性质、范围及其关系上。其次,发展一种足以统领已有理论的视角。再次,确定课程目标是帮助学生培养对法律问题所反映的更广阔的社会事务和人生问题的洞察力。最后,依托现实中重要的法律现象组织课程内容。
  • 《法制与社会发展》投稿要求及注释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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