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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
  • 事务主义与官僚主义:谢觉哉论“躬亲庶务”与“委任责成”——写在《权力场——中国人的政治法律智慧》7版之际
  • 谢觉哉将“躬亲庶务”与“委任责成”这一古老的话题,转换成当时革命队伍中通行的事务主义与官僚主义等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使其与我党当时进行的领导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系统而自觉地对古代政治法律传统作了有价值的反省和发挥,将其与现实贯通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创举;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谢老并不拘囿于自己最初贬低“委任责成”的看法,而是在实践中转而肯定“委任责成”的价值和功能,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升了自己的认识,表现出追求真理的严谨学风和工作作风;谢老是我党注重领导方式问题研究与实践的先行者和实践家。
  • 法治秩序的私法文化基础
  • 近20年来,我国的法治进程不断推进,但是冷静观察会发现,法治并没有真正走进生活,变成生活事实。造成法治“表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治文化根基的缺失,特别是私法文化的缺失。历史表明,私法文化精神构成了法治秩序的内在动力和支撑,因此,必须积极培育私法文化,才能有效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使法治秩序变成生活现实。
  • 刑事法治实践中的回应型司法——从中国暂缓起诉、刑事和解实践出发的分析
  • 近年来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兴起的暂缓起诉和刑事和解制度,对中国传统的刑事司法理想构成了实质性挑战,意味着一种新的刑事司法形态——回应型刑事司法在中国的萌芽。更重要的是,由于回应型刑事司法能够解决中国大量的现实难题,并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因此可能成为未来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但由于各种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其在短时间内获得长足发展的空间可能较为有限。
  • 反思民事诉讼模式改革——从司法的纠纷解决力切入
  • 以“申诉信访率”的变迁为切入点,可以揭示法院司法能力弱化的现状。通过勾勒关系图及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现行诉讼模式改革思路片面强调限缩法院审判权力而忽视当事人诉讼能力仍然相当微弱这一事实。进而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当事人诉讼能力微弱的社会原因,及其对诉讼模式建构的影响。根据这些观察和分析,可以看出在社会转型的现实下,整体上仍须要将法院的司法权力维持在一定范围和行使的强度内,在国家与社会关于纠纷解决的资源配置方面,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当担负起应有的公共责任。
  • “重实体,轻程序”命题的语境分析——兼论程序正义问题
  • “重实体,轻程序”作为一个法学命题,是一个已被接受的主张、某种标准的区分、还是被编织起来的观念之网结?这些并未予以充分言明,或许只有参照它所服务的理论目的,我们才能有所理解。在其语境当中考察,可以发现“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至少有着描述上与判断上的难题。运用所谓“极性原则”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并结合“程序正义”观念来分析,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某种表达式的转换是最为根本的。
  • 原则、规则与法律推理
  • 近年来大陆法学界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对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性质、地位、效力及适用问题展开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所谓逻辑差异,是指该差异不是偶然的或程度上的,而是这两种规范的概念上的必然属性。选择理由论的理由是:无论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规则,都是要为人们提供行为理由。法律是通过影响行为人的实践推理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的。但是,不同性质的理由影响实践推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法律原则固然是法律所致力实现的价值,但法律事业主要是一种用规则来玩的游戏,即通过规则的中介实现其背后的原则。规则存在的必要性,来自于原则作为理由的不完全性。其主要功能在于将一个不完全的原则具体化,或者确定冲突原则的特定解决方案。
  • 论行政法史的学科定位
  • 行政法史的研究在行政法学界是一个相对薄弱的范畴,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法理学界和行政法学界尚没有一个学术流派乃至于学者有意识地为行政法史这一学科进行定位。在学科定位的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学者们不可能有一个清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略。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有必要对行政法史进行学科定位。行政法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独立于法史学、独立于行政法学、独立于比较行政法学、独立于行政法演进学。行政法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有独立的资料来源、有独立的知识体系。通过构建独立的行政法史,不至于使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发生历史断层;通过构建独立的行政法史,不至于使行政法和行政法学陷于过去的事物中;通过构建独立的行政法史,不至于使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处于超现实之中。
  • 自然体权利:权利的发展抑或终结?
  • 权利的成立是有条件的。人文主义和主体自由是权利的两大核心要素。自然体权利论对权利之人文精神和主体自由的反动与剥离,带来的不是权利的发展,而是因消解权利要素所带来的权利的终结。要警惕自然体权利论带给传统权利理论的混乱与颠覆。在权利话语泛滥的时代背景下,权利概念的使用尤须慎重。
  • 面子与法律——基于法社会学的视角
  • 面子是在人际交往中依据自我表现而作出的评价,它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在人际交往中具有资源交换的重要功能。面子“对人不对事”,与法律制度“对事不对人”的运作要求构成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正式法律制度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退隐。中国的面子文化十分发达,格式化要求的法治规则与中国人面子交往的生活图景并不十分合拍,面子文化对法律的不断侵袭导致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陷入困境。因此,中国的法治化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制定法律或简单地通过法律移植就能成功,立法与相应文化土壤的培植必须同时进行。而法律制度在预先制定时,也必须尽量排除面子与人情的运作空间,以减少和杜绝面子规则潜入和寄生于其中的可能。
  • 现代认同、多元文化与公民理论
  • 认同危机是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民族关系领域不平等的显露,并表达为文化权利的要求;这是边缘群体通过文化身份的抵抗和斗争;公民理论围绕多样的“文化问题”展开,普遍公民身份不能是对少数群体的“他者”呈现为主流文化的优势;少数族群文化表达的平等要求也并不针对国家认同提出分离性要求。现代法学理论承认多重认同为权利话语并提供宪政的证明,现代法治国家以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共享价值为共同基础,通过包容多重认同而获得和平和安宁。
  • 法律合法性的批判与超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法政治学思想比较
  • 自韦伯首先系统地研究合法性问题以来,围绕着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一直成为法政治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尔根·哈贝马斯以法兰克福学派特有的批判气质,以其交往行为理论重新构筑了法律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不仅深刻剖析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的病灶所在,而且以程序主义法范式赋予法律合法性新的证成进路。
  • 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
  • 作为一个不容忽视又常被忽视的学术概念,法律意识形态在法理学与法社会学研究中极具有现实性、前瞻性、分析力与解释力。从间接与宏观的意义上来说,法律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总体中的一个具体形式与类型;从直接与微观的意义上来说,法律意识形态处于法律意识的整体结构之中。相较于认识论角度,社会学角度是法律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突破口,正是这一角度使法律意识形态得以成为一个有前景的学术概念。基于意识、意识形态、法律意识等基本学理与辩证、唯物史观的方法启迪,在有关法律意识形态的诸种观点基础之上,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并非空穴来风。
  •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正当性之维
  • 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程中,思考知识产权战略的正当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以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等权利束构筑而起的现代私权体系中,唯独出现知识产权战略化的需求,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的沉思。知识产权战略框架的提出是对传统私权范畴的超越。作为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知识产权战略以其评判性和规律性特质,彰显了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自主创新、政治文明和文化理念的特定影响和特殊关联。
  • 论代际正义的原则
  • 代际正义关系作为整体的人类的延续以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于代际正义的实现,应受制于一定的行为原则的要求。也就是说,当代人在处理涉及后代人利益的行为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本正义原则。这些原则具体指导当代人实施的涉及后代人的行为,对于实现代际正义有着重要的作用。必要保护、共同受益、促进交流和仁慈审慎原则是代际正义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关系上所适用的原则,这些原则符合代际正义的本质和其时代背景的要求。
  • 法律移植研究与当代中国的法律现代化
  • 法律现代化是中国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的某种内在规定。作为法律现代化的主要范式,法律移植主要因其在制度实践中的成就而获得了典范的位置。中国论者关于法律移植问题进行了三十年的研究,这三十年的研究为推动相关讨论做出了贡献,但是也显现出了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源于对“古今之争”、“中西之辨”以及全球结构的法哲学分析的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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